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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论人权和主权
·行为规范中有自由
·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自由和民主必须协调
·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法律是自由的界限
·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表达自由是精神的基本利权
·思想能否统一 ?
·言论自由
·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新闻出版自由
·“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
·结社自由
·镇压反对党能求稳定吗 ?
·“争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
·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人身自由和居住自由
·思想自由与“统一思想”
·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闻出版自由与“把握舆论导向”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
·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人权在中国
·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人权的结构
·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人权和国权、主权
·根本问题不是换人,而是换制度
·抗萨斯,弘扬什么精神?
·评李长春的“三 贴 近”
·治国不能没有政治教练员
·退行曲何时变成进行曲 ?
·冲突与融合
·念耀邦
·我为什么会被列入“黑名单”?
·弔小平
·哲人已逝留遗恨——悼若水
·瞎子阿炳长街行 《二泉映月》是叹息
·我申请回国探亲的经过
·周扬是按名单抓右派
·久违了,朋友们!
·看不见的鸿沟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和宪法
·立宪、修宪和护宪
·宪法和宪政
·什么是宪法精神 ?
·利权和权力
·宪政和民主
·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多数压迫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民主服从集中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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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
    以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未来
   
   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怎样变?变的结果又怎样?

    东欧和苏联的变革是被动的、无序的,付出了混乱、休克、流血的代价,暂时还看不到希望。中国应当进行主动的、有序的变革。中国如果乱起来,一发不可收拾。邓小平讲的这一点是对的: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对“文化大革命”还可以有所制约,如果再一次发生内乱,谁也无法使它停下来。“文化大革命”搞成武化大内战,有了上一次的演习,下一次必将有过之无不及。
    政府和人民都希望稳定,但稳定又是为了什么?1976年,镇压了“四五”民主运动之后,毛泽东放心地说:“天下已定。”结果只定了不到一年。现在这种靠“六四”事件镇压的余威维持的稳定,是否真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了自由,稳定压倒了民主,稳定压倒了人权,稳定还有什么意思?一切都被压倒了,一切都将起来反抗。稳定是需要的,但不是目的,还有比稳定更重要的东西。被称作机会主义者的伯恩斯坦,有一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现在这个公式稍有变通:“稳定压倒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其实,也不是没有目的,只是不便明说。如果是为了崇高的目的,稳定应当宽容一切、包融一切、孕育一切,而不是压倒一切。1979年以后,邓小平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压出稳定来。压下去,又冒出来;有作用,必有反作用。假如不是用力学对抗的办法,而是用化学合成的办法,经营10多年,现在的中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这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的陈旧笔法的局限性。
    之所以需要稳定,是为了进行有序的变革。政府和人民,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在稳定中实现中国社会变革的最佳道路。
    追求民主化的目的,向往现代化的未来,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也是党和政府的宣言。中国社会的变革道路必须和民主化、现代化相适应。
    历来流行一种思维方式,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声称为了革命,杀错了人也没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革命可以打、砸、抢,为了革命可以作伪证。手段否定了目的,还有什么正当可言?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就有这种致命的弱点。用专制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岂非南辕北辙?以陈旧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未来,何异风牛马?
    总结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教训,产生了两句口号:
    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的目的
    以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未来
    从10多年前的西单“民主墙”开始,人民的民主运动绵亘不断。新的历史时期的民主运动,与“五四”时期、抗日时期不同,民主不再附丽于民族救亡,而是萌发于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深层变革的需要。民主只能由人民自己来争取,不能寄希望于新老救世主。多少人为此而奋斗,不惜蒙受冤屈、陷于贫困、遭牢狱之苦、乃至流血牺牲;新一代的民主战士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战斗精神,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正剧。但是,民运人士也应当反思;主要的缺点就在于还没有学会用民主的手段实现民主化,还没有转到以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
    民运人士还是习惯于用大轰大嗡的手段争取民主。大轰大嗡得来的民主,只能在大轰大嗡中运用,而社会生活不可能总是大轰大嗡,因此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用不上。在大轰大嗡中争民主,事实上只是表现出激烈地反对不民主,不可能提高自身的民主素质。八九民运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在反对政府的不民主的同时,自己也不能按民主的程序协调内部的关系。民主社会的到来,必须经历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而且全社会必须受到民主的训练。民主运动不可能爆发出一个民主社会来,只能加快民主的训练,推进民主社会到来的过程。因此,实现民主化的现实道路是:利用现有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民主,去争取更多、更大的民主;民主的不断扩大,从量变到质变,终将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
    大轰大嗡地争民主遇到了挫折,又往往转入秘密活动,成立地下组织。这些民运人士,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有时是一事无成即身陷囹圄。除了表现出富有浪漫色彩的献身精神,丝毫不能触动现实。精神是可嘉的,斗争是无效的。我年轻的时候也热衷于此,还受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训练,并非不知道怎样干。我认为,这是过时的斗争方式了。地下活动,武装斗争,都不可能超过当年共产党的历史水平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因为枪杆子里面没有出民主,以至今日还要有人起来争民主。如果走共产党的老路,不过是进入新的一轮循环。秘密活动和地下组织是缺乏集会结社自由的产物,又是以默认集会结社不自由为前提。而这个前提恰恰是民主运动需要消除的对象。民主运动应当合法地、公开地争取集会结社自由,改变集会结社不自由,而不是去迁就集会结社不自由。
    对于人民来说,通过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途径,提出愿望,采取行动,是成熟的表现。
    对于政府来说,要允许和鼓励人民以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不要官逼民反。
    在中国,政治的特征是国家原则和政党原则的混淆。共产党是国中之国、权上之权。考察政府,根本问题是考察共产党。
    1957年流行一种政治斗争的模式,只要摔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就可以把人打倒。从此,不管提出什么问题,凡是不同政见的争论一律纳入这种模式,归结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的问题是“大跃进的得和失”,他认为“有失有得”。结果,变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毛泽东代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判定彭德怀代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前提和结论之间有什么联系?现在看来,只能付之一笑,当时却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没有一次是对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是冤案,已经平反了。但制造冤案的政治斗争的模式还在继续。八九民运提出的问题是“打倒‘官倒’,惩治腐败”,邓小平依然把它纳入陈旧的模式,就成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政治斗争模式是斯大林创造的,中国还是从苏联引进的。在苏联,直到共产党垮台、社会主义完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模式才算消失。中国是否可以提前消失?这种陈旧的政治斗争模式不转换,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高岗、饶漱石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到了林彪反对刘少奇非但不是反党,而且是“高举”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反对林彪就是“反党”。后来“批林批孔”,谁不批又是“反党”。如此等等。“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更难捉摸。1956年以后建立的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那时,反对农村公共食堂就是“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断定前17年是“修正主义”,于是又有了“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产生“重新认识”的社会主义。现在又鼓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按照过去的标准,是十足的“反社会主义”。按照现在的标准,就应当说过去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是从过去到现在都要坚持。常人生活在三维空间、一维时间的世界里。中国领导人的世界,空间是一维的、时间是三维的。在空间上,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权力中心到平民百姓,只有一个方向,是一维的;在时间上,过去、现在、将来分了岔,有三个方向,是三维的。但是,不确定性中又有确定性。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反社会主义”?一概由当权者说了算。“反党”亦然,谁掌权谁代表党,反对他就是“反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权力论具有明显的权力崇拜的特征,这是中国古老传统的现代形态。古代,无论什么人,只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哪怕他是乳臭未干的小子、懵懂无知的白痴、昏聩糊涂的老朽,立即就变得睿智圣明、法力无边。社会生活中的权力斗争特别发达。农民起义也往往直指中央政权。《水浒》中大老粗李逵都有这样的觉悟:“杀到东京去,夺了皇帝老子的鸟位,叫俺宋大哥坐龙廷。”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只反庄园主,不反国王。近代的工人运动也过于迷恋经济斗争。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学说,对于欧洲工人来说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中国的农民接受起来却毫无困难。毛泽东比那些教条主义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熟悉中国农民的性格。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中国农民的优点去夺取政权;政权到手,“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1958年以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美国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到中国搜集材料,待以上宾之礼。回去之后写了一本书,名曰《毛泽东、邓小平——新一代的帝王》。他老先生吃了人家的嘴也不软,不客气地说:“邓小平的帝王思想不亚于毛泽东”。
    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坐在北京中南海宫殿里的毛泽东的说法,在井冈山的茅棚里、在延安的窑洞里的毛泽东就不会这样说了,而是要说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经历了从陈胜、吴广到秦始皇的转变。代表被压迫的无产者的马克思和代表被压迫的农民的陈胜、吴广,还可以有所结合;代表被压迫者的马克思和代表压迫者的秦始皇,怎么结合?只能是披上了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毛泽东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读了《共产党宣言》,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关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等政治革命的学说,理解得比较好,并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马克思主义中更深刻的有关社会革命的学说,就不好理解了。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是有关中国实行社会革命的目标模式,富有价值。取得政权以后,他本人又抛弃了。刘少奇鼓吹新民主主义,反而被指责为“右倾”。然后是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不到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这说明毛泽东也并不理解自己的正确的东西。根本的原因,还是如何对待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以为使用行政命令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一个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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