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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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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培育法律文化

    法律是人制定的。怎样制定?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立法方案。人们在思考立法方案时,总是从已有的法律意识中寻找答案的。法律制定以後,法律的执行,同样也离不开人们的法律意识。对法律的理解,有关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用的认识,是执行法律的前提。一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是普及全社会的面,不同时代的法律意识是贯穿古今的流。历史地形成的法律意识,就是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全部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每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各个时代的法律意识形成传统,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就具有差别性。法律文化的差别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差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文化显然不同;一是社会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由于民族传统不同造成的差别,例如,同样是发达国家,有的强调制定法,有的强调判例法。
    现行的法律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文化中产生的。法律制度是法律文化的外在表现,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法律文化是稳定的,法律制度是变动的。法律文化决定了人们在法律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不管法律制度怎样变动,总是不能脱离传统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後,宣布废除国民党的旧法统,取消“六法全书”。这种激进的姿态并没有触动中国原有的法律文化,只不过,国民党制定的法律以共产党为对象镇压反革命,而共产党制定的法律又以国民党为对象镇压反革命。
    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可能不一致。在不一致的条件下,法律文化传统的力量显得比国家强制的力量更顽强。如果现行法律不符合一定的法律文化,法律的执行不能不走样,甚至规定的是一套,实行的是另一套。从外部引进的法律,往往不起作用,实际生效的还是习惯法。有的阿拉伯国家,妇女通奸,不按国法按家法,可以任意处死。虽然制定了合理的法律,但没有改变落後的法律文化,不能实行。
    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也可以互相促进。改造不良的法律文化,结果是引起法律制度的变革;好的法律制度,也会进一步培育优秀的法律文化。1869年美国通过第15条宪法修正案,规定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拒绝或剥夺投票权。这条修正案是超前的,当时社会上仍旧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法院对于保护黑人利权的判决公众不予接受,南方各州继续排斥黑人进入陪审团、阻挠黑人投票选举。但这条修正案为扫除种族歧视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终于为黑人的政治利权提供了保障。

    不同的法律文化能不能比优劣?并不是法律文化方面的任何差异都可以区分为优与劣,也不能以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作为标准来论优劣,不同的法律文化有不可比的方面,但确有可比的方面。不同法律文化的比较,首先是依据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区分为先进与落後;同一国家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阶段。近现代总是比古代进步。其次,在同一社会中,法律制度能否调整社会关系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可以据此判断相应的法律文化的优劣。最终,全部法律文化的总和中体现出一定的共同性,个别国家的法律文化只能与这种共同性相比论优劣。
    中国的法律文化具有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形成的。人类历史上,封建专制制度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沉淀在中国。研究封建专制的法律文化,必须以中国为代表。正因为封建专制的法律文化十分发达,中国向现代法律文化的转型特别困难。当代的中国法律文化,无论是论社会发展水平,还是考察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与世界法律文化的共同性相比,都是落後的。
    中国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叫做“上访”。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在各省的省会、全国的首都求见首长,申诉冤情。“上访”是中国的法律文化所产生的典型现象。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美国人申冤不会找州长、总统,而是找法官;成群结队上华盛顿也不是“上访”,而是旅游。在中国,“上访”之盛,表明冤案之多;冤案之多,又表明法制之糟。为什么要“上访”?因为在地方上司法不公正,有冤无处诉。既然法律不解决问题,也就不靠法律解决问题。靠什么?靠权力。传统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寄希望于“青天”,出一个“包公”。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就是,无论政府还是人民的意识中都认为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靠权力,权力在法律之上。另外一种原因是,有些人企图通过不断“上访”改变对自己的不利判决。这也说明中国的法律文化中缺乏法律权威和服从法律权威的意识。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上访”现象中吸取教训,健全法律制度,转变法律文化。只是每当所谓“敏感时期”,遣送“上访”人员出京;前脚刚走,後脚又来,永无宁日。
    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自以为值得夸耀的是制定了几百个法律。几百个法律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在中国,更重要的事情是改造法律文化,培育法律文化。
   
   《民主论坛》(纽约)200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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