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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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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是在传统观念的胃脘中消化、吸收的,表达新思想的词汇大多是固已有之。现在流行的时髦名词,诸如革命、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是来自古代汉语。旧概念注入了新思想,一方面旧概念得到改造,另一方面新思想也往往发生变异。
   

   §§民主的两种不同内涵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民主”概念是指“民之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书·多方》(约成书于公元前1020年),其一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意谓人民的主人,具体所指就是成汤。成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的领袖。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夏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夏桀是暴君,成汤变革天命,推翻了夏桀的统治,是为“民主”。在后来的春秋时代,含义更为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民之主”是为民作主。《七品芝麻官》中的主人翁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古代,能够为民作主就是了不起的德政。为民作主比不顾人民死活要好,但决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近代的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民之主”,而是“民为主”;不是为民作主,而是人民自己作主。“民之主”是主宰人民,“民为主”是人民主宰一切。因此,现代汉语中的“民主”一词,可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蕴含两种根本对立的内涵。
   
   鸦片战争冲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19世纪60、70年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翻译了《万国公法》、《万国公报》等典籍,其中频繁出现“民主”之词。但最初是沿袭古代的含义,称美国总统为“民主”。美国总统是民选的,体现了“人民主权”。“民主”逐渐转变成与“君主”相对的概念。⑴“民之主”过渡到“民为主”,是为近代的“民主”概念。既然同一“民主”词汇,实现了从古代概念到近代概念的演进,也很容易出现返祖现象。中国人在运用“民主”的词汇时,有时是用为民作主的“民主”来偷换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以民主为号召;取得政权后却强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也是为民作主的“民之主”吗?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海外民运又抬出一个“民主之父”,还是“民之主”。仰望“民主之父”恩赐雨露、阳光,非但不是民主,完全是反民主。
   
   §§民主不是为了爱国
   
   近代的民主思想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在长期的专制统治的历史上,中国具有反专制的传统,重民轻君,平等兼爱,天下为公,等等。由于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民本主义尚未发展为民主主义。但反专制的传统是接受民主的思想基础。反专制并非等于民主。中国人勇于反对不民主,还不善于理解民主。
   
   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历程,在出发点上,先进的人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中国为什么落后?”而不是“人民为什么无权?”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才倡言民主。近代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追求民主的两个特点:第一,从国家出发,而不是从人民出发;第二,从功利出发,而不是从利权出发。寄希望于民主迅速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另一方面,同样从功利出发,如果被认为不合用,也可弃之不用。
   
   最早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共和国方案的是孙中山。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政府。为争民主而倡革命。革命思想家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后,必为民主”。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1919年前后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启蒙运动的旗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依然是激动人心的口号。
   
   为了反对专制,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为了反对愚昧,从西方请来了“赛先生”(Science, 科学)。但从“五四”至今80多年,这两位先生还没有在中国安家落户。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弄清楚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家谱。在西方,民主的前提是“人”。西方追求民主的历程,在出发点上提出的问题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并进一步提升为人权。民主、自由都是一种利权,为什么要民主、要自由?就为实现人的利权,即人权。“五四”的主题是“国”,启蒙不是启“人”之蒙,而是启“国”之蒙。一切都归结为救国、爱国。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要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的主权,于是救国、爱国压倒了一切。虽然具有客观原因,还是要说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不深刻、不彻底。“五四”运动之前140多年,北美《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要求独立不为别的,就为实现人人所应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利权。所以说,《独立宣言》实际上是人权宣言。国家尊严、民族独立是需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终极的关怀是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五四”时代把“国”的概念看得至高无上,民主不过是救国、爱国的手段。因此“五四”运动也叫“爱国民主运动”。“爱国”在先,“民主”随后。
   
   为了救国,可以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向国民党政府要民主,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认为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就不能要民主了。1951年,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到选举,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句老口号。无疑问,过去在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底下,提出这个宣传口号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那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口号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底下要求立即实行,对于中国人民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还不完全适合的,因而也是不能完全采用的。”⑵直接选举不能“要求立即实行”,过了50多年总该实行了吧?还是不准备实行。民主只能用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在共产党政权下就不能实行了。1957年,有多少人因为要求实行民主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民主应通向人权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示威运动,从民主还是通向爱国,不是通向人权。这次运动在行动上大大超过了“五四”,在理念上却停留在“五四”,依然是“爱国民主运动”。但70年之后重复“五四”的口号,意义并不相等。“五四”时代面临着卖国与救国之争,强调爱国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显示出对政府的批判意义。1989年的抗议示威运动高喊“爱国”就显得无的放矢,非但不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而且把政府恭维为批准“爱国”的权威。1919年的“五四”运动讲爱国是反对政府卖国;1989年的抗议示威运动讲爱国是乞求政府承认“学生爱国”,学生代表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跪进陈情表。1989年的运动的理念还是10年前思想解放运动的倒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西单民主墙,已经从民主通向人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蔑视人、糟蹋人、残害人的运动,清算“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归结为维护人的尊严、要求人的利权。邓小平指斥“要人权”是“耸人听闻的口号”,把它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⑶可见提出人权问题,击中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要害。讲爱国是难不倒共产党的,只有从民主讲到人权才能反对专制。
   
   在中国,即使是反对不民主的民主运动,也还没有弄清楚民主的根源。民主和爱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愿从今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再屈从于爱国,应是人权民主运动,而不是爱国民主运动。
   
   
   注:
   
   ⑴1875年,郑观应的《易言·论公法》表明了这一演变:“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
   
   ⑵《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4页。
   
   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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