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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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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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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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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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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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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一个不停地思考的大脑停止了思考;但它已经作出的思考必将激发别人不停地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王若水,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凌晨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逝了,享年七十有五。
    天人永隔长相忆
    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是一月七日,去世的前一天。他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呼吸急促,声音微弱,一见面就问:“国内有什么消息?”我不愿让他焦虑,轻松地说:“平安无事。”一个在中国遭受无情打击的知识分子,垂危之际,隔着太平洋还在遥念中国,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这个苦难的而又为我深深所爱的中国”。他为自己不能完成写作计划而遗憾。我说:“你可以口述,录下音来。”他说:“声音太小,录音的效果不好。”他的爱妻冯媛在一旁说:“你放心,我把你的思想都记录下来了。”若水眯上眼睛微笑,好象在享受这句话所赋予的温馨。他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还有什么放不下?有的,两件事,一是中国,一是思想。
    他身患癌症,与病魔抗争了四年。去年八月,来到波士顿治病。久别重逢,我们相见甚欢。他还是保持一贯的风度,头脑冷静,思路清晰。我们相期,不久的将来回到北京,与那里的“自由化”朋友,纵论国事,臧否人物。眼前的若水形容枯槁,怕是起不来了,我不禁黯然神伤。为了掩饰自己,故作欢笑,一定是很不自然。他看出来了,会心地轻声细语,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很快就会过去,下个星期转到康复医院。在北京也是时好时坏。”毕竟是重病在身,过了一回,他说:“我累了,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你就坐在这里陪陪我。”临走时,我望着他的安详的面容,没有再打扰他。谁知从此天人永隔。
    人生的异化
    一九六零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讨论六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们初次相识。我原以为王若水有一把年纪了,因为他成名已久,不料才三十多岁。他每天早上跑步、打篮球,比我二十多岁的人还活跃。我们彼此很容易理解。此后的几十年,在大风大浪中,我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往往不约而同、不谋而合。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命运,铸成真诚的友谊。
    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我们都是在学生运动中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为追求民主而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们怀抱理想,甘愿牺牲,为建立新政权而奋斗。新政权建立后,却反过来迫害我们。共产党加之于身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国民党。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对立物,这就是我们哲学家所要研究的异化。我们陷入了异化的人生悲剧。首先是因为中国陷入了异化的历史悲剧。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共产党,又建立了自己先前反对一党专权。共产党的异化是我们个人异化的前提。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土八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管理城市,我们这些学校里的地下党员纷纷成了党政干部。王若水在北大哲学系没有毕业就被抽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从科长、委员、书记一路上去。我们这些爱好自由的心灵,对于官场生涯天然就不兼容。若水说,他感到“精神上受压抑”;我说,我感到“越来越不自在”。若水要求调到大学或报社去工作,按当时的说法叫做“闹情绪”。居然也闹成了,一九五零年他转到《人民日报》。我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闹情绪”,闹了两年才闹成,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我们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候都立志一辈子当“职业革命家”;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志向变了,不当“职业革命家”了,一心想走学者之路。本意是远离权力中心,退居文坛。谁知文坛和政坛一样,还是党天下。无处可退了,只能面对现实,发生冲突。“精神上受压抑”、“越来越不自在”的感觉非但没有消失,而且越发加重,以至上升为概念、判断、推理。忠诚的共产党员,始而为党内的异见者,终则成党外的反对派。我们由怀抱理想加入共产党,又因坚持理想而离开共产党。
    “桌子的哲学”轰动一时
    若水出过一本书,书名是《在哲学战线上》。他是中国哲学战线上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价值就在于引起争议。如果抽去王若水,中国的现代哲学史恐怕就会散架。后来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潮,不能不读王若水的书。
    六十年代,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王若水是一方的主将。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反对“大跃进”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认为浮夸风的根源是把思维当存在,因而反对哲学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杨献珍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哲学上并不是正确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简单。在中央党校,以艾思奇为首的另一派与之发生争论。后来,这种争论推向社会。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方,主将由艾思奇变为王若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杨献珍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艾思奇、王若水认为是辩证法的命题,在黑格尔那里是唯心主义的,在马克思那里又是唯物主义的。
    为了宣传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若水写了一篇通俗文章《桌子的哲学》。有了桌子,才有桌子的观念。第一张桌子是怎样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脑子里必是先有造桌子的观念。由此,阐述了由存在到思维、由思维到存在的转化,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艰深的哲学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一时之间,街谈巷议都在讨论“桌子的哲学”。后来,在康生的指使下对杨献珍进行政治上的讨伐,王若水就沉默了,他并没有落井下石。杨献珍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而歪用哲学命题。康生整杨献珍是惩罚他反对“大跃进”,同时又把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搞成政治问题。在哲学讨论中支持杨献珍的一方都受到株连。
    粉碎“四人帮”后,杨献珍得到平反。他又旧事重提,指责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方是施加政治迫害。跟着康生起哄的人当然没有资格讲话了。王若水却并不避嫌,他区分了政治讨伐和哲学讨论,并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进行了一番清理,总结理论上的教训,写成几篇长文。从此这一讨论掩旗息鼓,说明王若水的论点是很难反驳的了。
    坚定不移反极左
    若水维护原则的坚定性不仅表现在理论上,更为可贵的是表现在政治上。
    林彪垮台后,群众自发地批判极左路线。周恩来支持群众批极左。张春桥、姚文元却要“反右”。反“左”还是反右?在中国是政治风向标。反右,意味着“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搞“大批判”,整人;反“左”,意味着“落实政策”,纠正冤案,宽松。若水是主张反“左”的。趁张春桥、姚文元不在北京,他编发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这一下触犯了张、姚。
    当时全国的报刊和各地领导人的调子也很混乱,有的反“左”,有的反右。若水一不做二不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全国应执行反“左”的方针。他对周恩来的言论表示同意,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言论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作了批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哪知道张春桥、姚文元的背后就是他。王若水真正“并不高明”的地方是没有看透毛泽东,还给他写信,自投罗网了。就算“并不高明”,抵得上什么罪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拿着鸡毛当令箭,当着周恩来的面,在人民大会堂把王若水训了五个半小时。张春桥的结论是:《人民日报》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走狗鲁瑛回去就发动“批邪”运动,从一九七二年年底到一九七四年年底,整整批了两年。胡绩伟、王若水成了“《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作出处理:胡绩伟发配外地,王若水下放北京郊区大兴县当农民。遭到中南海打击的王若水,却受到纯朴的农民的爱护,当地老乡都说:“老王不是坏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案子翻了过来,胡绩伟、王若水又回到《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他们俩担任总编和副总编。胡绩伟、王若水当政的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反思文革必须批毛
    若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近几年,理论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王若水就是一位出色的闯将。
    最大的思想牢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构筑起来的;彻底解放思想就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汪东兴抛出两个“凡是”,并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五号文件,还要追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上海的王申酉、江西的李九莲等优秀青年就是死在五号文件的刀下。
    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实践检验为法宝破了两个“凡是”,毛主席的话也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了。但毛主席本人是否可以用实践标准来评价?还是一个禁区。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胡耀邦所说的一大批“闯将”冲破了这个禁区。冲破禁区是冒风险的,后来不少“闯将”都纷纷中箭落马。王若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在会上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长篇发言,整整讲了一天。理论务虚会是由胡耀邦主持、一百多人参加关起门来讨论的内部会议,每个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都刊登简报,便于六个组的会议参加者互相交流。但人们往往违反规定,这些简报在北京城里到处传阅;刊登王若水发言的这份简报流传更广,还出现了秘密的手抄本。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喜悦,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深切体会。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后来成为若水长期思考、研究的课题。这一次来美国后,他还抱病作演讲。若水的特点是分析细致、态度冷峻,毫无情绪化的语言。他的目的,不是停留在谴责罪恶,而是重在挖掘根源,改变现实。他说过,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仅仅归之于一个人的过失和几个人的阴谋,不是科学的说明。毛泽东产生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上演于中国。我们应当继王若水之后来研究和消除中国这块黄土地产生毛泽东、上演“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条件。
    找回人道主义
    若水不仅勇于坚持原则,也善于反省自己。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理论界对于人道主义都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思想武器。从“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看到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灾难性后果。有良心的理论家纷纷醒悟了,周扬和王若水比我们大家想得彻底、干得勇敢。一九六四年,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大批人道主义,曾得到毛泽东的表扬。粉碎“四人帮”后,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左倾思想作自我批评。他和陆定一是共产党老干部中幡然悔悟的典型。一九八三年三月,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部分,是他和王若水商量后由王若水起草的。共产党内掌握宣传大权的顽固派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立即发动对周扬和王若水的围攻,反对宣传人道主义、研究异化。由此,又触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邓力群宣布:周扬、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阮铭和我是全国范围的重点人物。在这六个人中,王若水受到的打击最大,他被撤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幸而胡耀邦力挽狂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维持了二十八天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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