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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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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平运动到人权运动——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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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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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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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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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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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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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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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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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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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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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有限制词
   
    中共十五大提出一个时新的口号,叫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然後,建议全国人大修宪,载入宪法,以示郑重其事。
    法治就是法治。法治前面加上限制词,“社会主义法治”成了什么?凡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事,到了中国,总要加上限制词;一加限制词,好事就变了质。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⑴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地化入现代,向着现代化前进是社会的总体运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只是摘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其他都不要。现代化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变成四个现代化,不是增加了什么,而是失去了很多。四个现代化就没有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管理现代化、观念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人际关系现代化等等。⑵市场经济也要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词。原来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由“看不见的手”操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出现了看得见的“黑手”。民主加上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社会主义民主”的功用就在于反对西方的民主。人权的限制词略有变通,叫做与西方的人权“本质不同”。⑶民主政治、人权理念本来起源于西方,否定民主、人权的所自由来怎能叫民主、人权?社会主义还有限制词,又是“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有没有限制词?没有了。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封建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没有限制词的、赤裸裸的“中国特色”,就是专制主义的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治”就是非法治。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识的深化”。⑷“法制”是法律制度,“法治”是法的统治,各有所指,并非对同一事物不同程度的认识。“法制”有古代的法制和近代的法制,同样,“法治”也有古代的法治和近代的法治。“法治”与“法治”无一字之差,却有专制与民主之别。“依法治国”的法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如果不区别专制与民主,无论是“一字之差”还是一句之差、一篇之差,认识上“深化”不到哪里去。

   
    人治和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人治与法治都是确立国家的权威,但性质不同。
    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社会成员不能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活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人或几个人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最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君主、国王、皇帝掌握最高统治权,成为显赫的权威。人的权威还往往假借神的权威。到了近代民主社会,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权威所代替。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再是人,更不是神,而是法;人的权威也来自法。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消灭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颠覆政权,中国古代就不断上演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或者,控制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掌握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一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确立了法的权威,是不可轻易改变的,社会就在稳定中发展,什么军阀割据、宫廷政变、阴谋篡权都不可能发生。不管是谁当总统、首相,不管怎样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以人为权威的政治是人治,以法为权威的政治是法治。人治并非没有法,法治也离不开人;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
   
    专制的法治还是民主的法治?
   
    古代的人治社会中,就有人提倡法治,中国先秦的法家主张“任法而治”、“以法治国”。即使是人治的社会,以法治国多少可以防止统治者治国的主观随意性,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亚里斯多德就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但古代的法治不过是君主治国的一种方式。中国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老百姓。古人以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了不起了。假如王本人犯法呢?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法是王手中的工具,王非但不服从法,而且王的意志就是法,“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⑸这种法治还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法为君王所生,为臣民所守。王子犯了法,即使依法论处,王可以改变法律,所以实际上不可能“与庶民同罪”。近代的法治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具有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特权。美国十八世纪的著名政论家潘恩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⑹前一种法治是专制的法治,後一种法治才是民主的法治。有一种说法:“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⑺这就没有区别专制的法治和民主的法治。任何法治都有人的因素,但人和法的关系是不同的。专制的法治是把法当作工具,以人为权威,用法进行统治(rule by law);民主的法治是以法为权威,一切人服从于法,实行法自身的统治(rule of law)。
   
    法律是工具还是权威?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後,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局面,发生了转变。法律是有了,还要问:法律究竟起什么作用?中共领导人将“法制”改为“法治”,自以为“一字之差”认识就有了“深化”。其实,认识上真正需要深化的是,究竟实行民主的法治还是专制的法治?究竟是转到以法律为权威还是继续把法律当工具?
    何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法治国。”怎样“依法治国”?江泽民又说:“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循环论证。说来说去,“依法治国”还是共产党的特权,“党的领导”是先于法律、高于法律的,宪法和法律不过是共产党治国的工具。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传统的特色、古代法家的特色;所谓“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共产党的党治。具有法家特色的党治,实质还是人治。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法治与以法为权威的法治是根本不同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示威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中两个赞成、两个反对,最後由邓小平“拍板”。个人凌驾在国家权力机关之上,作出戒严、开枪的决定,完全暴露了中国的政府行为是共产党的党治,党治实即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治。
   
    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
   
    专制的法治是政治权力在法之上,法是当权者用来治老百姓的。民主的法治是法在政治权力之上,法首先是治当权者的,然後才能要求老百姓来服从。
    如果还是把法律当作工具,用来对付老百姓,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依法治民。如果以法律为权威,在政治权力之上,那么“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民不一定能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官必能依法治民。
    中国政府常常高喊“稳定压倒一切”。法治社会是用不着担心不稳定的;老是担心不稳定,就因为没有法治。稳定是需要的,但不稳定的因素在哪里?就在三千万人的官僚队伍,就在官僚队伍的贪赃枉法、横行不法。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友渔自问自答:“人民群众违法多还是干部违法多?後者多。受多年封建统治影响,人民不敢违法,干部却敢于作威作福。”⑻这是十多年以前。现在大陆的老百姓说:如果把当官的个个都抓起来,可能有冤枉的;如果一个间一个抓起来,肯定有漏网的。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势必官逼民反。不稳定的根源在于权力机关的腐败,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就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依法治国”当然比无法无天要好,只怕好不了多少,因为不能不问,究竟是专制的法治还是民主的法治?究竟把法律当工具还是以法律为权威?最後落实到一点,究竟是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
   
   
   注:
    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
    ⑵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不过只是四个现代化的延伸。共产党说的四个现代化,正是阉割了现代化。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同样的思路。民主化为什么是第五个现代化?为什么不是第一个或第二个?第六个是什么?第七个又是什么?应当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提法,而不是加以补充。
    ⑶同⑴,第125页。
    ⑷《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阔步前进》,《人民日报》1997年9月19日。
    ⑸《管子·任法》。
    ⑹《潘恩选集》,第86页。
    ⑺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8页,三联书店,1985年。
    ⑻《宪政论丛》,第92页,群众出版社,1986年。
   
   
   《争鸣》(香港)2002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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