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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
·评第二次魏京生审判
·中国民主运动的战略方针
·促邓力群们成派立党
·中国官方的人权观念的迷思
·天安门事件的教训
·反对政府血腥镇压 消化民运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搬起邓小平的石头砸江泽民的脚——评中共“左”派第三份万言书
·就中国政府的黑名单向江泽民抗议的严正声明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评由王炳章“闯关”引起的争论
·谁相信“革命派”会给中国带来民主*
·请克林顿总统带两份名单到北京
·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是给人看,还是照着干?
·安琪: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郭罗基
·没有政党政治就没有民主制度——评李鹏对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的谈话
·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策略——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一九九九年年会上的发言
·全世界的人们联合起来,保护地球,探索宇宙!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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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修宪和护宪

    为什麽中国的宪法不能成为法治的权威?首先要到立宪运动中去寻找原因。
    中国的立宪运动已有100年的历史。1949年以前,产生了10部宪法,计有:晚清的《宪法大纲》、《十九信条》,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天坛宪草》、《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段祺瑞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蒋介石的《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草》和《中华民国宪法》。1949年以,又有5部宪法。15部宪法,虽然不断花样翻新,根本的弊病却是一以贯之。
    第一,立宪局限於上层,没有人民运动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1898年的戊戌变法倡言“开国会,定宪法”,这是中国立宪运动的开始。但主要的活动舞是在宫廷之内,上演帝党与后党的抗争。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处斩,京师竟有一万多人去“看杀头”,可见不关人民痛痒。改良派消,革命派起。为革命形势所迫,光绪33年(1906年),清廷宣“预备立宪”,《上谕》中说:“时至今日,┅┅唯有仿行宪法,大权统之朝廷,庶政公之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耳。”最早的立宪是为了保证“大权统之朝廷”,历来的立宪也都是为各自掌权的合法性作辩护,宪法成了统治者的护身符。中国的立宪运动往往缺乏群众性,近代的人民运动所热衷的则是革命;立宪和革命是两种不同的潮流。起义、战争最能激发热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暴力革命的目标在於夺取权力,权力转移之后,立宪运动又回到上层。上层的立宪主要是巩固权力、制约民众,不是实行民主、制约政府。
    第二,因为立宪是权力斗争中胜利者的专利,不可能调和各种不同的利益达成全社会的妥协;相反,总是一方排挤另一方、一方压倒另一方。立宪的结果,非但没有形成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反而加剧对抗。国民党以共产党为对象“镇压反革命”,共产党又以国民党为对象“镇压反革命”。所以宪法只有功利性,没有契约性。
    第三,因为立宪是对抗,所以必须否定从前的立宪,每次都是另起炉灶,因而立宪的过程缺乏连续性。晚清的立宪被辛亥革命所否定;民国初年的立宪又被袁世凯所否定;国民党的立宪否定了北洋军阀的立宪;共产党的立宪又否定了国民党的立宪。一百年的立宪,过程不短,但能够继承下来的东西不多,没有形成宪法传统。

    立宪的弊病不可能以再立宪来克服,不断创立新宪法,还是没有宪法传统。好有一比,煮鱼做鱼汤,一尝味道不好,不能把鱼汤变成鱼重新再做了,只能对现有的鱼汤多放调料加工改作。对於缺乏法治权威的宪法不能不加以修改。中国的第4部宪法已经进行过3次修改。第3次的宪法修正案,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改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而前者正是1988年的修正案;这就是说,1999年是对修正的修正。或许,几年之这一修正又将成为修正的对象。这种频繁的修正,也不利於树立宪法的权威。美国立宪200多年,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还能在宪法的框架内发展,因为它是一部“活的宪法”。中国的宪法修改不应当再把已死的条文改成将死的条文,而是要改成“活的宪法”。
    宪法修改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是完善宪法的精神,一是背离宪法的精神。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现任总统为了寻求连任,纷纷修改宪法。台湾李登辉执政的10多年,宪法已修改了4次,即将修改第5次,修宪一次总统权力就扩大一次。所以修宪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可以是护宪,也可以是违宪。因此积极的修宪必须同护宪相联系,在护宪的前提下修宪。
    立宪、修宪和护宪的基础是行宪。一部宪法,只有能够实行才有意
   义;纸上的宪法无论多麽完美,不过是文字游戏。同样,也只有能够实行的宪法加以修改才有意义;在宪法得不到尊重的地方,无论怎样修改,还是得不到尊重。
    中国的立宪阶段已经过去,不需要重新立宪,需要的是修宪,更加需要的是护宪。立宪阶段没有树立宪法的权威,只能通过修宪和护宪来补救。修宪和护宪必须在行宪的基础上进行,在宪法的兑现中,树立宪法的权威,实现民主的法治。
    一般来说,树立宪法的权威,没有争议;具体来说,树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威,是否可行?
    如果抛弃现行宪法,必须进行一场革命。革命以后,又重新面临如何树立宪法权威,问题并没有解决,只不过推迟。在缺乏宪法传统的地方,变革宪法不能立即树立宪法的权威。维护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非是确定一个造就宪法传统的现实的起点,并不意味著对它的全盘肯定。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应当学会以宪法为武器,迫使当权者实行法治;同时,自己也要善於在宪法的范围内提出诉求。如果为了反对共产党的不民主而反对宪法,也是破坏法治。或者,以为只要诉求合理就可以不顾宪法,为所欲为,即使诉求一时实现也没有法治的保障。进一步说,藐视宪法权威的反对派上台,同样也不会实行法治。人民有什麽理由在共产党之外支持一个同样不会实行法治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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