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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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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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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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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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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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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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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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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和宪法

    民主的法治,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严密的法律体系;第二,独立的司法机构;第三,全民的法律意识。中国虽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法治的三个要素不是欠缺就是不足。“全民的法律意识”不足;“独立的司法机构”则欠缺,中国虽然有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因司法不独立,而且普遍腐败,不成其为法治的要素;“严密的法律体系”既有欠缺也有不足,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的配套欠缺,已有的法律的权威则不足。
    在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其他的法律是普通法;也可以说,宪法是母法,其他的法律是子法,子法是从母法派生出来的。“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进一步推演就是“宪法至上”。“依法治国”的根本是依宪法来治国。
    专制的法治有王法,没有宪法;宪法的产生,是从专制的法治到民主的法治实现根本转变的标志。王法只要求人民遵守,而政府可以不遵守。“目无王法”就是历来政府训斥人民惯用的语言。宪法与王法根本不同,它是全社会的契约,特别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契约,人民和政府都必须遵守,而且首先是政府遵守才能要求人民遵守。如果以宪法的名义,只要求人民遵守,而政府不遵守,这就不是宪法,实际上还是专制王法。按照宪法的要求,对于不遵守契约的政府,人民有权把它推翻,建立新的政府。所以,宪法是实现民主的法治的保障。
    宪法的存在就是为了实行法治。中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宪法,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条款,其实是画蛇添足。实行法治只要按照宪法去做就是了,真正的法治国家都不需要在宪法上写进“依法治国”的字样。在宪法上画蛇添足完全是中国特色。不仅如此,事情比画蛇添足更糟。这种修改等于承认过去没有实行法治,因为有了宪法还不足以实行法治,所以必须写上“依法治国”。实行法治,本来是全部宪法的作用,现在却变成宪法上的一个条款。“依法治国”本身没有错,但表明中国领导人不知宪法为何物。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恰恰贬低了宪法的意义,但倒是符合中国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以来,已经制订了四部宪法,加上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共计五部,没有一部实行了法治。为了改变这种事实,需要做的事情是树立宪法的权威、督促宪法的实施,而不是在宪法上添加一个口号。
    宪法,有成文宪法,也有不成文宪法。

    最早产生宪法的国家是英国。十七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立宪运动,主权在君逐渐转移到主权在民,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威被宪法权威所代替,专制政治就变为民主政治。但英国没有一部文字上的宪法,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和惯例实施了事实上的宪法。
    一七八七年在费城产生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的宪法,至今仍然发挥作用,而且为其他国家纷纷仿效。
    英国虽然没有文字上的宪法,却有事实上的宪法。美国既有文字上的宪法,又有事实上的宪法。中国有了文字上的宪法,但没有事实上的宪法。
    中国的宪法停留在文字上而不能成为事实,之所以如此,因为宪法缺乏权威。宪法缺乏权威表现在:
    第一,纸上谈宪,随便作废。一九五四年宪法颁布了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一来,宪法和所有的法律都成了废纸。有效的法律,全国只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六条,简称《公安六条》。《公安六条》完全是没有立法程序的非法的法。连文字上的宪法都扔到字纸篓里了,还有什么宪法权威可言?
    第二,“宪法至上”,视为“反党”。一九五七年,倡言“宪法至上”的法学家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认为提出“宪法至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至今,流行的观点是:“共产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法的灵魂。”党的政策高于法律,法律不过“是贯彻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法学大词典》第1028页,总主编邹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宪法和法律都要围绕共产党的政策而旋转,还有什么宪法权威可言?
    第三,违反宪法,无从监督。虽然宪法得不到尊重,但从未处理过一个违宪的案例。一九八四年,邓小平“随便谈谈”,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9-50页)。随後,被奉为国策。不管构想是否正确,这在当时是违反一九八二年宪法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一国一制”,不是“一国两制”。更有甚者,违宪在先,修宪在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农村的经济组织改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事实上此种“体制”早就在实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宪法的条文束缚了改革。或是改革触犯宪法,或是以修宪事後批准违宪行为合法化,还有什么宪法权威可言?
    总之,实行法治要在树立宪法权威方面下工夫,不是在修改宪法条文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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