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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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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五四运动之后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了“三十而立”;至今已是70年,但我们远未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五四运动60周年的时候,人们发出长叹:“对我国建国30年来还处在这样落后的状态,我们深深感到惭愧。”⑴又过了10年,这种惭愧感有增无已。“五四”所推崇的法国大革命,二百年于兹。自由女神⑵却青春常在,她带领法国步入了现代化的新世界。立足“五四”,前瞻法国大革命,后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由得生发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感。历史老人,给我们一点启示吧!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西方资本主义大举入侵,打开了古老中华的国门,中国的国家地位和社会性质急剧地发生了变化。在外部关系上,中国的主权逐渐破碎,沦为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在内部关系上,资本主义在外来的刺激下冲破封建束缚而得到发展。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是传统的封建社会,但孕育着资本主义。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走向解体,但资本主义尚未确立,总之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⑶。帝国主义要进一步奴役中国,使之变为殖民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希望解除外来的威胁而又无力抗拒,只好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于是从大清帝国到北洋军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达成勾结。在拿破仑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侵略还具有反封建意义。法军所到之处,打击贵族,取消特权,大大削弱了当地的封建势力。到了19世纪,西方的侵略却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了封建主义而疯狂掠夺;封建主义依附于帝国主义而苟延残喘。一切的灾难都落在人民头上。人民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只有奋起反抗,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反对封建主义推动社会变革。为了推动社会变革,就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又要反对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从西方输入民族仇恨,一方面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一方面要从西方引进,一方面要向西方抵抗。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二律背反”。鸦片战争年代,深谋远虑的知识分子就提出“师夷”和“制夷”的关系问题。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基本上是按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方式解救社会危机的尝试,由于触及这种“二律背反”而陷入新的困扰。洋务运动只有引进,没有抵抗,成了昏聩的投降主义;义和团运动只有抵抗,没有引进,成了盲目的排外主义。只是趋向于任何一个极端都同样归于失败。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民族民主革命: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建立民主共和国,一方面反对外国侵略,谋求民族独立。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天生软弱,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后来认识到,“失败之根源”在于“与专制阶级谋妥协,……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⑷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的70年,改变现状的种种努力,由于无法解脱那种深刻的“二律背反”而统统归于失败。五四运动找到了出路,使“二律背反”得到了统一,这就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替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呈现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五四运动是三种运动的连环形成一浪高一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运动。
    第一阶段是以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而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毫不调和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
    第二阶段是1919年5月4日由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所引起,高喊“内除国贼,外争国权”的北京学生示威运动。示威者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抗议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32人。次日,全市学生罢课。这是中国近代使上积极表达政治参与的大规模学生“闹事”之先声。6月3日以后,北京数千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宣传爱国。抗议示威从北京波及其他城市,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罢课、罢市、罢工运动。在全民奋起中,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人民的强大压力,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准予”对外交失败负有责任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政府的卖国行为被遏,日本灭亡中国的步骤受阻。这一斗争的胜利又推动五四运动走向更高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1919年7月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通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辩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初试锋芒,在论战中取胜。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刊物等等活动,促使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在此之前早就开始了,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的洪流相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胜利的终端。
    第一阶段的新文化运动是进行启蒙的思想解放运动。
    第二阶段的学生和人民示威运动是救亡的政治抵抗运动。
    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是新兴的革命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作用的客体始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主体,第一阶段是知识分子运动。第二阶段是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知识分子运动过渡到工人运动、市民运动。第三阶段是知识分子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是步步深入的。每个阶段总有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但他只是止于五四运动的第一阶段。他认为学生和人民示威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挫折”。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等是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他们也没有越过第二阶段,成为革命者。这些五四运动的落伍者往往同中国历史的进步成反比,后来不少人当上了官僚、政客、汉奸。五四运动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毫无例外,都是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走过来的。
    “五四”前期的启蒙运动没有进行得很充分,出现了紧急的民族危机,因而立即转入救亡运动。但启蒙运动中民主思想的觉醒,推动了救亡运动中民族意识的高涨。救亡运动的迅速开展又携带着启蒙思想在全国到处飞扬。五四运动的第三阶段是为了深化救亡而又回到启蒙,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在第一阶段吹响启蒙号角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又走到历史的前台,担任了主角。这时的启蒙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从旧民主主义的启蒙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这时的救亡也不是原样继续,而是从资产阶级领导转换为无产阶级领导。五四运动的全过程是启蒙和救亡互相促进、交替进行,最后完成综合而达到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综合的革命运动。第二阶段时间虽短,影响巨大,并起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成为运动的标志,因此这一启蒙与救亡运动的全过程名之曰“五四运动”是合理的。
    五四运动实现了从西方引进和向西方抵抗的统一。引进什么?从西方引进民主主义,对反封建主义是有用的,对反帝国主义则未必。从西方引进民主主义之后又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这就掌握了反帝国主义的新式武器。从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转而向西方无产阶级学习,特别是“以俄为师”,消解了“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的困惑。如何抵抗?由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更不用说农民和地主阶级了)领导抵抗运动去反对强大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然是难以取胜的。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为抵抗运动带来了希望。总之,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了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去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仍然是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通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的开端,标志着中国革命航程的伟大转折⑸。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⑹。应该说,五四运动并不是失败的运动。它虽然没有立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但开辟了向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胜利进军的征途。五四运动之花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果。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显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之中。
    五四运动的特色是启蒙。启蒙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仁人志士早就致力于救中国,但没有进行启蒙。辛亥革命前,反满的声浪淹没了民主的呼喊。激进民主主义者邹容的警世之作《革命军》中尚且有“杀尽胡人”之说。革命的矛头指向满清王朝,对封建思想往往妥协,以致地主阶级的国粹派也侧身其间,只要声称反满,就可混迹革命。所以革命之前就种下了失败的祸根。辛亥革命果然失败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虽奋力苦斗,护法运动不过是辛亥革命的哀怨的余音罢了。这时新文化运动异军突起,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鉴于辛亥革命之失败,新文化运动是为了以思想启蒙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构造立国的“基础”。陈独秀讲得很清楚:“……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⑺新文化运动发动之初即表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⑻论者常误以为回避政治而垢病之。其实,并不热衷于“批评时政”而对中国社会作彻底的思考,寻求“根本问题”的解决,正是启蒙的优点。因为“时政”太坏,就事论事的“批评”不过是扬汤止沸,解决“根本问题”要釜底抽薪。这是一种文化进攻战略,对于旧势力、恶势力不是扭着打,而是放马厮杀,实行大迂回、大包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六条纲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⑼这就是并非“批评时政”而处处照应现实的新文化运动宣言书。“五四”之后,迫于形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卷入“时政”,因而启蒙难以为继,恰恰是缺点。
    启蒙的旗帜是民主和科学。反对《新青年》的人们罗织了几条罪状。陈独秀直认不讳,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而且,陈独秀向反对派提出挑战,逼着他们在民主和科学的问题上进行较量:“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用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陈独秀歌颂民主和科学,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出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他坚决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⑽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目标集中在“打倒孔家店”。民国以来,封建买办势力竭力提倡尊孔读经,成立“孔教会”,鼓吹“定孔教为国教”。《青年》发表易白沙的《孔子平议》,揭破“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然后“归咎孔子之自身”,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⑾。这是开风气之先,讲出了二千年来没有人敢讲的话。陈独秀、李大钊论证了孔教与帝制、圣人与皇帝、尊孔与复辟有不可离散之因缘。鲁迅、吴虞、高一涵、钱玄同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投入了批判传统、反对孔教的战斗行列。在中国,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必须推翻孔子的偶象。李大钊指出:“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⑿在中国,提倡科学,反对盲从,也必须推翻孔子的偶象。“孔子的学说,只因禁止批评,所以变成一种锢蔽思想的枷锁。”⒀戊戌的维新派虽对封建文化有所冲击,但他们仍然维护孔子的偶象,托孔子以改制。他们不是批判封建文化本身,只是力图进行改良,并用资本主义文化来补充,“构成一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⒁。“五四”的文化战士从根本上反对调和,勇敢地喊出“打倒孔家店”,表明中国的历史有了长足的进步。“五四”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不仅是一种强烈的追求,也是全新的价值标准。就象18世纪法国的理性法庭那样,20世纪的中国要由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审视一切、拷问一切、评判一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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