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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2015
·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参观大英博物馆随想
·蹇妈妈——纪念蹇先任逝世十周年
2016
·呆公不呆——弔浩成
·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痴翁非痴——弔洪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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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经济

    法律是确立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所确立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是利益关系。利益关系发生在经济领域。归根到底,法律是为经济所决定,又要为经济服务。
    社会是以人与人的关系联结起来的共同体。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虽然错综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
    无论是个体的人或是群体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一切的利益都来自物质生产。在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一定的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就是物质关系。为了维护物质生产中的利益,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上又有意识地形成意志关系、思想关系。物质关系就是经济结构。意志关系、思想关系表现为政治法律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包括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等。经济结构是基础,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是耸立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合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是比喻,比喻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另外也可以作这样的比喻,经济结构是骨骼,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是血肉,两者的结合就社会有机体。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更就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不是消极被动的,它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一般来说,上层建筑总是极力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也会推动旧的经济基础瓦解、促进新的经济基础诞生。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同类型的法律建立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之上。奴隶占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生产者奴隶的人身,社会上流行的观念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法律就规定奴隶是可以买卖的“物品”。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民与牛马同栏”,把人当作牲口一样圈起来,完全是合法的。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依据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享有不同等级的特权。所以封建制度的法律的特征是保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等级特权制。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土是属于王的,国土上所有的人民都是王的臣民。法律规定,对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对人民的统治权。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自由的劳动力,可供雇佣。资本主义的交换需要在市场上确立买卖双方的平等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的法律是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但也仅仅是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不是事实上的自由和平等;作为公民是自由和平等的,作为人还不是自由和平等的。经济基础是发展变化的,法律也要适应经济基础而发展变化。现代社会的知识经济特别发达,相应地知识产权法就成为新兴的法律部门。

    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是说明它的产生;法律产生以後起什么作用,又是另一个问题。法律必然会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但不同的法律具有不同的反作用。正确地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法律总是积极地关心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1787年的美国宪法,1791年的法国宪法,都对破坏封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统治阶级的任性,或者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所制定的法律不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那么,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就是消极的。
    法律是人们制定的,但不能任意制定。只有正确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法律,才具有权威。正确地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就是恰当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利益是立法活动的出发点。法律不能任意地创造利益,但可以调整利益,所谓调整就是对人们的现存利益限制某些方面或发展某些方面。合理地调整利益的法律,当然会使得人们乐意遵守。
    在中国,有一种怪现象,叫做“执行难”,法院判决的案子无法执行。1999年上半年,全国未能执行的经济案件达85万件,涉及的金额竟有2590亿。造成“执行难”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律不能调整利益关系。中国的立法者常常从抽象的人民利益出发,认为人民利益总是一致的,不去研究社会上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上的分歧。中国和美国的立法活动很不相同。中国是立法很容易,执法很困难;美国是立法很困难,执法很容易。美国的立法是旷日持久的。先是公布草案,然後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到国会去游说,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议员展开辩论,新闻媒体公开报道,人民广泛发表意见,有时还要作民意测验,最後才能决定通过或不通过。如果法律能通过,那是因为在立法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得到协调,因此执法就比较容易。中国的立法是首长立法、专家立法,只是在小范围内起草、讨论,有时鼓鼓掌就通过了。立法的过程,人民无法参与;立法的结果,社会不予关心。立法所没有解决的矛盾,在执法中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所以才会有“执行难”。
   
   《民主论坛》(纽约)200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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