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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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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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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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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

    实行法治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因此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立法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由专门机关行使,执行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职能。在分权的民主国家,立法权属于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议会。如美国宪法规定:“本宪法所授予的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所组成的合众国国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对于立法权的授予,前後的规定不同。1954年宪法规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立法的权力高度集中,这是明显地受苏联的影响。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维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不是工作机构,实际上无法进行经常性的立法活动。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大体上沿袭旧规,关于立法权的授予,只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列入:“修改宪法”、“制定法律”。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後30年,还没有建立必要的法律制度,连民法、刑法这样的基本法律都没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无法可依。1982年宪法关于立法权的授予作了重大改变。在中央,立法主体由一个变成两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工作机构,可以进行经常性的立法活动。同时规定了地方的立法权限。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立法问题上实行集权前提下的分权制,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的积极性。这是一步前进。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立法活动空前活跃。“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单就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数量而言,已经很难找出几个国家比中国更多。”(《中国立法有法可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4月5日)但是,就法制的健全程度而言,究竟如何?对于中国的立法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目标评价

    法律少而缺固然不好,但也并不能仅仅以多、以全为好,首先要问为什么立法,所立之法是否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取向?是否以实行法治为目标?希特勒是利用民主、靠选举上台的。但上台以後进行反民主的立法活动,法律体系不可谓不严密,结果所出现的不是法治,而是法西斯统治。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实行法治,可以简单归结为“限权保民”。中国的立法活动的目标,重在用权,忽略了限权;重在治民,忽略了保民。保障公民利权的《新闻法》、《出版法》一再难产,而《结社法》、《政党法》等尚未提出。1949年以後的几十年中,官方组织的游行示威何止万千?有哪一次不是停工、停课、妨碍交通?不需要任何法律。1989年人民的抗议性游行示威发生之後,拿出法律来了。《游行示威法》实际是为了不准公民示威游行而立法,限制、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该法颁布後,没有一次公民申请的游行示威得到批准。科索沃事件中,美国飞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迎合中国政府的意图而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附近游行示威,却不需要批准,还得到警察的保护。
    第二,结构评价
    立法活动和所立的法,都不是一次性的。考察法制,还要论多次立法和多项法律所形成的结构是否合理?立法结构是指相关的两个方面:立法机制在国家体制中的结构以及所立的法本身形成的体系结构。中国的立法结构,在两方面均有不合理之处。
    在国家体制中,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划分不清,对中央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权限也划分不清。
    全国人大的立法权是“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何谓“其他的基本法律”?十分模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是“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其他的基本法律”,本来就没有界限;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的“其他”,更是一笔糊涂胀。农村的村民自治条例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自治条例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究竟是谁越权?越权立法又如何处置?
    宪法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严格来说,行政机关是没有立法权的。行政法规的制定应是委任立法。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权在向立法权扩张。十几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是370多件,同一时期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却是800多件(《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3月12日)立法机关至今尚未制定《结社法》,而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法律根据何在?《行政诉讼法》规定,“受理范围”只能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一般性决定和法规是不予受理的。像《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显违反宪法,公民却不能对它提起诉讼。行政权不仅侵占了立法权,而且不受司法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只是划分了法律形式(基本的和非基本的)、效力等级(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没有从法律的内容方面明确规定中央专有的立法权和地方专有的立法权。
    立法的权限不清,造成多头立法、重复立法,大量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矛盾和冲突。同一位阶之间、尤其是上下不同位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执法和守法无所适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也无从追究。
    由于立法目标的偏向,再加立法活动的结构不合理,导致法律体系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1.经济立法与政治立法不平衡。规范市场经济的立法占了60%以上,这是必要的,但缺乏与经济体制转轨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立法,没有制约的权力进入自由市场,于是腐败就一发不可收拾。2.在经济立法中,管理性立法与监督性立法不平衡。前者占了80%以上,後者只占0.87%。也就是说,用权、扩权之法极多,限权、控权之法极少。3.在管理性立法中,实体性立法与程序性立法不平衡。实体法多而程序法少。
    第三,功能评价
    法律的好坏最终要看是否体现民意?是否满足需要?是否产生实效?
    如果以中国和美国对比,美国制定、通过法律很困难,执行、实施法律比较容易;中国正好相反,制定、通过法律比较容易,执行、实施法律很困难。美国国会从提出法案、讨论法案到众议院、参议院相继通过,是旷日持久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不但议员们展开辩论,而且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表达民意。如果法案能得到通过,一定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结果;不同利益集团协调不好,则法案几年得不到通过。在立法过程中,法律的制定就为法律的执行创造了条件,因此法律不难产生实效。中国的立法活动是上层立法、专家立法,多数的法律都是顺利地一致通过。立法的过程人民无从参与,立法的结果人民也不予关心。例如,1986年强行通过《破产法》。当时国营企业内部的权、责、利不清,社会上缺乏福利保障制度,结果该法通过後多年不得实施,查无判例,成为空置的象征性法律。据统计,在大部分地区,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仅有20%左右,执行得比较好的地区也只有30%左右,执行得比较差的地区竟是7%。其原因在于,一是法律本身不能调整法律关系,二是法律疏远了和人民的关系。中国政府拿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转换立法模式,而是进行“普法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教育)。“普法教育”进行自上而下地灌输,还是把人民当作被动的接受对象。
    一切因素造成的结果,法律不是发挥法治的功能,而是作为人治的工具。最为明显的是《刑法》的实施,在“严打”运动中,可以按照领导人的意志“从严从重从快”,上下其手。
   
    今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范立法活动。在“总则”中虽然提到民主和法治,但在具体条文中没有充分的体现。关于中央的立法权限,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应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地方的立法权限只是规定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事项,实际上并无应有的立法权。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了改进立法的实效而制定立法法,立法法本身的实效如何?并无保证。根本之点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改变产生法律的大环境,否则,《立法法》的颁布只是在混乱的法制中多了一个互相矛盾的法律而已。
   
   《民主论坛》(纽约)200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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