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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法律和所有权
·法律和道德
·法律和正义
·法律和宗教
·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国家权力和法律制度
·集权和分权
·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
·取消一党专权
·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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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郭罗基,未满十七岁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二十三岁任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外事处)中共党组织书记时辞官求学,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提前两年毕业,任教於哲学系。自反右运动始,郭罗基走上了一个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挨整而不悔。七十年代,郭罗基发表的言论和文章在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造成了重大影响。一九八二年邓小平下令强制将郭罗基全家逐出北京。一九八六年九月邓小平将郭罗基与魏京生、王炳章并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郭罗基在南京积极参加了民主运动,“六四”镇压後因强烈抗议当局镇压暴行而被清除出党,接着又被取消了博士生导师资格和讲课权利。从一九九二年一月开始,郭罗基因“共产党违法”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进行诉讼活动,先後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控告国家教委和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最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五万言的《公民上书》,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同年十一月,郭罗基应邀到达美国,先後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访问教授、高级研究员。
   从老革命到党内反对派
   亚:谢谢您接受采访。这个采访似乎晚了五年多。记得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您到达美国之後不久,《中国之春》编辑部曾经与您联络过采访之事,被您婉拒。您能不能先说一说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某些变化?

   郭:你很能够挖掘问题。既然现在接受采访,首先要回答以前为什么不接受采访。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没有接受采访,也没有到处演讲。为什么呢?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就客观方面来说,海外媒体有一种格式,凡是国内出来一个有影响的人就蜂拥而上,连续报导,我说这叫新闻爆炸。过於热烈的捧场是把你放在炉子上烤。天安门广场出来的一批学生领袖就是这样被捧杀、被烤焦的。我不愿意被捧杀、被烤焦,所以尽量回避新闻媒体的追逐。从主观方面来说,我在中国的时候什么话都敢讲,而到了美国反而什么话都不敢讲。我敢不敢讲话不在乎是否有压迫,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一个人要讲话,既要顾及对自己的後果,也要想一想别人会有什么反映。我刚到美国,对美国不了解,对海外民运也不了解,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宁愿不讲。一九九三年的华盛顿会议结束时我讲了一句话:我对共产党是看透了,对海外民运还没有看透。记得在你写的报导中还引用了我的这句话。在不能看透的时候需要观察、思考,切忌乱讲话。现在我接受采访是否就是说已经看透了呢?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但至少可以说看够了。我的讲话会引起什么反映,大致能够估计到。经过五年多的观察,我可以接受采访了。不过现在有了新的困难。以前在中国,什么都记得很牢,这是为了时刻准备对付党委书记的谈话。现在在美国,心情放松了,过去的事情都忘了。我的主要注意力是在想未来。新四军在茅山地区战斗的时候唱过一支好听的歌,其中有两句话是:“抬头望前面朝霞,莫回顾身後黑影。”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意境。我现在就是这个意境。不想回顾过去,只求前瞻未来,探索从现在到未来的道路。不瞒你说,为了接受你的采访,我苦思冥想了两天半,还不包括以前找材料的时间。
   亚:郭先生作事情历来认真谨慎。我们也尽可能理解和体谅先生的心境。像郭先生这样的人从国内出来,即便不对海外民运抱有成见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戒备心理,因而要保持一些距离。先生在国内一直坚持合法斗争,如果与被共产党视为非法或者反动组织的民运组织建立某种联系,可能也会影响先生的合法斗争的形象。
   郭:这倒没有。主要是在国内时对海外民运一点不了解,只知道情况很复杂。民运组织中没有人和我主动联系,当时《中国之春》发表我在国内的起诉书、上诉书,我也是来到海外才知道的。
   亚:在这里,请您把自己的经历作一个介绍。
   郭:我一九三二年五月出生於江苏无锡。无锡这个地方,出两种人,一是资本家,一是读书人。我幼年时代在这种环境中成长,也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响,一是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我生在一个穷困的家庭,对于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有切身的体验。所以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因而政治上比较早熟。一九四七年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未几即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我在一个中学被开除,党派我到另一个中学开辟工作。两个月,我就折腾出一个“学生自治会”,自任理事会主席。只有我们这一个“学生自治会”是民办的,其他都是官办的。国民党城防指挥部把我的名字列入“黑名单”,我满不在乎。那时的想法,像现在有些人说的,当一个终身的“职业革命家”。当了六载少年革命家,想法又变了。我总觉得在共产党内不自在,好像权力越大真理就越多;我自己,心里想的不能完全说出来,说出来的又不完全是心里想的。不当“职业革命家”了,想当一个历史学家;研究从过去到现在,为了探索从现在到将来。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大历史系。但大学也是共产党的天下,那种不自在的感觉依然存在。一九五七年以後,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向共产党的反对派,我从此陷入厄运。一九六五年,我和北大哲学系的一些人被发配到农村,党委书记陆平对我们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当时已作好思想准备在农村消磨一生了。“文化大革命”一来,又改变了命运。那时有一种逻辑,凡是过去受党委迫害的,现在就是“左派”。我受迫害的历史悠久,成了“老左派”。兴奋了一阵,又不自在了。我对“文化大革命”观望了八个月,才决心投入。只有投入才能有发言权,我不愿意当历史上的旁观者。第一个行动是贴了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如果不跳出来,我这个“老左派”完全可以过太平日子。一旦开了头,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当了两次“反革命”,关过禁闭,住过“牛棚”(名副其实的牛棚,是北京大兴县104农场的养牛棚),劳动改造了三年,批斗了无数场,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靠边站”。粉碎“四人帮”以後,又兴奋了一阵。当我起来清算共产党时,反被共产党“清算”了。一九八二年邓小平把我们全家赶到南京。“六四”以後,抗议镇压,被共产党剥夺精光,出国以前我是靠朋友的接济过活。到了美国,人生已过花甲,才享受到自在的生活。自由亚洲电台对我采访时问:“你对共产党有没有仇恨?”我说:“没有,我还要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培养。”我入党的时候是个毛孩子,知识的增长,能力的提高,人格的塑造,都是在共产党内完成的。我在共产党内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不能说从一个中学生到大学教授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与共产党无关。把我清除出党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变,是党变了。”我陷入了一个悲剧:我是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追求民主才参加共产党,结果共产党加在我头上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来说,也是一个悲剧:它培养了我,又造就了自己的反对派。更严重的是历史的悲剧:流血牺牲,前仆後继,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为了追求幸福却得到一个苦果。我反对共产党不是出于个人的仇恨,而是想解开历史的死结。二十世纪的共产党现象,还是一个社会科学之谜。不要以为,共产党只是一帮坏蛋组织起来干坏事,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把深刻的问题浅薄化了。
   亚:尽管您在反右斗争中遭受过批判,但是总的说来,至少在文化革命之前,从担任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到西哈努克亲王之子的教学组长,还是很受共产党信任的,您是否也这样认为?您的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否像不少人一样开始於文化革命?
   郭:我在共产党内虽然遭受压制和打击,也曾经受到信任和重用,这是对的;但是你说的时间界限不对。我从参加共产党起,一直被认为是好党员、好干部,得到信任和重用,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一九五七年之後,我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走上叛逆的道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反对派。一九六二年之後,我就被认为是“一贯反领导”,每次政治运动都有我的份,成了“老运动员”。一九八二年在我被赶出北京之前,有人帮我统计了一下,我一共受过十一次批判斗争,与共产党历史上有过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次数相同。我在上大学之前已经是一个局长一级的干部,而在“四人帮”垮台前,我最大的头衔是“教学小组长”,这在大学里是一个最小的“官”,而且多次被撤职。
   亚:为什么您的转折发生在一九六二年?
   郭:说来话长,长话短说吧。我在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都受到过批判,我也作了检讨,当时心目中的党是正确的,有什么问题总是自己错了。五七年我没有被戴上右派帽子是侥幸。五九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受批判。当时我虽然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是在压力下也不得不再作检讨。在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共产党为了笼络人心,连毛泽东也作了检讨,还平反了一些以前的冤案。我也得到了甄别与平反。很多人在得到甄别之後洋洋得意,我却痛苦万分:五九年我本不应该检讨,为什么要检讨?这时才真正应该作检讨的检讨。从此我下了决心,要为真理而斗争,再也不作违心的检讨。此後,从北京大学到南京大学,我历来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从来不作检讨的人”。其实不是“从来”,因为检讨错了才不作检讨。在那是非颠倒、帽子横飞的年代,为了坚持不作检讨,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
   亚:可不可以说一说一九七七年您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批评当时的市长吴德的经过?
   郭:我被选上人民代表就是一个故事。那时人民代表的选举,都是党委提名候选人,然後全部当选。北京大学原先的十一名候选人中没有我的名字,北大师生到党委强烈要求将我列为候选人。党委层层向上汇报,後来答应在原定名单中加上一个,我成了第十二名。从这里可以看到民主的实质是人民显示力量,当然这种事情也只有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北大才可能发生。我被选上了。我觉得我这个人民代表是人民推举的,不是官方任命的,我一定要为人民讲话。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个议程是选举全国人大的代表,候选人名单中有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及作家浩然。曹协助康生作了不少坏事。浩然在文革中紧紧追随江青文艺路线,以致有“天下作家一浩然”之说,因为别的作家都被打倒了。我们提出这两个人不能当全国人大代表,我和北大的几个代表举手投了反对票。这在以前的人代会上是没有的。我还在两千多人的全体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批评了一九七六年镇压天安门事件的革委会主任吴德又压制揭发批判“四人帮”。我的发言得到热烈的鼓掌,许多代表在我发言之後走上台来与我握手。这在天安门事件尚未获得平反的当时是一个“地震”。後来形势急转直下,主席团违反会议的议程宣布延长五天,专门讨论我的发言。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指示:“一定要把他压下去”。对我围攻了五天,说我的发言是“右派言论”,还说北京大学是出右派的地方。
   亚:本刊每期发表一篇有关的人物专访,主要是试图比较全面地反映海外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尽可能给以一个比较公正的历史评价。这里并不包含对某个个人思想行为的特意表彰,更不是为人们提供什么榜样。当谈起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历史发展的时候,也许人们不能不承认先生在七十年代的言论和文章对於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起的相当积极的作用。一九七九年六月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为张志新烈士鸣不平的《谁之罪?》和十一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章,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请介绍一下这些文章的写作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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