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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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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和宪法

    民主的法治,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严密的法律体系;第二,独立的司法机构;第三,全民的法律意识。中国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法治的三个要素不是欠缺就是不足。“全民的法律意识”不足;“独立的司法机构”则欠缺,中国虽然有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因司法不独立,而且普遍腐败,不成其为法治的要素;“严密的法律体系”既有欠缺也有不足,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的配套欠缺,已有的法律的权威则不足。
    在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其他的法律是普通法;也可以说,宪法是母法,其他的法律是子法,子法是从母法派生出来的。“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进一步推演就是“宪法至上”。“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法来治国。
    专制的法治有王法,没有宪法;宪法的产生,是从专制的法治到民主的法治实现根本转变的标志。王法只要求人民遵守,而政府可以不遵守。“目无王法”就是历来政府训斥人民惯用的语言。宪法与王法根本不同,它是全社会的契约,特别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人民和政府都必须遵守,而且首先是政府遵守才能要求人民遵守。如果以宪法的名义,只要求人民遵守,而政府不遵守,这就不是宪法,实际上还是专制王法。按照宪法的要求,对于不遵守契约的政府,人民有权把它推翻,建立新的政府。所以,宪法是实现民主的法治的保障。
    宪法的存在就是为了实行法治。中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宪法,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条款,其实是画蛇添足。实行法治只要按照宪法去做就是了,真正的法治国家都不需要在宪法上写进“依法治国”的字样。在宪法上画蛇添足完全是中国特色。不仅如此,事情比画蛇添足更糟。这种修改等于承认过去没有实行法治,因为有了宪法还不足以实行法治,所以必须写上“依法治国”。实行法治,本来是全部宪法的作用,现在却变成宪法上的一个条款。“依法治国”本身没有错,但表明中国领导人不知宪法为何物。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恰恰贬低了宪法的意义,但倒是符合中国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以来,已经制订了四部宪法,加上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共计五部,没有一部实行了法治。为了改变这种事实,需要做的事情是树立宪法的权威、督促宪法的实施,而不是在宪法上添加一个口号。
    宪法,有成文宪法,也有不成文宪法。

    最早产生宪法的国家是英国。十七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立宪运动,主权在君逐渐转移到主权在民,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威被宪法权威所代替,专制政治就变为民主政治。但英国没有一部文字上的宪法,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实施了事实上的宪法。
    一七八七年在费城产生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的宪法,至今仍然发挥作用,而且为其他国家纷纷仿效。
    英国虽然没有文字上的宪法,却有事实上的宪法。美国既有文字上的宪法,又有事实上的宪法。中国有了文字上的宪法,但没有事实上的宪法。
    中国的宪法停留在文字上而不能成为事实,之所以如此,因为宪法缺乏权威。宪法缺乏权威表现在:
    第一,纸上谈宪,随便作废。一九五四年宪法颁布了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一来,宪法和所有的法律都成了废纸。有效的法律,全国只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六条,简称《公安六条》。《公安六条》完全是没有立法程序的非法的法。连文字上的宪法都扔到字纸篓里了,还有什么宪法权威可言?
    第二,“宪法至上”,视为“反党”。一九五七年,倡言“宪法至上”的法学家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认为提出“宪法至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至今,流行的观点是:“共产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法的灵魂。”党的政策高于法律,法律不过“是贯彻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法学大词典》第1028页,总主编邹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宪法和法律都要围绕共产党的政策而旋转,还有什么宪法权威可言?
    第三,违反宪法,无从监督。虽然宪法得不到尊重,但从未处理过一个违宪的案例。一九八四年,邓小平“随便谈谈”,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9-50页)。随後,被奉为国策。不管构想是否正确,这在当时是违反一九八二年宪法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一国一制”,不是“一国两制”。更有甚者,违宪在先,修宪在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农村的经济组织改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事实上此种“体制”早就在实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宪法的条文束缚了改革。或是改革触犯宪法,或是以修宪事後批准违宪行为合法化,还有什么宪法权威可言?
    总之,实行法治要在树立宪法权威方面下工夫,不是在修改宪法条文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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