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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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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宪法的精神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注意到,具体的法之中存在着抽象的法的精神。法没有法的精神,就象人没有人性。没有人性的人才会造出没有法的精神的法。专制主义的法就是没有法的精神的法。专制主义的唯一原则是把人不当人,当牛马,当赠品,当棋子,当工具,当螺丝钉,当什么都有,当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当人。把人不当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没有人性。资产阶级反封建时,在维护人的尊严的同时,特别重视探讨法的精神。有了法的精神,才会有不断完善的法。一般来说,法有法的精神;特殊来说,宪法有宪法精神。
   

   如果制定一部宪法,授予或保证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应有利权,这是徒有其名的宪法,而实质上不是宪法,因为它违反宪法精神。中国有宪法而没有权威,也是因为名曰宪法而缺乏宪法精神。
   
   §§列举宪法精神的主要之点
   
   在欧美国家,政治民主化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前奏和伴奏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几百年间孕育了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在宪法中,形成宪法精神。宪法精神的内涵,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障人权
   
   世界近代史的黎明,始于以人权对抗王权、对抗神权。英国的立宪运动所产生的最早的文献《利权请愿书》、《人身自由令》和《利权法案》等,记载了争取人权的历程。1789年,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成了1791年的法国宪法的序言。美国宪法在1791年增加了十条保障人权的修正案。宪法的人权精神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保障人的利权。人权优先于国家,不受国家的侵犯,而政府应当维护人权。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为了保障人的不可转让的利权,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如果政府损害这种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天然的和不可动摇的利权,还特别强调这种利权之一是反抗压迫。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是作为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以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决定随时加以比较。
   
   第二,尊重个人
   
   享有人权的主体的人是个人,享有宪法利权的主体也应该是个人。现实的人,首先是作为个人来到世界上,然后才结成社会进行活动。因此,一切人的价值必须立足于个人才是现实的。美国的人权法案在列举公民个人应享有的利权之外,又规定:不得认为“凡由人民所保留的其他利权可以被取消或抹杀”。凡是宪法规定的利权,必须落实到公民个人;凡是宪法没有规定的利权,仍然保留给公民个人。关于保留利权的理论,充份体现了对个人的尊重。个人与个人,价值相等,国家对一切个人必须平等相待。这就是法律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机会均等,只是保障出发点的平等,并不保障最终结果的平等。
   
   西方意识形态强调个体的人,东方意识形态强调群体的人,各有片面性。人,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个体和群体的统一才是完整的人。但比较起来,强调个体的人,具有现实性;忽视个体而强调群体的人,具有虚幻性。所以,西方从强调个体的人发展出人权观念,而东方强调群体的人没有发展出人权观念。人权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又从追求个体人权延伸到追求群体人权。现代宪法所规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利权就是群体人权。
   
   第三,主权在民
   
   反对王权、神权作为国家主权,是为了确立人民主权,即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因此,国家事务就是人民的事务,一切人和每个人都是民主政治的主体。经林肯的发挥,主权在民的具体内容就是“民有、民治、民享”。个人与个人的意见并非常常一致,为了以多数人的意见体现人民主权,必须实行多数决定的原则。任何宪法都是以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或权力属于人民为旗帜。连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在他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中也不得不写上“主权在民”的字样。
   
   第四,自由国家
   
   由于主张人权优先于国家,政府是为了保障人权而设立的。既然政府的任务是保障人权,就不应干预个人生活,只要维持社会治安就可以了。这种尊重个人自由的国家就是自由国家,在19世纪,叫做“夜警国家”(巡更守夜的国家)。马克思主张“把靠社会供养又而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⑴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自由国家,才能显示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自由发展的力量。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爆发,社会矛盾加剧,推动了变革。于是消极的自由国家转变为积极的福利国家。1919年的魏玛宪法是转向福利国家的肇始。但魏玛宪法并未得以实施。1935年,美国通过第一个福利法案。正是一系列福利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调整了社会关系,资本主义才得以度过危机,继续发展。福利国家也叫做社会国家。20世纪产生的宪法,由于受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影响,或多或少都带有社会国家的色彩。在俄国、东欧、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的干预过于积极,因为没有经过自由国家的阶段,声称为人民谋福利,结果是“拿鞭子将人民赶入天堂”,成了极权国家。
   
   第五,法的统治
   
   宪法的作用就是实行法治,宪法的一切承诺都是在法治中实现的。不能实行法治的宪法,无论开出多少承诺,都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为了实行法治,必须控制政府权力;为了能够控制政府权力,必须使权力分立。典型的权力分立理论和实践,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也有两权分立或五权分立;总之,只有分立的权力才便于制约。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以利权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对于不可分割、不可制约的权力,法律是无可奈何的,即使颁布了宪法,也不是法的统治,而是极权统治。近现代的政党政治更加促成政府权力的分立,因为不同的政党可以主导不同的权力,从而相互制衡。政党的竞争和轮替执政,又更加依赖于法治。
   
   §§培育宪法精神才能树立宪法权威
   
   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本来与西方国家不同,而宪法产生后又与宪法精神背道而驰。50、60年代,大举批判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直到70年代末,还指责“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中国的宪法上,连人权的词句都没有,遑论人权精神。迫于国内和国际的压力,口头上人权不反了,又反自由化,总之还是反宪法精神。消除了宪法精神的宪法,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宪法的条文,执行起来不能不走样。树立宪法权威,首先必须停止一切反宪法精神的举措,不仅如此,还要大力培育宪法精神。
   
   具有宪法精神的宪法,才能成为宪法至上的权威。人民只能对宪法表示忠诚,不能对任何政党和个人表示忠诚。
   
   §§“党大”还是“法大”?
   
   在中国,发生过“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1979年,针对某些地方干部说“县委比宪法大”,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说,宪法是党中央领导下制定的,任何地方党委都要服从党中央制定的法律,因此,宪法比地方党委大。⑵宪法比地方党委大,是因为制定宪法的党中央比地方党委大。有人问:那么,党中央和宪法哪个大?彭真一时语塞。后来想出答案来了,通过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法学家张友渔发表出来:“宪法是根据党的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方针政策,通过权力机关制定的,就这一点来说,‘党比宪法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党就要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就这一点来说,‘宪法比党大’。”⑶这就是“党大”还是“宪法大”的标准答案。
   
   宪法大还是共产党大,问题的提出已经够荒唐了;荒唐的问题产生于荒唐的现实。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它规定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等等“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共产党的党章也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文件规定是宪法至上,实际活动是共产党至上,所以才会产生疑问。问题的解决更是荒唐:立法是共产党至上,执法是宪法至上。共产党可以立一个法领导人民去执行,结果执法也是共产党至上。1958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改变了宪法规定的行政体制。党领导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时候,宪法就搁在一边了,哪有什么“宪法比党大”?立法和执法可以分权,但宪法至上的原则不能分裂。如果立法是党派精神,执法怎么会有宪法精神?
   
   
   注:
   
   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
   
   ⑵《人民日报》1979年7月29日。
   
   ⑶《新宪法是我国最好的一部宪法》,《宪政论丛》第92页,群众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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