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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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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安 门 事 件 的 教 训

    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五年。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
   
    设计喧泄渠道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两次天安门事件,表现了人民要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反监督的矛盾的尖锐化。

    党和政府的专横腐败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评抗议又激怒了党和政府。这就是从八九民运到“六四”事件的进行机制。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一定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讲得又对又不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九八零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是夭折,肃清封建主义不是改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风波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八零年可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一九八九年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共产党享有特权和政权机构发生腐败愈演愈烈,人民的怨愤不断积累,总有一天要爆发。胡耀邦的逝世起了引爆的作用,就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加深了人民的不满。人民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反其道而行之,以撤换改革派领导人来压制和消弭人民的要求。如果没有一九八七年的那一场“反自由化”,就不会有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而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又是由一九八一年的“反自由化”、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一九八五年的镇压学潮逐步推动起来的。就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抓阶级斗争导致混乱,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总是归结为“自由化”反得不彻底。不去消除特权和腐败,而是用“反自由化”来压制人民对特权和腐败的不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确实是“迟早要来,一定要来”的。邓小平不作分析,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避免,在什么条件下不可避免,一味强调事件的必然性。这位“总设计师”无非是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设计辩护,推卸自己的责任。
    教训之一:若要避免不希望发生而在将来又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波,宜未雨绸缪。现在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比一九八九年更困难了。至少要设计一种便于人民喧泄怨愤的渠道。无论什么人,有气总是要出的。平时没有出气的地方,一旦抓住机会,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大出一口气。广开言路,解除报禁,让人民有气慢慢出,也许可以避免爆炸性事件的突然发生。当然,治本之道是满足人民的要求,以至无怨无愤,无气可出。
   
    遵守游戏规则
   
    发生了政治风波如何处置?
    八九民运提出的具体要求不过是和政府对话。对话本来是政府和人民的日常活动,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要求政府对话,已经是极大的讽刺了,而政府竟拒绝对话。善良的中国人民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实现。党和政府一再激化矛盾。要求对话就是“动乱”。对话没有实现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人民要求撤销“四·二六社论”,收回“动乱”的帽子。党和政府的回答是戒严。人民奋起,劝阻军队进城。发昏章第三,下令开枪。人民并没有拿起武器,在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出动军队,至少是一种没有信义的行为。用邓小平所熟知的打桥牌的语言来说,叫做不遵守游戏规则。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论由三句话构成一个体系:“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靠“党指挥枪”取得政权以后,还是靠“党指挥枪”掌握政权。这种权力论,《沙家浜》中的胡传揆早就把三句话概括成一句话:“有枪便是草头王”。“六四”开枪,且不说正义不正义,就说必要不必要,对于党和政府来说,也是完全不必要的。除了政治上的无能想不出办法之外,主观上的原因就在于迷恋“党指挥枪”,只能说邓小平急于表现“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本色。
    “六四”开枪以后,陷入内外交困,殆非始料所及。其实,招致最大的损害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那就是出现了掌权的合法性危机。
    教训之二:不遵守游戏规则赢了也不光彩。遵守游戏规则是人际交往的起码要求,否则是无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常常不遵守游戏规则。思想问题老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等当然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笼罩一切,已经够窒息了,政治问题又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如何得了!如果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将来不出军阀、不搞政变,就立下一个规矩:思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从政治上解决,只有发生武装入侵才能出动野战军来解决。是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手段来解决,一切都要照章办事。
   
    及早主动平反
   
    五年来,每逢“六四”,“党和国家领导人”胆战心惊,总是出动大批军警、便衣,先把北京大学控制起来。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个血腥的日子。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改革开放是一个焦点,“六四”事件是另一个潜在的焦点。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形成的政治态度,有四种排列组合,也可以说是四个派别:
    ——坚持改革,坚持开枪;
    ——反对改革,反对开枪;
    ——坚持改革,反对开枪;
    ——反对改革,坚持开枪。
    坚持改革和坚持开枪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反对改革和反对开枪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两者看起来相反,其实还有共同点,都是折衷主义的派别。坚持改革和反对开枪是有必然联系的,反对改革和坚持开枪也是有必然联系的。这两个都是彻底的派别,形成对立的两极。折衷主义的派别是不能持久的,必将分化,最终归入后两个派别中的一个。现在,“坚持改革,坚持开枪”成了主流派,邓小平当然是这一派的代表。暂时还能以折衷求平衡,但维持不了多久,下一个回合就是两个彻底的派别的较量。“六四”事件是比改革开放更为敏感的话题。邓小平身后,无论是权力机构的争斗,还是人民争取权利的运动,都将从这里破题。
    教训之三:为了消除隐优,“六四”事件宜及早平反、主动平反。常言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国人流的血太多了,无论是北京人民流的血,还是解放军战士流的血,都是不幸的。但愿不要再流血。欠了债总是要还的,能否探讨血债可以不用血来还?我想是可以的。当然在人民中种下了仇恨,不是很容易消解的,用别的办法需要加倍地偿还。如果欠了债不还,人家上门来逼债,说不定还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自己不还,弄不好就得由儿孙来还。所以,错过了时机,恐怕人家就不要你平反了。
    即使平反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不是平反了吗?为什么又出了更为严重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而且,制造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正是推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邓小平。邓小平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转换,颇为耐人寻味。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是群众拥戴的人物;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成了人民批判的对象。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因而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把人民打成“反革命暴徒”,又输得精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站在毛泽东的位置上,使赵紫阳成为受害者。在在皆足以说明,中国社会有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条件,而邓小平不过充当了历史的玩偶。“六四”事件平反以后,就要进一步追究发生天安门事件的制度上的根源。
   
   
   《大路》月刊(美国)199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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