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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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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有了不同意见,谁来判定正确与不正确?这就是民主之外或民主之上的集中。民主集中制是对民主原则的最大的歪曲。
    民主本身本来包含着集中。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既是民主又是集中。而民主集中制则是确立一种民主之外或民主之上的力量来执行“集中”的职能。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变了质,只是有权发表意见、无权作出决定。决定权在民主之外或民主之上的“集中”。
    专制主义是没有民主的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与专制集中制的不同就在于允许人民发表意见,然後由民主之上的集中作出决定。所谓集中,是集中“正确意见”,不是多数意见;如果由多数意见作出决定,就不需要民主之上的集中了。而所谓“正确意见”,又是符合集中者的意见。专制集中制即官僚集中制,人民连意见都不许发表,直接由官僚和君主作出决定。专制集中制是直接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同它的区别只是间接集中制,也就是多一道“发扬民主”的手续,再进行集中。或者说,是以民主为手段达到集中的目的。
    毛泽东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人讲了话,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毛泽东说了,“好话坏话都要听”。也只是“听”而已,既然要集中“正确意见”,就不包括已经被断定为“坏话”的话。而且,有权让人讲话,也有权不让人讲话。不让人讲话就集权,这是专制;让人讲话再集权,不过是开明专制。开明专制下的民主,是一种无权的民主,类似于清朝官僚张之洞所言:“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劝学篇·正权第六》)当今的新权威主义者祈求“开明专制”,其实,固已有之,何必祈求?毛泽东、邓小平比起慈禧太後来,都是“新权威”。在“开明专制”下,人民不能“揽其权”,所以无法保证它开明下去。只要是专制,从开明到不开明易如反掌。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说:“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4页)可见,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不是不可分离的,“集中”离开了“民主”,就成为直接集中制即官僚集中制。“离开民主讲集中”,算是讲对了,就是没有民主只有集中。邓小平却说成“民主太少”,不合逻辑,乃掩饰之词。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如果民主能够作出决定,就不需要“集中”了;所以“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意味着“集中”可以否定民主。如果民主作出的决定能够实行,也不需要“集中”了;所以“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意味着民主必须屈从于“集中”。从具体的组织制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没有民主只有集中。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将民主集中制具体化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原则,不是制度。作为制度来说,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层层服从,集权中央。对人民、对党员、对下级可以发扬民主,但政府、组织、上级代表集中,人民服从政府、党员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也就是民主服从集中。一个民主的机构、民主的社会,必须具有自上而下的渠道和自下而上的渠道,往返流动,上下通气,才能舒筋活络,生机勃勃。服从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行使的自上而下的机制,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还必须行使自下而上的机制,这就是监督。领导者同时是被监督者,被领导者同时是监督者。民主集中制规定的层层服从,只是体现了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因而不能不是一种片面的组织制度。只有同时实行党员监督组织、下级监督上级、全党各级监督中央,才是全面的组织制度。

    普遍的利权、平等的利权都是完整的利权。民主集中制的要害是将利权分割。一些人只有发表意见的利权,没有作出决定的利权;作出决定的利权交给了另一些人。没有作出决定的利权,发表意见的利权也往往得不到保障。利权不仅是普遍的、平等的,而且还是完整的。实行民主就是维护人的或公民的普遍的、平等的、完整的利权。
    维护普遍的、平等的、完整的利权必须强调“人”,而不是强调“国”。五四民主启蒙的局限性就是仅仅将民主作为救国、爱国的手段,没有进一步指出救国的根本是救人、爱国的根本是爱人。提倡爱国而不同时提倡爱人,代表“国”的政治权力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人”对“国”的依附关系,就会导致人的利权之丧失。以至高无上的“人”代替至高无上的“国”,利权才有保障,民主就会到来。
    一百多年的中国民主奋斗史,有两条重要的教训:第一,反对不民主不等于民主。推翻了专制独裁,还可以出现新的专制独裁。谈论民主不一定理解民主。民主的宣言,也可以导致不民主、反民主的实践。这两条教训,还值得当今新一轮反对不民主、追求民主的人们反思、深思、三思。
   
   《民主论坛》(纽约)199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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