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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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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邓力群们成派立党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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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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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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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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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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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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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国权、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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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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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1957年1月,冯定来到北京大学,始而被尊为“红色教授”,后又成了“修正主义者”。这是那个时代的戏剧人生。
    冯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生涯,1952年因一篇文章而闻名全国。
    “三反”、“五反”运动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时,共产党内有一股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情绪。这种情绪由理论家表达了出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了艾思奇、于光远、杨耳(许立群)、吴江等人的文章,认为资产阶级不再具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了,那就是反动性。毛泽东发现了问题,指出《学习》杂志“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那时倒没有整文章的作者,而是追究领导的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检讨,并被降为副部长,由习仲勋任部长。同一时期,冯定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题目也很长,叫做《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他认为,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两面性,不赞成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这篇文章被毛泽东看中,肯定观点“基本正确”,修改了“有些缺点”,命《学习》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转载,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毛泽东是文章里手,经他一改,增色不少。在一批著名理论家犯错误的时候,冯定被认为站在正确方面。
    冯定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华东局撤销后,1952年6月到北京任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马列学院一分院是为外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机构。后来发现,脱离了本国的实际学习马列主义,就象当年苏联为中国共产党所培养的干部那样,大多成了教条主义者。1956年,撤销马列学院一分院,二分院改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冯定调到北大。毛泽东说:“就当一个教授,不要当领导。”他主张,冯友兰可以讲他的唯心主义,让冯定讲唯物主义,两家唱对台戏。谁知对台戏没唱起来,“文化大革命”中二冯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同唱一台戏。
    按共产党的惯例,不当领导好象不能体现人的价值,冯定还是当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冯定在北大是级别最高的人(行政六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才八级),拿的钱比一级教授还多。因为他的资格很老,他是1925年底参加共产党的。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件之后去了苏联,在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在地下工作期间曾脱党。后又找到党组织,去了苏北解放区,投入新四军。脱党的这一段历史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大麻烦。

    北大党委分工让冯定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具体落实下来,只是每年向全校学生做一、两次大报告。他的宁波官话不好懂,更为成问题的是他没有练出做报告的架势。到北大做报告的那些带兵的、搞群众运动出身的老干部,个个都是语言大师。象何长工,他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大老粗,讲话却很生动。陈毅、胡耀邦等人更不用说了,他们一登台就特别吸引人,在报告的过程中总是笑得人前俯后仰。他们做报告有一定的腔调,和平时讲话不一样。每句话的后半句必提高声调,特别是最后几个字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迸出来的,因此在大庭广众之中人人都听得很清楚。这种报告腔,林彪最典型。大概是战争年代练出来的本事,那时没有扩音器,必须讲究做报告的技巧。冯定平时谈话也很风趣,但做起报告来象坐在那里谈家常,絮絮叨叨,每句话的最后几个字往往含糊其词,前一句话没听清,后一句话就接不上了。有一次,李普(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别出心裁,冯定作报告时在大饭厅的台上树立一块大黑板,让我将关键词作板书。虽然我写的字大如斗,坐在五排以后的人就看不清了,效果丝毫未见改善。那时对学生管得严,听不懂也得坐在那里从头听到尾,会场上嗡嗡声不断,但不能走人。如果是现在,恐怕人都跑光了。
    冯定作为哲学系的教授,开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一开始有很多人慕名前来旁听,两次以后人就越来越少。他讲课也象做报告那样,学生不得要领。但学生考试就犯难了,只好由助教来帮助教授“归纳”要点。
    冯定在北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哲学课程,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人们追忆的东西。他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提出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倡议。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语多溢美之词,但对于冯定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恰恰估计不足。⑴
    (一)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迷信苏联,以为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才有资格出版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士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本书,所据者均是斯大林哲学体系。
    1938年,苏联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⑵,是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世以前,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界是比较活跃的,还没有确立思想垄断。当时苏联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德波林(1881——1963年)以及在他周围的一批哲学家,执哲学界之牛耳。斯大林发动德波林的两个学生,一个米丁,一个尤金,带头造反,批判老师。哲学批判演变为政治围剿,德波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德波林学派被打成“匪帮”。批倒批臭了德波林,斯大林就以自己的著作占领哲学阵地。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注意从理论中引出实践意义,在普及哲学方面起过良好的作用,也有一些便于应用的警句,如:“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但在哲学理论方面是肤浅的,而且包含着严重的错误。
    斯大林的著作一出,哲学教科书形成固定的框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成两大块;先讲辩证法,后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四个基本特征;唯物主义是三个基本特征;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四个要点。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了两个板块,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是一块整钢。原因在于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作了错误的说明。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照此说来,在时间上,是先有辩证唯物主义,经过“推广”,才有历史唯物主义。⑶在理论上,辩证唯物主义只适用于自然界,历史唯物主义才适用于社会生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这种说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真实过程和理论的逻辑联系。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仅止于解释自然,在社会历史面前就停步了。马克思借助辩证法,把唯物主义进一步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从自然到社会,是唯物主义的彻底发挥,也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在时间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时产生的。在理论上,历史唯物主义非但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而且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特别指出,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义语)的论述,是他“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⑷在体系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内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层次,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板块。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哲学变革中具有决定意义,但不是在体系中占有最高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是“辩证唯物主义”(Dialetic Materialism),“唯物辩证法”(Materialist Dialectics)为同义语,不是如斯大林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斯大林不仅割裂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时又割裂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他认为,辩证法只是研究自然界的“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是人把自然界“看作”如此,还是自然界本来就如此?人把自然界“看作”如此的“方法”又是从哪里来的?他还认为,唯物主义只是“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的“理论”。难道唯物主义只能解释自然而不能应用?如果唯物主义能够应用,难道就不是方法?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斯大林割裂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同时又割裂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似乎唯物主义是世界观而不是方法论,辩证法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
    在斯大林的哲学体系中,是没有认识论的,他只是在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中讲到认识问题。哲学面向三个领域:客观世界的领域,主观世界的领域,主客观相互作用的领域。主客观相互作用的领域就是认识论研究的范围。因为斯大林不研究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认识论,实践的观点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不具应有的地位,也不能理解作为研究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结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何以是统一的。
    斯大林的哲学,不仅在体系上层次混乱、互相割裂,在观点上也有许多错误。 他把量变质变和事物的内在矛盾与联系和发展并列,说成辩证法的四个“特征”,从而取消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他根本不提否定之否定,而后苏联哲学界把否定之否定说成是黑格尔主义。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发生作用所出现的前进运动、上升运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纳入量变质变。显然,量变质变并非都是前进运动、上升运动。水的分子运动从量变到质变,成了冰或汽,冰或汽又可以变成水,有什么前进、上升?斯大林论述矛盾时,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片面地强调“斗争”,这是他在实践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斯大林说:“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的哲学派别,不是唯心主义,而是不可知论。他将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混为一谈,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又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恩格斯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基本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本原性问题,依据这一方面的不同回答,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派别才是不可知论。恩格斯说,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⑸因为黑格尔是坚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非但唯心主义并不等同于不可知论,唯心主义者还曾驳斥过不可知论者。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斯大林根本没有提到。也象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一样,这些哲学上深刻的命题,都是他的思维能力所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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