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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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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安 门 事 件 的 教 训

    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五年。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
   
    设计喧泄渠道
   
    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两次天安门事件,表现了人民要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反监督的矛盾的尖锐化。

    党和政府的专横腐败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评抗议又激怒了党和政府。这就是从八九民运到“六四”事件的进行机制。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一定要来,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讲得又对又不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九八零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是夭折,肃清封建主义不是改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风波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八零年可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一九八九年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共产党享有特权和政权机构发生腐败愈演愈烈,人民的怨愤不断积累,总有一天要爆发。胡耀邦的逝世起了引爆的作用,就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加深了人民的不满。人民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反其道而行之,以撤换改革派领导人来压制和消弭人民的要求。如果没有一九八七年的那一场“反自由化”,就不会有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而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又是由一九八一年的“反自由化”、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一九八五年的镇压学潮逐步推动起来的。就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抓阶级斗争导致混乱,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总是归结为“自由化”反得不彻底。不去消除特权和腐败,而是用“反自由化”来压制人民对特权和腐败的不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确实是“迟早要来,一定要来”的。邓小平不作分析,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避免,在什么条件下不可避免,一味强调事件的必然性。这位“总设计师”无非是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设计辩护,推卸自己的责任。
    教训之一:若要避免不希望发生而在将来又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波,宜未雨绸缪。现在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比一九八九年更困难了。至少要设计一种便于人民喧泄怨愤的渠道。无论什么人,有气总是要出的。平时没有出气的地方,一旦抓住机会,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大出一口气。广开言路,解除报禁,让人民有气慢慢出,也许可以避免爆炸性事件的突然发生。当然,治本之道是满足人民的要求,以至无怨无愤,无气可出。
   
    遵守游戏规则
   
    发生了政治风波如何处置?
    八九民运提出的具体要求不过是和政府对话。对话本来是政府和人民的日常活动,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要求政府对话,已经是极大的讽刺了,而政府竟拒绝对话。善良的中国人民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实现。党和政府一再激化矛盾。要求对话就是“动乱”。对话没有实现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人民要求撤销“四·二六社论”,收回“动乱”的帽子。党和政府的回答是戒严。人民奋起,劝阻军队进城。发昏章第三,下令开枪。人民并没有拿起武器,在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出动军队,至少是一种没有信义的行为。用邓小平所熟知的打桥牌的语言来说,叫做不遵守游戏规则。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论由三句话构成一个体系:“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靠“党指挥枪”取得政权以后,还是靠“党指挥枪”掌握政权。这种权力论,《沙家浜》中的胡传揆早就把三句话概括成一句话:“有枪便是草头王”。“六四”开枪,且不说正义不正义,就说必要不必要,对于党和政府来说,也是完全不必要的。除了政治上的无能想不出办法之外,主观上的原因就在于迷恋“党指挥枪”,只能说邓小平急于表现“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本色。
    “六四”开枪以后,陷入内外交困,殆非始料所及。其实,招致最大的损害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那就是出现了掌权的合法性危机。
    教训之二:不遵守游戏规则赢了也不光彩。遵守游戏规则是人际交往的起码要求,否则是无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常常不遵守游戏规则。思想问题老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等当然也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笼罩一切,已经够窒息了,政治问题又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如何得了!如果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将来不出军阀、不搞政变,就立下一个规矩:思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从政治上解决,只有发生武装入侵才能出动野战军来解决。是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手段来解决,一切都要照章办事。
   
    及早主动平反
   
    五年来,每逢“六四”,“党和国家领导人”胆战心惊,总是出动大批军警、便衣,先把北京大学控制起来。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个血腥的日子。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改革开放是一个焦点,“六四”事件是另一个潜在的焦点。围绕着这两个焦点所形成的政治态度,有四种排列组合,也可以说是四个派别:
    ——坚持改革,坚持开枪;
    ——反对改革,反对开枪;
    ——坚持改革,反对开枪;
    ——反对改革,坚持开枪。
    坚持改革和坚持开枪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反对改革和反对开枪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两者看起来相反,其实还有共同点,都是折衷主义的派别。坚持改革和反对开枪是有必然联系的,反对改革和坚持开枪也是有必然联系的。这两个都是彻底的派别,形成对立的两极。折衷主义的派别是不能持久的,必将分化,最终归入后两个派别中的一个。现在,“坚持改革,坚持开枪”成了主流派,邓小平当然是这一派的代表。暂时还能以折衷求平衡,但维持不了多久,下一个回合就是两个彻底的派别的较量。“六四”事件是比改革开放更为敏感的话题。邓小平身后,无论是权力机构的争斗,还是人民争取权利的运动,都将从这里破题。
    教训之三:为了消除隐优,“六四”事件宜及早平反、主动平反。常言道:“血债要用血来还。”中国人流的血太多了,无论是北京人民流的血,还是解放军战士流的血,都是不幸的。但愿不要再流血。欠了债总是要还的,能否探讨血债可以不用血来还?我想是可以的。当然在人民中种下了仇恨,不是很容易消解的,用别的办法需要加倍地偿还。如果欠了债不还,人家上门来逼债,说不定还是“血债要用血来还”;自己不还,弄不好就得由儿孙来还。所以,错过了时机,恐怕人家就不要你平反了。
    即使平反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不是平反了吗?为什么又出了更为严重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而且,制造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正是推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邓小平。邓小平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转换,颇为耐人寻味。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是群众拥戴的人物;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成了人民批判的对象。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因而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本;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把人民打成“反革命暴徒”,又输得精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站在毛泽东的位置上,使赵紫阳成为受害者。在在皆足以说明,中国社会有发生天安门事件的条件,而邓小平不过充当了历史的玩偶。“六四”事件平反以后,就要进一步追究发生天安门事件的制度上的根源。
   
   
   《大路》月刊(美国)199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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