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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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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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中国人在接受西方的新思想时,是在传统观念的胃脘中消化、吸收的;表达新思想的词汇也是固已有之。现在流行的时髦名词诸如革命、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是来自古代汉语。旧概念注入了新思想,一方面旧概念得到改造,另一方面新思想也往往发生变异。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民主”是指“民之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书·多方》(约成书于公元前1020年),其一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这里的“民主”,具体所指就是成汤。暴君夏桀不配作“民之主”,推翻了夏桀统治的成汤才是“民之主”。在後来的春秋时代,含义更为明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民之主”是为民作主,比不顾人民死活要好,但决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近代的民主是“人民主权”,不是“民之主”,而是“民为主”;不是为民作主,而是人民自己作主。“民之主”是主宰人民,“民为主”是人民主宰。因此,现代汉语中“民主”一词,可以表达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蕴含两种根本对立的内涵。在运用“民主”的词汇时,很容易用为民作主的“民主”来偷换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
    十九世纪末,民主思想传入中国时,政治人物把民主解释成开明专制,认为民间发议论、朝廷拦大权,就是民主。实际上,这还是中国古代“民之主”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以民主为号召;取得政权後却强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享受民主。这不也是“民之主”吗?
    反对不民主的人们又如何理解民主?
    最早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化为政治主张,提出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是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兴中会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政府。为争民主而倡革命,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断言:“事成之後,必为民主”。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人们以为必是民主代替专制、共和代替帝国。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後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发现,所谓“民国”,“只是换了一块招牌”。所以他又重新强调民主,再加科学,“民主和科学”成为启蒙运动的旗帜,对後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依然是激动人心的口号。

    为了反对专制,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为了反对愚昧,从西方请来了“赛先生”(Science)。但从五四至今八十年,这两位先生还没有在中国安家落户。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弄清楚这两位先生的家谱。在西方,民主的前提是“人”。民主、自由都是一种利权,为什么要民主、要自由?就为实现人的利权,即人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则是蔑视人,把人不当人。五四时代批判专制主义时没有抓住蔑视人这一根本,在介绍新思潮时没有确立人的启蒙这一主题。五四的主题是“国”,启蒙不是启“人”之蒙,而是启“国”之蒙。一切都归结为救国、爱国。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要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的主权,于是救国、爱国压倒了一切。虽然具有客观原因,还是要说中国的思想家不深刻、不彻底。五四运动之前一百四十多年,北美《独立宣言》庄严宣告,要求独立不为别的,就为实现人人所应有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利权。所以说,《独立宣言》实际上是人权宣言。国家尊严、民族独立是需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终极的关怀是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五四时把“国”的概念看得至高无上,民主不过是救国、 爱国的手段。因此五四运动也叫“爱国民主运动”。为了救国,可以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向国民党政府要民主,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认为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就不能要民主了,再要,叫做“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民主是手段”。手段是可用可不用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示威运动,从民主还是通向爱国,不是通向人权。八九民运在行动上大大超过了五四,在理念上却停留在五四,依然是“爱国民主运动”。但七十年後重复五四的口号,意义并不相等。五四时代面临着卖国与救国之争,强调爱国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显示出对政府的批判意义。八九民运高喊“爱国”就显得无的放矢,非但不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而且把政府恭维为批准“爱国”的权威。五四运动讲爱国是反对政府卖国,八九民运讲爱国是乞求政府承认“学生爱国”。八九民运的理念还是十年前思想解放运动的倒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西单民主墙,已经从民主通向人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蔑视人、糟蹋人、残害人的运动,清算“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归结为维护人的尊严、要求人的利权。提出人权问题,击中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要害。邓小平指斥“要人权”是“耸人听闻的口号”,把它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讲爱国是难不倒共产党的,只有从民主讲到人权才能反对专制。
    在中国,即使是反对不民主的民主运动,也还没有弄清楚民主的根源。爱国和民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愿从今以後,中国的民主运动不再屈从于爱国,应是人权民主运动,而不是爱国民主运动。
   
   《民主论坛》(纽约)199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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