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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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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党专权

    在中国,考察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条条道路通党权——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改革开放以来,一切皆变,连社会主义、马列主义都变了,唯有一党专权不变。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措施无不触动权力结构的太上党权,因为共产党绝不放弃一党专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按兵不动。结果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脱节,经济增长与政治腐败并存。
    一党专权的正式名称叫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李鹏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写入宪法的。”(《李鹏接受<中国人大>记者专访》,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1999年)一般人也受了蛊惑,以为宪法真是一党专权的护身符;肯定者强调“党的领导”有宪法根据,否定者又认为反对一党专权必须推翻宪法。其实,“党的领导”虽写入宪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且看宪法是怎么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有一段冗长的话,计243个字,只有两句。一句是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这是关于“党的领导”的过去式。还有一句是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关于“党的领导”的将来式。没有一种法律文件是用过去式和将来式写出来的。过去式和将来式的法律条文是无法执行的,也无所谓遵守或违反。因此,写入宪法序言的“党的领导”不过是一种叙述,不是法律条文。从宪法的法律条文所作的明确规定来看,一党专权恰恰是违宪的。
    什么是“党的领导”?李鹏说:“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领导”(同上)。“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领导”包揽了一切,据说只是“主要”的;还有什么非主要的空间党可以不领导的吗?没有了。中共十三大的文件指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李鹏把“党的领导”扩张到“思想的、组织的领导”,违反了党的规定。特别不通的是组织领导。如果“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是组织领导,那么,党就成了国家和人民的上级。上级和下级是以权力大小来区分的,共产党对国家的组织领导表明党权高于国权。可是共产党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头上的政党。道理上说不通,事实上却行得通。共产党就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上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心;党中央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地方党委是地方的权力中心。一声令下,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畅行无阻。说起来,还得宣称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李鹏这个笨蛋把共产党只能做不能说的隐私泄露了出来。这样,从做的到说的都违反了现行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不是属于政党,党权高于国权的一党专权是政党窃国,属于违宪。
    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李鹏却说:“人大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人大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同上)共产党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上的领导,还是它行使职权的“基本前提”,这就是说,不服从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行使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何以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共产党自有它的道理。《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也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党就可以代表人民作决定,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非要由党来代表。代表和被代表是委托授权关系。被代表的人民对共产党屡行过委托授权的手续吗?没有。人民不要共产党来代表行不行?不行。这种“代表”完全是强加于人民的。经过委托授权的人民代表反而不能代表人民,还要服从强加于人民的代表。“党的领导”完全篡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国家权力,又是严重违宪。但是,如果回到1975年宪法倒是并不违宪。1975年宪法就是这样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之上还有“领导”,不合逻辑,但合乎事实,中国的事实就是没有逻辑的。1975年宪法不顾逻辑矛盾按照事实编写宪法条文,不失为一种诚实;以後的两部宪法改变了词句却不改变事实,只能说是虚伪了。1975年宪法的规定如果是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要修改?可见是见不得人的。宪法上作了修改,为什么事实上不改?可见又是假作正经。不管怎么说,既然现行宪法写上了冠冕堂皇的词句,人们就有理由要求它兑现。按照现行宪法,共产党窃国篡权,是不能容忍的。

    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共产党领导人自己的论证是:“党的领导是历史决定的”。这种说法倒是符合实际的。共产党掌权是历史决定的,但不是现实决定的。所谓“历史决定”,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决定了垄断政权的现实。这无非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翻版。现代的革命不是将夺取国家权力作为胜利品占为己有,而是把它回归社会所有。为什么有了夺权的历史,不需要人民同意,不需要人民授权,天然决定只能由共产党掌权?为什么有了夺权的历史,不论共产党怎样犯错误,不论共产党怎样搞腐败,还是决定了只能由它来掌权?至今没有讲出道理来,正待哪位官方理论家去填补这项国际水平的空白。李鹏又自作聪明了。他在讲了“党的领导”写入宪法之後,紧接着说:“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同上)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别的共产党领导人避之未恐不及的问题,却被李鹏捅了出来。“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吗?李鹏提醒了人民,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究竟作了什么样的选择?人民通过什么方式选择了“党的领导”?是举手还是投票?报纸是“党的喉舌”。人民没有自己的“喉舌”,从何发表选择的意见?事实是人民如果不选择“党的领导”,文明的手段是打成“右派分子”,要不然就出动军队和坦克。人民连选择的利权都没有。即使作了选择,不是还可以重新选择吗?李鹏说,对“党的领导”“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对一个腐败透顶的共产党都“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人民还有什么选择和重新选择的余地?
    人民对“党的领导”选择和不选择都一样,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人民的选择。一党专权的根据是军事暴力。共产党的权力论是由三句话构成的严密体系:“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中国共产党发动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是排斥法律的,所以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就不讲法治。靠“党指挥枪”夺取政权,还是靠“党指挥枪”来掌握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党用枪夺来的,也就被视为党所有。毛泽东把国家权力说成“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02页),而不是社会的公器。共产党怀抱不可转移的权力,又唯恐权力转移,因此而惴惴不安,患上一种夺权过敏症。人民表达意志的批评监督、请愿示威,甚至连老头、老太太练练法轮功,都被看作觊觎权力,动不动就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这是共产党侵犯人权、压制民主、破坏法治的根本原因。
    一党专权已是年深日久。为了稳步地实现转型,取消一党专权不妨分两步走。
    第一步,按照中共自己的正式宣示,将“党的领导”规范为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从而实行党政分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就各位。共产党转变为严格的政党组织,而不是政权组织。
    第二步,由宪法规定在政党竞争中争取领导权。任何政党不能自封为领导,永远当领导。共产党应当在与其他党派平等竞争中争取领导权。如果共产党能放弃特权,参与竞争,不但中国的民主有了希望,共产党自身也得救了。政党竞争是共产党消除腐败的洗涤剂。
    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必须从取消一党专权开始,由此前进,才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宪法权威,通向宪政目标。
   
   《民主论坛》(纽约)2001年3月25、27日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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