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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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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官 方 的 人 权 观 念 的 迷 思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变化
   
    中国的人权状况经常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和人权政策并非从来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十分强调工人、农民的人权要求。到了抗日时期,还扩大到“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毛泽东说:“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可以有“同等的人权”,可见人权是不同阶级的人的共同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的主张。争取和保障人权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权。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还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建立了更加严密的一党专权。轮到别人向共产党要人权的时候,同样也不答应。几十年中,非但没有保障人权,而且不断批判人性论,拒斥人权要求。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可说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运动。七十年代末,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发出“要人权”的呼声,聚集在民主墙前的人们组成了“中国人权同盟”。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把“要人权”说成属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之列。支持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中国共产党,却摧毁了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权同盟”。“要人权”的人反而被进一步剥夺了人权。
    起初,凡是提到人权,只有一种,必是资产阶级的无疑。八十年代,美国开创“人权外交”,北京也作出了反应。人权从一种变成两种。邓小平说:“什么是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所讲的人权是两回事,观点不同。”从一概不讲人权到讲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权;你讲你的人权,我讲我的人权。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向人民开枪。全世界谴责“六四”流血事件,谴责的标准不是什么革命和反革命,而是人权和反人权。如果按两种人权论声称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人权”,说不通了。于是又有了新的说法:人权是一国内政,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意谓开枪不开枪、人权反人权由我自家作主;我讲我的人权,再加不容他人干涉。从此,中国政府以“不许干涉内政”作为抵挡批评人权状况的盾牌。

   
   对人权的分析
   
    人权,可以分析为应有人权、实有人权、现有人权。
    凡是做人应当具有的权利就是应有人权。
    世世代代控诉人间的不平、维护为人的尊严,将一切善良愿望和热烈追求归结到一点:人要活得象个人样,于是就产生了“人权”的概念。
    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说,论证人权是不可被剥夺、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学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它的论证方式有缺点。为了说明人权从来就有,不得不向前追溯。追溯得过远了,一直追溯到“自然状态”。如果是自然状态,人还不成其为人;作为人而存在,就是人类社会。人权是在人类社会中形成的。印度发现的“狼孩”,从天赋来说是自然人,因为他脱离了人类社会,所以没有人性,也无人权可言。“天赋人权”说又把人权看作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人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权不是天赋的,但可以说是当然的,只要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具有不证自明的应有人权;应有人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联合为一个共同体,具体的人都是栖息于一定的国家、社会。应有人权是一切人的权利,但它的实现不得不受制于各种不同的条件。应有人权是通过不同国家的制度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来实现的,这是具体的人实际拥有的人权,即实有人权。
    法律规定的可以实现的人权并非必定实现,规定和事实可能不一致,现在享有的人权才是现有人权。
    实有人权往往只是应有人权的某种程度或某些部分,现有人权又往往只是实有人权的某种程度或某些部分。
   
   中国官方在人权观念上的错误
   
    主要的错误有两点:
    第一,以实有人权否定应有人权,以为法律规定的权利就是人权的全部。
    中国政府的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中说:“需由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对人权制度予以确认和保护。”这句话没有错。由此而得出:“中国政府一贯认为,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并否认人权的普遍性,反对国际制约。这就错了。首先必须承认普遍的应有人权的存在,这是国内立法的前提;如果否认这个前提,国内立法有什么可“确认和保护”的?应有人权的存在和应有人权通过国内立法来实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国内立法不可能穷尽应有人权的全部;相反,正是要用应有人权的标准来衡量法律的好坏。法律之所以坏,就在于它违反应有人权;守法和执法并不能“确认和保护”人权。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妇女没有选举权。难道妇女“本质上”就该没有选举权?只能说这种国内立法不符合应有人权。别人不能强迫一个国家改变歧视妇女的法律,这个国家也不能禁止别人批评、指责这种法律。白皮书中说:“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适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自然也适用于人权问题。”这又错了。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而人权问题是处理世界范围内的人与人关系,当然不能适用同一准则。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包括人权问题)从外部发动战争、颠覆别国政府,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但国际社会对一国的恶劣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指责、制裁,却符合人际关系的准则。事实证明,对前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的制裁,对改善南非的人权状况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以实有人权代替现有人权,以为法律上规定了就是事实上做到了。
    白皮书在论证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显著成就”、“巨大贡献”时,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列举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上规定的实际拥有的人权,并不等于事实上做到的现在享有的人权。
    例如,白皮书中写道:“中国法律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应享合乎人道的物质生活待遇和监狱、劳动场所管理人员必须对罪犯实行文明管理,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而已,执行的结果,事实如何?事实是狱中的政治犯、良心犯经常送出受到酷刑和虐待的报告,而中国政府又拒绝国际人权组织的视察。
   中国官方的生存权理论是反人权的
    中国政府为不良的人权记录辩护,不能不捉襟见肘。白皮书强调的首要人权是生存权,认为中国政府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是“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生存权是普遍的应有人权,不是国内立法所规定的权利。人的生存是不需要法律规定的,不是法律规定人生存才能生存,事实上即使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中国政府在抗拒批评、指责、制裁时,强调人权的国内立法;中国政府在炫耀对人权的贡献时,又到国内立法之外去寻找论据。
    某些人批评中国政府强调的生存权是“动物权”。这种批评未必正确,应当批评中国政府恰恰极不尊重生存权。生存权当然是首要的人权,人无法生存,其他一切权利都谈不上。但中国政府所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生存权是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的,不是对个人来说的。大跃进失败以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几千万。国家的生存权、特别是共产党的生存权保住了,但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存权。“六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官方理论家说:“镇压反革命暴乱正是维护了全国人民的生存权。”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就可以消灭个人的生存权。只要国家不亡、民族不灭,对于个人来说不管死多少,对于政府来说不管杀多少,还是维护了生存权。这种生存权理论究竟是维护人权还是扼杀人权?
   
   
   《大路》月刊(美国)199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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