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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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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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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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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和修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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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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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一个不停地思考的大脑停止了思考;但它已经作出的思考必将激发别人不停地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王若水,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凌晨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逝了,享年七十有五。
    天人永隔长相忆
    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是一月七日,去世的前一天。他躺在病床上,戴着氧气罩,呼吸急促,声音微弱,一见面就问:“国内有什么消息?”我不愿让他焦虑,轻松地说:“平安无事。”一个在中国遭受无情打击的知识分子,垂危之际,隔着太平洋还在遥念中国,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这个苦难的而又为我深深所爱的中国”。他为自己不能完成写作计划而遗憾。我说:“你可以口述,录下音来。”他说:“声音太小,录音的效果不好。”他的爱妻冯媛在一旁说:“你放心,我把你的思想都记录下来了。”若水眯上眼睛微笑,好象在享受这句话所赋予的温馨。他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还有什么放不下?有的,两件事,一是中国,一是思想。
    他身患癌症,与病魔抗争了四年。去年八月,来到波士顿治病。久别重逢,我们相见甚欢。他还是保持一贯的风度,头脑冷静,思路清晰。我们相期,不久的将来回到北京,与那里的“自由化”朋友,纵论国事,臧否人物。眼前的若水形容枯槁,怕是起不来了,我不禁黯然神伤。为了掩饰自己,故作欢笑,一定是很不自然。他看出来了,会心地轻声细语,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很快就会过去,下个星期转到康复医院。在北京也是时好时坏。”毕竟是重病在身,过了一回,他说:“我累了,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你就坐在这里陪陪我。”临走时,我望着他的安详的面容,没有再打扰他。谁知从此天人永隔。
    人生的异化
    一九六零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讨论六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们初次相识。我原以为王若水有一把年纪了,因为他成名已久,不料才三十多岁。他每天早上跑步、打篮球,比我二十多岁的人还活跃。我们彼此很容易理解。此后的几十年,在大风大浪中,我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观点往往不约而同、不谋而合。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命运,铸成真诚的友谊。
    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我们都是在学生运动中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为追求民主而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们怀抱理想,甘愿牺牲,为建立新政权而奋斗。新政权建立后,却反过来迫害我们。共产党加之于身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国民党。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对立物,这就是我们哲学家所要研究的异化。我们陷入了异化的人生悲剧。首先是因为中国陷入了异化的历史悲剧。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权的共产党,又建立了自己先前反对一党专权。共产党的异化是我们个人异化的前提。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土八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管理城市,我们这些学校里的地下党员纷纷成了党政干部。王若水在北大哲学系没有毕业就被抽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从科长、委员、书记一路上去。我们这些爱好自由的心灵,对于官场生涯天然就不兼容。若水说,他感到“精神上受压抑”;我说,我感到“越来越不自在”。若水要求调到大学或报社去工作,按当时的说法叫做“闹情绪”。居然也闹成了,一九五零年他转到《人民日报》。我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闹情绪”,闹了两年才闹成,一九五五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我们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候都立志一辈子当“职业革命家”;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志向变了,不当“职业革命家”了,一心想走学者之路。本意是远离权力中心,退居文坛。谁知文坛和政坛一样,还是党天下。无处可退了,只能面对现实,发生冲突。“精神上受压抑”、“越来越不自在”的感觉非但没有消失,而且越发加重,以至上升为概念、判断、推理。忠诚的共产党员,始而为党内的异见者,终则成党外的反对派。我们由怀抱理想加入共产党,又因坚持理想而离开共产党。
    “桌子的哲学”轰动一时
    若水出过一本书,书名是《在哲学战线上》。他是中国哲学战线上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价值就在于引起争议。如果抽去王若水,中国的现代哲学史恐怕就会散架。后来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潮,不能不读王若水的书。
    六十年代,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王若水是一方的主将。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反对“大跃进”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认为浮夸风的根源是把思维当存在,因而反对哲学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杨献珍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在哲学上并不是正确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命题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简单。在中央党校,以艾思奇为首的另一派与之发生争论。后来,这种争论推向社会。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方,主将由艾思奇变为王若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杨献珍认为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艾思奇、王若水认为是辩证法的命题,在黑格尔那里是唯心主义的,在马克思那里又是唯物主义的。
    为了宣传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若水写了一篇通俗文章《桌子的哲学》。有了桌子,才有桌子的观念。第一张桌子是怎样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脑子里必是先有造桌子的观念。由此,阐述了由存在到思维、由思维到存在的转化,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艰深的哲学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一时之间,街谈巷议都在讨论“桌子的哲学”。后来,在康生的指使下对杨献珍进行政治上的讨伐,王若水就沉默了,他并没有落井下石。杨献珍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而歪用哲学命题。康生整杨献珍是惩罚他反对“大跃进”,同时又把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搞成政治问题。在哲学讨论中支持杨献珍的一方都受到株连。
    粉碎“四人帮”后,杨献珍得到平反。他又旧事重提,指责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一方是施加政治迫害。跟着康生起哄的人当然没有资格讲话了。王若水却并不避嫌,他区分了政治讨伐和哲学讨论,并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进行了一番清理,总结理论上的教训,写成几篇长文。从此这一讨论掩旗息鼓,说明王若水的论点是很难反驳的了。
    坚定不移反极左
    若水维护原则的坚定性不仅表现在理论上,更为可贵的是表现在政治上。
    林彪垮台后,群众自发地批判极左路线。周恩来支持群众批极左。张春桥、姚文元却要“反右”。反“左”还是反右?在中国是政治风向标。反右,意味着“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搞“大批判”,整人;反“左”,意味着“落实政策”,纠正冤案,宽松。若水是主张反“左”的。趁张春桥、姚文元不在北京,他编发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这一下触犯了张、姚。
    当时全国的报刊和各地领导人的调子也很混乱,有的反“左”,有的反右。若水一不做二不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全国应执行反“左”的方针。他对周恩来的言论表示同意,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言论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作了批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哪知道张春桥、姚文元的背后就是他。王若水真正“并不高明”的地方是没有看透毛泽东,还给他写信,自投罗网了。就算“并不高明”,抵得上什么罪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拿着鸡毛当令箭,当着周恩来的面,在人民大会堂把王若水训了五个半小时。张春桥的结论是:《人民日报》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走狗鲁瑛回去就发动“批邪”运动,从一九七二年年底到一九七四年年底,整整批了两年。胡绩伟、王若水成了“《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最后作出处理:胡绩伟发配外地,王若水下放北京郊区大兴县当农民。遭到中南海打击的王若水,却受到纯朴的农民的爱护,当地老乡都说:“老王不是坏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案子翻了过来,胡绩伟、王若水又回到《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他们俩担任总编和副总编。胡绩伟、王若水当政的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反思文革必须批毛
    若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近几年,理论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王若水就是一位出色的闯将。
    最大的思想牢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构筑起来的;彻底解放思想就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能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汪东兴抛出两个“凡是”,并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五号文件,还要追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上海的王申酉、江西的李九莲等优秀青年就是死在五号文件的刀下。
    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实践检验为法宝破了两个“凡是”,毛主席的话也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了。但毛主席本人是否可以用实践标准来评价?还是一个禁区。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胡耀邦所说的一大批“闯将”冲破了这个禁区。冲破禁区是冒风险的,后来不少“闯将”都纷纷中箭落马。王若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他在会上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长篇发言,整整讲了一天。理论务虚会是由胡耀邦主持、一百多人参加关起门来讨论的内部会议,每个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都刊登简报,便于六个组的会议参加者互相交流。但人们往往违反规定,这些简报在北京城里到处传阅;刊登王若水发言的这份简报流传更广,还出现了秘密的手抄本。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喜悦,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深切体会。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后来成为若水长期思考、研究的课题。这一次来美国后,他还抱病作演讲。若水的特点是分析细致、态度冷峻,毫无情绪化的语言。他的目的,不是停留在谴责罪恶,而是重在挖掘根源,改变现实。他说过,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仅仅归之于一个人的过失和几个人的阴谋,不是科学的说明。毛泽东产生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上演于中国。我们应当继王若水之后来研究和消除中国这块黄土地产生毛泽东、上演“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条件。
    找回人道主义
    若水不仅勇于坚持原则,也善于反省自己。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理论界对于人道主义都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思想武器。从“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看到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灾难性后果。有良心的理论家纷纷醒悟了,周扬和王若水比我们大家想得彻底、干得勇敢。一九六四年,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报告中大批人道主义,曾得到毛泽东的表扬。粉碎“四人帮”后,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左倾思想作自我批评。他和陆定一是共产党老干部中幡然悔悟的典型。一九八三年三月,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周扬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部分,是他和王若水商量后由王若水起草的。共产党内掌握宣传大权的顽固派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立即发动对周扬和王若水的围攻,反对宣传人道主义、研究异化。由此,又触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邓力群宣布:周扬、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阮铭和我是全国范围的重点人物。在这六个人中,王若水受到的打击最大,他被撤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幸而胡耀邦力挽狂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维持了二十八天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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