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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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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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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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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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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第二次魏京生审判,又被判了十四年徒刑。魏京生并没有触法,是“公、检、法”违法。
    (一)
    从魏京生被抓到审判,不合乎正常的司法程序,“公、检、法”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四日,魏京生假释以後,实际上仍被监控,处于公安机关的手掌之中。一九九四年三月五日,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张士超将魏京生带离北京,去外地“参观”。四月一日处长张士超驾车返回北京途中,在通县境内遭七辆警车拦截,魏京生被劫持。四月二十一日,正式宣布对魏京生执行“监视居住”。从此不许通信、不许探视,音讯全无,与外界隔绝。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监视居住”只是“不得离开指定区域”,不是抓人,不是羁押;而且应“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不是由公安局执行。由公安局执行的、对魏京生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实际是拘留。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合法拘留之手续”是:“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魏京生的家属非但没有得到这样的通知,而且多次询问,公安局均秘而不宣。可见,这是一种非法拘留。
    一九九五年四月五日,魏京生的妹妹魏姗姗从德国汉堡赶到北京,向北京市公安局查询哥哥魏京生的下落。处长张士超接见。魏姗姗指出,对魏京生的“监视居住”与法律不符。处长张士超承认,他也无法解释,他们是执行“上面的指示”。公安局违法的根子在“上面”。
    四月十九、二十日,魏姗姗两次到公安部,希望上级能纠正北京市公安局的违法行为。公安部信访室的胡主任答复:“在案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许魏京生回家,执行‘监视居住’措施。也不许会见任何人,不许探视。”看来公安部对北京市公安局处置魏京生是完全了解的。上级比下级更为无视法律。《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公安局和公安部对犯罪事实“没有调查清楚”的人就采取“监视居住”,是十足的违法行为。公安部的主任口气强硬,有恃无恐,根子还在“上面”。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逮捕魏京生。《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魏京生被羁押一年零八个月之後才宣布逮捕,超过合法拘留的时限二百多倍。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魏京生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七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并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据《世界日报》(纽约)十二日报道:“他的家属只有两天时间去找律师,而且到昨天还未看到起诉书”。开庭名曰公开审理,事实是要求旁听的香港、台湾、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均遭拒绝。当日,警察还封锁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附近的路段。香港三家电视台记者拍摄警戒现场,竟被勒令曝光。记者与警察论理,警察说:“你以为我喜欢在下雪的大冷天站在这里拦人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切早已由“上面”的黑箱作业内定,确实连法官、警察都是“没有办法的”。
    魏京生案的诉讼程序,每一步都是执法者违法,最後的判决不可能是公正的。
    (二)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对魏京生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按照《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构成犯罪的要件有二:第一,怀有危害社会的动机,包括“阴谋颠覆政府”在内的“反革命罪”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第二,采取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行为的後果才能证明犯罪和罪行的轻重。
    《刑事判决书》所列举的魏京生的犯罪事实,首先是“策划了阴谋颠覆政府的行动计划”。所谓“计划”,是采取行动之前的打算,尚未成为事实。“计划”没有成为事实,缺乏行为的後果,不能证明犯罪;充其量只是预备犯、未遂犯。法院以“计划”作为判刑的根据,主要是以思想动机定罪。即以思想动机而论,法院也不能确实证明魏京生具有“阴谋颠覆政府”的意图。《刑事判决书》中叙述的“计划”的六个要点,都是“为民运全面活动的便利”、“支持民运活动”、“作为民运宣传方面的重要侧面”、“同情并与民运协调”等等。从事民主运动,是为了推动政府走向民主化,只有反民主的政府才害怕民主运动、镇压民主运动。法院将从事民主运动判为“阴谋颠覆政府”,同时也就是将中国政府判为反民主的政府。
    《刑事判决书》还说:“被告人魏京生为实施上述阴谋颠覆政府的行动计划,寻求活动经费,书写了《需要帮助的项目简介》,列述了其行动计划的内容及进行的部分活动情况,并指使其秘书童屹将《需要帮助的项目简介》打印後,交给了境外某组织负责人,索要数十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如果勾结境外势力进行犯罪活动,这是属于《刑法》第九十一条所规定的“外患罪”。“阴谋颠覆政府”是属于第九十二条的“内乱罪”。法院故意混淆“内乱”和“外患”是为了回避一个重要问题:构成“外患罪”必须证明所勾结的境外势力是敌对国家或敌对组织。《刑事判决书》故弄玄虚,只是指陈“境外某组织负责人”。这个“某组织”就是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负责人”是刘青。视人权组织为“外患”,法院又将中国政府判为反人权的政府了。
    所谓“阴谋颠覆政府的行动计划”和《需要帮助的项目简介》是在公安机关违法对魏京生执行“监视居住”之後,抄家所得。以违法的手段取得的物证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事实,所以只能用违法的手段陷人入罪。
    能称得上事实的,《刑事判决书》罗列了四条;但也没有一条构成犯罪。
    一,“被告人魏京生为筹建所谓‘民运银行’,买下了北京西便门城市信用社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股份。”买下信用社的股份,是合法的经济活动。如利用信用社的股份扰乱金融等情,属于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法院并没有举出危害社会的行为,而是将合法的经济活动判为犯罪。唯一的根据是魏京生的动机——“为筹建所谓‘民运银行’”。且不说“民运银行”尚未成为事实,即使“民运银行”已经建成,也不是犯罪。任何银行,不管叫甚么名称,不管老板是为了甚么目的,只要在经济领域没有违法,就不是犯罪。
    二,“为了‘形成同情并与民运相协调的文化界力量和组织’,被告人魏京生以其弟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了‘生涛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在北京筹办‘中国、日本、韩国现代美术展’。”生涛公司的法人究竟是魏京生还是魏京生的弟弟?法院用了含糊其词的非法律用语。生涛公司筹办现代美术展,是合法的文化活动。因文化部不予批准而没有办成,更足以证明完全是循合法的程序进行的。按照法院的逻辑,一旦被断定为犯罪的活动,即使没有实现,还是犯罪。而美术展被断定为犯罪的唯一根据,又是筹办者的动机。只要与民主运动有关,无论是否成为事实,一律法办。
    三,“魏还搜集了数十人的‘政治受难者’名单,并给‘在日中国人团结连(联)合会’写信,寻求‘救助资金’,要求承担‘大陆政治受难者’的‘救助工作’。”救助政治受难者违反了《刑法》的哪一条?中国政府制造了大量的政治受难者,自己不救助,还不许别人救助。救助政治受难者被列入“阴谋颠覆政府”罪,是不是说政治受难者得到救助、站了起来,政府就要垮台?法院对魏京生的判决无意中承认中国政府是以维持政治受难者的队伍作为自己的存在条件。
    四,“被告人魏京生还积极与境内外曾因犯反革命罪被判过刑的王丹、刘青等人串联,研究所谓斗争策略,策划将非法组织结合起来,为阴谋颠覆政府作组织上的准备。”犯过“反革命”罪是否就永远有“反革命”罪?与犯过“反革命”罪的人来往是否一定就是“反革命”?况且,王丹、刘青的所谓“反革命”罪,也是冤案。指控魏京生“策划将非法组织结合起来”,非法组织的成员在哪里?谁能作证?就算“为阴谋颠覆政府作组织上的准备”,不过是“准备”;准备犯罪不等于现时犯罪。从“准备”到“组织”再到“阴谋颠覆政府”,需要跨出两大步才到达犯罪的境地。假定魏京生确有“颠覆政府”的动机,也还没有到达犯罪的境地。也就是说,至少是在远离犯罪两大步的地方,法院预先判定犯罪。
    法院推断魏京生具有“阴谋颠覆政府”的动机,是根据他发表的文章。《刑事判决书》写道:“被告人魏京生在服刑期间及假释以後,书写并在香港《明报月刊》、《开放》杂志等境外报刊上发表了……等文章,为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制造舆论。”阴谋是不能公开的;将自己的看法公诸报端,就不成其为“阴谋”。发表文章所表达的不是“阴谋”,而是批评。魏京生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制度的批评,不管内容如何,言论不可能构成犯罪。《刑事判决书》说,“魏京生在服刑期间”就发表“反动文章”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两年前予以假释?假释的时候不是说魏京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吗?法院从魏京生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歪曲了他的基本思想。魏京生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後,全部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他是一个主张渐进改革的民主主义者,并无什么“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在回答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时,他说:“就是执政的政府逐渐的让步、逐渐的改革,逐步地达到,不是今天有那么一帮人把共产党推翻,明天我就民主了,我觉得那倒是挺危险的。如果真有那种事,很可能他又是一种新的独裁,是不是比共产党好,那也不敢说了。”魏京生非但没有“颠覆”的主张,相反,他说:“我希望大家能有这种态度,采取一种比较合作、比较宽容的态度,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容易解决。”(白德华《魏京生访问记》,《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魏京生还认为:“制度的变化未必就是猛然的。制度也是在一点一点变的,实际上民主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也是逐渐形成的。”(《魏京生与刘青、胡平对谈录》,《北京之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
    总之,魏京生并无“阴谋颠覆政府”的动机,更无“阴谋颠覆政府”的行为。魏京生是无罪的。制造魏京生冤案才是有罪的。制造魏京生冤案的责任者,触犯了《刑法》,犯了三样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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