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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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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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抽象来说,经济活动有计划比无计划好。但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实行计划,而是能不能实行计划。经济领域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行计划。比如,中国的农业是靠天吃饭。老天当家,谁能计划?生产的发达,社会经济部门的联系广泛而紧密,才有必要和可能实行计划。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没有条件搞计划的地方闭门造计划。这种计划不是反映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而是听命于长官意志。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是权力经济、指令经济。生产的东西不需要,需要的东西又不生产。一方面是产品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又是市场供应匮乏。这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苏联的计划经济太僵化了,结果社会主义顷刻瓦解。中国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结果社会主义得救了。过去中国人常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应当作一点补充:“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社会主义”。
    中国的计划经济已经瓦解,市场经济不可逆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普遍腐败。原因何在?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腐败吗?不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没有同时从权力经济转向法治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物资和资金虽然受权力的控制,由于没有市场可供利用,无法谋取暴利,所以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腐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法治,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腐败。无法制约的权力和不可限制的市场一旦结合,大规模的腐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权力也市场化了;资本依附于权力,权力转化为资本。因为权力可以谋利,所以权力本身也有了价钱,于是出现卖官买官,这就腐败到家了。规范市场经济,制约政府权力,消除普遍腐败,唯一的途径就是制定法律,实行法治。
    市场经济的每一个特征都要求实行法治。
    第一,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
    市场遵守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必须承认经济活动的主体意志自由、地位平等。在交换的过程中,可以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不允许出现超经济的权力,一锤定音。法律首先要对自由经济起保障作用,创造外部的民主环境,限制权力左右市场。

    第二,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
    生产商品是为了市场的需要,不是为了国家的计划,只能由价值规律进行自发的调节。以往中国有一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无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于说有计划的无计划经济。逻辑上根本不通。无计划经济不等于无秩序经济,经济秩序是靠契约来维持的。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就是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契约是交换商品、雇佣劳务、让渡财产等等经济活动的必要形式。法律要为契约经济服务,订立契约的规则应由法律来规定,契约的效力也需要法律的保证。
    第三,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某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即使卖不出去,只要完成计划,总是旱涝保收。转到市场经济,产品还是卖不出去,只能工人下岗,生产萎缩,以至宣布破产。没有铁饭碗可以吃“大锅饭”了,生产者必须以市场需要为导向进行竞争。中国人把经商叫做“下海”,很有道理。这就是说,在竞争中,或者在大海中沉没,或者游到成功的彼岸,全靠自己的本事。竞争像赛球,需要严格的规则。法律规定竞争的规则,对竞争经济负有引导作用,鼓励良性的竞争,避免恶性的竞争。
    第四,市场经济是仲裁经济。
    计划经济是服从经济,权力小的单位服从权力大的单位。经济关系主要是纵向的,比较单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等等,都是利权平等的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于利益的多样化,经济关系的纵横交叉,势必发生经济纠纷,而且不在少数。所有这些纠纷都要通过仲裁甚至诉讼来解决。法律对经济纠纷应有防止作用,已经发生了纠纷则发挥仲裁作用。
    第五,市场经济是全球经济。
    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闭关锁国。一旦打开国门,实行市场经济,国内市场就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国际市场完全是自由贸易,没有也不许超经济的国家权力作主。调节国际市场的经济行为,只能是公认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中国的国内法也必须与国际法接轨。
    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还必须进一步从深层次解决从权力经济到法治经济的转变,否则难以克服种种弊端。
   
   《民主论坛》(纽约)200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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