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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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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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是在传统观念的胃脘中消化、吸收的,表达新思想的词汇大多是固已有之。现在流行的时髦名词,诸如革命、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是来自古代汉语。旧概念注入了新思想,一方面旧概念得到改造,另一方面新思想也往往发生变异。
   

   §§民主的两种不同内涵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民主”概念是指“民之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书·多方》(约成书于公元前1020年),其一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意谓人民的主人,具体所指就是成汤。成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的领袖。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夏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夏桀是暴君,成汤变革天命,推翻了夏桀的统治,是为“民主”。在后来的春秋时代,含义更为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民之主”是为民作主。《七品芝麻官》中的主人翁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古代,能够为民作主就是了不起的德政。为民作主比不顾人民死活要好,但决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近代的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民之主”,而是“民为主”;不是为民作主,而是人民自己作主。“民之主”是主宰人民,“民为主”是人民主宰一切。因此,现代汉语中的“民主”一词,可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蕴含两种根本对立的内涵。
   
   鸦片战争冲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国的大门。19世纪60、70年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翻译了《万国公法》、《万国公报》等典籍,其中频繁出现“民主”之词。但最初是沿袭古代的含义,称美国总统为“民主”。美国总统是民选的,体现了“人民主权”。“民主”逐渐转变成与“君主”相对的概念。⑴“民之主”过渡到“民为主”,是为近代的“民主”概念。既然同一“民主”词汇,实现了从古代概念到近代概念的演进,也很容易出现返祖现象。中国人在运用“民主”的词汇时,有时是用为民作主的“民主”来偷换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以民主为号召;取得政权后却强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也是为民作主的“民之主”吗?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海外民运又抬出一个“民主之父”,还是“民之主”。仰望“民主之父”恩赐雨露、阳光,非但不是民主,完全是反民主。
   
   §§民主不是为了爱国
   
   近代的民主思想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在长期的专制统治的历史上,中国具有反专制的传统,重民轻君,平等兼爱,天下为公,等等。由于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民本主义尚未发展为民主主义。但反专制的传统是接受民主的思想基础。反专制并非等于民主。中国人勇于反对不民主,还不善于理解民主。
   
   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历程,在出发点上,先进的人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中国为什么落后?”而不是“人民为什么无权?”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向往西方的政治制度,才倡言民主。近代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追求民主的两个特点:第一,从国家出发,而不是从人民出发;第二,从功利出发,而不是从利权出发。寄希望于民主迅速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另一方面,同样从功利出发,如果被认为不合用,也可弃之不用。
   
   最早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共和国方案的是孙中山。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政府。为争民主而倡革命。革命思想家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后,必为民主”。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1919年前后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启蒙运动的旗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依然是激动人心的口号。
   
   为了反对专制,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为了反对愚昧,从西方请来了“赛先生”(Science, 科学)。但从“五四”至今80多年,这两位先生还没有在中国安家落户。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弄清楚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家谱。在西方,民主的前提是“人”。西方追求民主的历程,在出发点上提出的问题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并进一步提升为人权。民主、自由都是一种利权,为什么要民主、要自由?就为实现人的利权,即人权。“五四”的主题是“国”,启蒙不是启“人”之蒙,而是启“国”之蒙。一切都归结为救国、爱国。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要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的主权,于是救国、爱国压倒了一切。虽然具有客观原因,还是要说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不深刻、不彻底。“五四”运动之前140多年,北美《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要求独立不为别的,就为实现人人所应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利权。所以说,《独立宣言》实际上是人权宣言。国家尊严、民族独立是需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终极的关怀是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五四”时代把“国”的概念看得至高无上,民主不过是救国、爱国的手段。因此“五四”运动也叫“爱国民主运动”。“爱国”在先,“民主”随后。
   
   为了救国,可以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向国民党政府要民主,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认为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就不能要民主了。1951年,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到选举,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句老口号。无疑问,过去在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底下,提出这个宣传口号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那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个口号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底下要求立即实行,对于中国人民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还不完全适合的,因而也是不能完全采用的。”⑵直接选举不能“要求立即实行”,过了50多年总该实行了吧?还是不准备实行。民主只能用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在共产党政权下就不能实行了。1957年,有多少人因为要求实行民主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民主应通向人权
   
   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示威运动,从民主还是通向爱国,不是通向人权。这次运动在行动上大大超过了“五四”,在理念上却停留在“五四”,依然是“爱国民主运动”。但70年之后重复“五四”的口号,意义并不相等。“五四”时代面临着卖国与救国之争,强调爱国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显示出对政府的批判意义。1989年的抗议示威运动高喊“爱国”就显得无的放矢,非但不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而且把政府恭维为批准“爱国”的权威。1919年的“五四”运动讲爱国是反对政府卖国;1989年的抗议示威运动讲爱国是乞求政府承认“学生爱国”,学生代表甚至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跪进陈情表。1989年的运动的理念还是10年前思想解放运动的倒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西单民主墙,已经从民主通向人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蔑视人、糟蹋人、残害人的运动,清算“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归结为维护人的尊严、要求人的利权。邓小平指斥“要人权”是“耸人听闻的口号”,把它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⑶可见提出人权问题,击中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要害。讲爱国是难不倒共产党的,只有从民主讲到人权才能反对专制。
   
   在中国,即使是反对不民主的民主运动,也还没有弄清楚民主的根源。民主和爱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愿从今以后,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再屈从于爱国,应是人权民主运动,而不是爱国民主运动。
   
   
   注:
   
   ⑴1875年,郑观应的《易言·论公法》表明了这一演变:“泰西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
   
   ⑵《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4页。
   
   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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