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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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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在民主社会遵守法律和在专制社会服从王法是不同的。服从王法是被迫的、暴力强制的结果。人民服从王法没有为什么可言。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就可以问个为什么?
    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法律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包含了每个人的个人意志,所以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每个人自己的意志。在这一点上,卢梭并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契约论贯彻到底,离开了契约关系又从意志关系来解释守法。他没有注意到,违法的人怀有自己的目的,同样也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孟德斯鸠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说明为什么要守法,弥补了这个缺陷。他认为,如果一个公民不守法,他人也可起而效尤,反过来又会使本人受损失,所以自己势必非制止违法行为不可。破坏了契约关系,对谁都没有好处。他说:“如果一个公民能够作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会有这种权利。”(《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商务印书馆)一个公民可以用违法的手段取得某些特殊利益,前提是别人都守法,也就是说违法者得益即守法者受损。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违法手段取得补偿或攫取更多,结果又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别人守法,自己违法,可能会得到某种好处;如果大家都违法,对谁都没有好处。普遍违法,社会混乱,必然要求重新制定规则。“文化大革命”就试验过了。发明“打、砸、抢”的人起初占了便宜;别人也搞“打、砸、抢”,自己就惶惶不安了。打来打去,一场混战,大家都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社会不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制定规则。在社会陷入混乱之前必须制止违法者,由国家给予制裁。
    法律的实施,一方面靠自觉遵守,另一方面靠国家强制。首先是自觉遵守,对于不能自觉遵守者才运用国家强制。法律对于自觉遵守的公民是出于内心的自律,对于不能自觉遵守的公民就成为粗暴的他律。自觉遵守法律,享受法律所规定的利权是自由的,企图得到超过法律所规定的利权,就会遭受制裁而变得不自由。对公民个人来说,确认守法有好处、违法有坏处,才会乐意守法而避免违法。法律之所以能为人民遵守而具有权威,就在于它保障了人民的利权。但它所保障的是普遍的利权,不是特殊的利权;如果追求与众不同的特殊的利权,恰恰是失去了普遍的利权。违法是为了得到超过别人所有的自由,结果连与别人同样的自由都没有。这就是人民守法的利益机制。
    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做“法不责众”。认为只要人多势众,即使违法,法律就失去了强制力。所以,发生了违法现象,有些人不是予以制止,而是加入进去乘机起哄。这是中国人法制观念薄弱的表现。将中国建设成为法治国家,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人民的责任。只有守法的人民才能产生守法的政府。
    封建社会臣民的守法是出于对王权的恐惧感,民主社会公民的守法恰恰在于法律所赋予的安全感。据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调查,在一千个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认为,最足以体现自尊、值得自豪的是宪法以及法律带来的民主和自由。美国人对法律的尊重,统计概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法律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才能发生作用。但是法律也只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人们的需要,才能会为人们所尊重。

    法律不为人们所尊重,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规定了正当的利权,公民为了追求不正当的利权而违法;另一种是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而没有保障正当的利权,公民为了追求正当的利权而违法。在中国,许多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被判为违法,就是属于後一种情形。公民为了追求不正当的利权而违法,必将遭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反对,舆论和法制发挥的作用,结果是加强了法律的权威。公民为了追求正当的利权而被判为违法,受到挑战的是法律和执法者,损害了法律的权威。终有一天,没有权威的法律必将被有权威的法律所代替。
    公民追求正当的利权而被判为违法,实际是政府违法。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守法。
   
   《民主论坛》(纽约)200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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