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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2015
·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参观大英博物馆随想
·蹇妈妈——纪念蹇先任逝世十周年
2016
·呆公不呆——弔浩成
·痴翁非痴——弔洪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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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六四”以后,我蓄意走向法庭,以身试法。试的结果,我身完好无损,而中国的法律漏洞百出。
    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来说,本法《总则》有四条,每条都试出了问题。
    一,“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
    我起诉国家教委和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超过法定时限(7日)的好几倍才作出裁定。我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指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不符合法律程序。结果,中级法院的裁定没有被发回,而我的上诉被驳回了。法院不执法,公民无可奈何。“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保证何在?
    法院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管辖》的有关规定,不予纠正,公民还是无可奈何。本来,我的官司想从区人民法院打起,逐级上告,多一个层次可以多做一篇文章。我注意到《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二)的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提起的诉讼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所以一开始就把状子送到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我没有注意到第十七条“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国家教委的所在地是北京,对国家教委的起诉应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一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只能将我对国家教委起诉的案件移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而无权擅自作出裁定。这一点是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季遵迪(Timothy Gelatt)向我提供的意见。我写入了致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要求改正。石沉大海。“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保证何在?
    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八项规定来看,公民能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都是鸡毛蒜皮。在中国大陆最普遍、最严重的是由于政治歧视、政治迫害而引起的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受行政机关的侵犯。在一切歧视中将政治歧视提升出来、扩大开来,是共产党掌权的特征。政治歧视比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宗教歧视等等更隐蔽、也更厉害。我的合法权益受侵就是出于行政机关的政治歧视。但《行政诉讼法》并没有保护我的条文,我的起诉只好援引《受案范围》的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虽然有关,并不直接。
    即使列入《受案范围》的,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不一定能得到保护。中国的现实是政企不分,一方面政府控制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企业兼有行政职权。学校也是这样。工厂、学校都有权进行罚款、克扣工资、“政治审查”等等处置。但根据行政诉讼法,他们不是行政机关,不能进入行政诉讼,公民无法起诉。
    三,“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受侵犯、被篡夺,如何依法维护?我起诉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窃取行政权力,法院认为它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共产党事实上是权力机构,而且凌驾在行政机关之上。规范政党活动的法律根本没有,共产党违法无从追究。行政诉讼法只是维护公民服从行政机关的职权,不能维护行政机关的职权不受共产党的侵犯。
    再说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依照《行政诉讼法》,即使执行不走样,也仅止于下层。本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受案范围》中所列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拘留、罚款、吊销执照、责令停业、没收财物、查封财产、申请许可证、发放抚恤金等等。这些“具体行政行为”所涉及的行政机关至多是县市的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民政局……,省级以上的行政机关就没有“具体行政行为”了。第十二条(二)又规定,对“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大概这就被解释为抽象行政行为。如果“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构成普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怎么办?法律如何监督作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政机关?例如,“六四”流血事件以后,国家教委作出的对持有异议的教师不许上课、不得聘用、不能当研究生导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就是普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决定。各个大学执行这一决定,造成许多受害者。大学不是行政机关,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当然必须指向国家教委。但法院认为国家教委没有采取具体行政行为。
    所有的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可以采取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是针对一切行政机关的。按中国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似乎采取具体行政行为都是下层行政机关的事,而上层行政机关只有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受追究,因而《行政诉讼法》可以保护上层行政机关合法地逃避监督。
    四,“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缺乏宪政精神,也有宪法的某些一般性。但宪法的抽象规定往往在具体的法律中受到限制以至消失。最明显的是《游行示威法》。宪法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权利,而《游行示威法》实际是《反游行示威法》。《行政诉讼法》也有类似情形。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收容审查”的法规,就是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因而是违反宪法的。但《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提供监督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法律根据,更没有提供对国务院制定的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的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其中规定对“收容审查”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正是对非法的“收容审查”的法规的赋予合法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政府部门发布的规章,而政府部门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和裁决”。对行政机关的法规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还是属于行政机关。宪法的权威何在?
    如此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缺陷颇多。
    我在中国大陆主张开展合法民运、进行合法斗争。既然宪法和法律有缺陷,能不能进行合法斗争?有人认为,首先要制定完美的宪法和法律。谁来制定?自然是少数精英。我的看法正相反,因为宪法和法律有缺陷,更需要进行合法斗争。广大的人民起来以身试法,才能确知宪法和法律的缺陷所在。如果没有诉讼的亲身体验,我不可能对《行政诉讼法》达到以上的认识。人民可以有力地迫使宪法和法律作出修改;修改后的宪法和法律也才能有效地施行。只有在人民的合法斗争的推动下,方可求得宪法和法律的逐步完美。由少数精英在纸上描绘精致的法律殿堂,虽可竣于一旦,只恐难以付诸实施,徒具空中楼阁。
    法制的完善必须有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国立宪的历史已有一百年,进行过多种尝试,经历了不少曲折。晚清的立宪,辛亥革命的立宪,袁世凯的立宪,北洋军阀的立宪,国民党的立宪,共产党的立宪,每一次立宪都是很快被否定,顷刻推倒,另起炉灶。无所继承也就无从前进。现在,中国大陆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起点,不断修改、逐步推进,比起顷刻推倒、另起炉灶,是一条走向宪政的更为现实的道路。激进主义的言词虽然动听,于事无补。我一向主张,利用已有的任何一点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利用现存的任何一种法制去达到更高更好的法制。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大陆的宪法和法律是共产党制定的,根本要不得;因为它只能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服务,不能用来对付共产党。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一党专政是不合法的。我在诉讼文书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不是属于任何政党、任何个人;政党窃国、个人专权应在禁止之列,属于违宪活动。”应当用宪法来限制和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把法律只是看作专政的工具,这正是一种官方的观点。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安守廉(William P. Alford)发表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它的题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合法性是两面砍削的双刃剑》⑴。“六四”流血事件之后,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利用法律镇压人民,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空前的人民利用法律控告政府、起诉共产党的热闹场景。安守廉教授研究了这一矛盾现象,并着重分析了五起案例,对人民利用合法性进行斗争作出高度的评价。我强调民主运动的合法性就是为了和共产党争夺这把双刃剑。
    用什么来反对暴力镇压?人民必须选择有效的武器。什么是有效的武器?毛泽东说:蒋介石“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⑵这是历史上常用的办法:以刀对刀。反对别人拿刀的人,自己也拿起刀,结果又招致别人的反对。有没有一种武器可以迫使拿刀的人放下屠刀,有,这就是法律。现代文明不主张“以暴易暴”的社会变革方式;以己之暴,易人之暴,终究还是暴。用什么来代替?那就是“以法易法”,以新法易旧法;但必须利用已有的法律、通过合法的程序,才能修改、废除、制定法律,从而健全法制,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目的。
    中国人总是喜欢“造反”、“推翻”、“打倒”,似乎合法斗争就不过瘾。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特别发达,弄权艺术特别高明。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围绕着夺取权力而无休无止地进行政治的或军事的、宫廷的或草莽的、公开的或秘密的、礼仪的或流血的斗争。项羽见了秦始皇的威风凛凛的仪仗队,不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就是中国历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治抱负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简而言之,你下台我上台。西方民主国家走上宪政之路,主要是开展持久的争取权利的运动。宪政国家的宪法(不管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不过是承认了人民所争得的权利。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是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但宪政的实现并非决定于暴力,暴力革命可以通向宪政的前景,重要的问题是夺取政权以后如何满足人民的权利要求。美国在革命时期所特别强调的就是权利而不是权力。《独立宣言》宣告,人生来就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实现了宪政,人民的权利要求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满足,必须不断地争取自己的权利。英国在19世纪有长达几十年的宪章运动,美国自60年代至今还在进行黑人民权运动。在中国,暴力革命的目标只是权力的转移,而不是权利的实现。从辛亥革命以来,几度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总是进行得轰轰烈烈,然而并没有象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那样带来宪政。这是值得历史学家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关心自己国家命运的中国人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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