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郭罗基作品选编]->[魏 京 生 案 结 束 了 吗?]
郭罗基作品选编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魏 京 生 案 结 束 了 吗?

今年春天,魏京生被捕十四周年之际,我为文写道:“魏京生的刑期还有一年。为了要求释放魏京生,国内和国外的有志之士奋斗了十几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哪怕提前一天,也是人权运动的胜利!”果然,魏京生提前释放了,还不是一天,而是一百八十多天,应该说是人权运动的大胜利!
    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明提前释放的原因是魏京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总之是本人有了好的表现。其实是中国政府为了申办奥运会自己要争取一个好的表现。学好比起使坏来还是值得称道的。但究竟好在哪里?无罪的魏京生成为囚犯的原因消除了吗?不叫魏京生的魏京生释放了吗?今后就不会再抓魏京生一类的人物了吗?
    “捉放魏”这一出戏是“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导演的。他还导演过“捉放右”。他当总书记时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分子”,后来为“右派分子”改正的也是他。但只改正结果不改正原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邓小平还说“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不对。这就是说,一个个“右派分子”可以赦免,“反右派”的做法还要保留。达摩克利斯剑依旧高悬在上。肯定“反右派”就是为了“反自由化”。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这三位,一九五七年都在“扩大化”之列,后来改正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又成了一九八七年的“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魏京生今后会不会换帽子?
    按邓小平的公式,放魏京生是可以的,捉魏京生也是必要的。中国的人权运动、民主运动不能停留在“放魏京生”,而是要追究“捉魏京生”。
    我和魏京生从未谋面,本来无缘,由于无意地和有意地为魏京生辩护,几次三番被别人捆绑在一起,遂结了不解之缘。以致邓小平一提魏京生就想起了我,并列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我也当了十多年狱外的魏京生。当年围绕魏京生案的争论,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多大进展?

    一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提倡言论自由,反对以言治罪,特别指出不能以所谓的“反革命言论”为根据随便抓人。北京城里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为刚判刑的魏京生辩护;不同的是,民间欢呼,官方狂怒。我不因有人欢呼而媚俗,也不因有人狂怒而胆怯。我说,我的文章是魏京生案开庭以前写的,当时不可能有为魏京生辩护的动机;如果看起来象为魏京生辩护,只能说是撞在我的枪口上了。要是说,我不仅为魏京生辩护,而且为一切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辩护,倒并不冤枉。既然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在讨论中就可以发表反对意见;发表反对政府、反对共产党的意见,即使错了,也不等于违法犯罪。所以我强调:“如果发表反革命的意见,也仅仅是一种意见,不等于反革命行为,只能说是思想上的论敌。”由于不能容忍思想上的论敌而动用刑罚、大开杀戒,从古到今酿成多少惨剧!在中国,实际上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一切由共产党“一言堂”作主,人民只能表示拥护。多次重要的会议上,纷纷向我责难:“党的领导可以讨论吗?”“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讨论吗?”我向反对者提出一个挑战:你们能否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也拿到《人民日报》上去发表。没有人应战。等到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在中央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内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显然是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还用得着论证吗?问题是政治问题可以不可以讨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连“这样那样的问题”,讨论起来,还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的党的决定”。那么,“党的原则”、“党的决定”是不是可以讨论呢?这就不可以讨论了。邓小平是在肯定有所不可以讨论的前提下论证“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一些人颁布不可以讨论的“党的原则”,交给另一些人去执行,这是什么原则?一些人作出不可以讨论的“党的决定”交给另一些人去遵守,这又是谁的决定?政治问题不可以讨论,这一点只能做不能说。我揭穿了一个秘密,邓小平的恼怒可想而知。于是,下令将我撵出北大,逐出北京。
    因为政治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在政治问题上发表反对意见就是“反革命言论”;
    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反革命煽动”;
    进行“反革命煽动”就要抓人、判刑。
    这是制造魏京生案和一切政治冤案的三大定律。
    一九七九年,我触犯了第一定律,还有两条定律也是应当推翻的。
    即使按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来说,“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进行‘反革命煽动’”这一定律也是违法的。《刑法》第十条关于犯罪的规定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行为犯罪,不可能有“言论犯罪”、“思想犯罪”。以言论和思想定罪,不是根据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客观事实,而是全凭执法者对当事人的言论和思想的评说;定了罪也无从量刑,只能实行罪刑擅断主义。
    “反革命言论”不过是一种言论,不等于反革命行为。“反革命煽动”是一种行为,不仅谈论一般的看法,而且讲出具体的做法,并推动别人采取行动。在刑法上,教唆者和被教唆者是共同犯罪。有教唆者才有被教唆者;但只有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才能证明教唆者有罪。同样的道理,没有被煽动者就不成其为煽动;没有被煽动者的反革命行为就不能证明煽动者犯有反革命罪。煽而不动,至多是思想影响,也不算犯罪。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只要被断定为“反革命言论”,不管是否引起反革命行为,就以“反革命煽动”论罪。
    解析第二定律,说明法律本身和法律的运用出入很大;第三定律表明法律本身也有问题。“反革命煽动罪”根本就是荒唐的,必须取消。世界各国(就连社会主义的始祖原苏联在内)的法律都没有“反革命罪”,刑法上规定“反革命罪”完全是“中国特色”。革命只是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有革命才有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是历史学的概念,不是法学的概念。革命过去了,就无所谓反革命。不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根据短暂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制定长期有效的法律,是根本不科学的。
    “反革命”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行为,也可以是反对革命的言论和思想。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不严密的。虽然《刑法》总则规定了只有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在执行《刑法》分则的“反革命罪”特别是“反革命煽动罪”时,“反革命”概念的不确定性,为镇压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提供了方便。
    “反革命”所反对的“革命”在哪里?为了坚持执行“反革命罪”,又要极力维护革命的神圣性。中国共产党自以为始终代表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又集中在“伟大领袖”或“核心人物”身上。所以,从前毛泽东是革命的化身,“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一度也是革命的化身,现在邓小平是革命的化身。魏京生就是因为反对邓小平获“反革命罪”。魏京生所反对的不是革命而是独裁。如果反对革命有罪,反对独裁何罪之有?如果邓小平并不独裁,可以任其反对,何必惊慌?魏京生因反对独裁而身陷囹圄,恰好证明确实是独裁。确立了“革命的化身”,任何反对意见都有罪,有时还不是反对意见而是正当的批评,“文化大革命”中连“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有罪。因此,凡是发表为“革命的化身”所不容的反对意见,就是“反革命煽动”;另一方面,凡是“煽动”必是“反革命”。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是“煽动”民主,不是煽动反革命,均以“反革命煽动”论处,因为同样为“革命的化身”所不容。
    因发表某种言论而被定为“反革命煽动罪”,如今在中国依然如故。
    二
    《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文,言者无意,闻者有心,硬说是为魏京生辩护。就是辩护又有什么不可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公民可以充当被告辩护人,判决生效后,任何公民可以代理申诉。法律的条文是有了,但国人缺乏法制观念,好象为罪犯辩护也是犯罪,至少是立场有问题。我本来不是辩护,既然说了也不相信,我就真的辩护一下。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召开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作为北京大学的人民代表,就魏京生问题(还有傅月华问题)向北京市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质询。
    魏京生是因“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被捕的,判刑时的主要根据却是“出卖军事机密”。我认为罪名不能成立。所谓“军事机密”不过是有关中越战争的“小道消息”。战争已经开仗四天,魏京生只是说出了中国前线指挥官的名字,也算“出卖军事机密”?魏京生不过是一个电工,按他的职务并不掌握军事机密;首先必须有人向他提供军事机密,他才能出卖。如果他有罪,是以别人的犯罪为前提的,法庭放纵了首犯。而且魏京生谈话的对象不是敌人,是某外国记者。法庭说是“简接向敌人提供”,但法庭没有拿出事实证明外国记者的情报通向敌人,倒是通向了中国人,录音磁带被送上法庭成为“通敌”的证据。法院、检察院对人民代表的质询竟置之不理。我起草了一个声明,还有李春光、丁始琪、费振刚几位代表签名,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表示不信任。表决时,由我们四个人带头几十位人民代表投了弃权票(因法院、检察院也确实判了一些坏人,不好投反对票)。
    过了一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区人民代表的竞选运动中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回声势浩大,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作一番解释,说是魏京生特别顽固,死不交待别人,只好判他一个人。公开宣布的司法原则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连出卖的“军事情报”的来源都没有搞清楚,魏京生犯罪的证据何在?北京大学的竞选运动因为提出魏京生问题,又大讲言论自由等等,被上面定性为“闹事”。教育部长蒋南翔下令要抓“右派”。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表示为难,抓“右派”未果,但胡平当选为人民代表却失去了学位。胡乔木说“学生闹事的论点都是郭罗基发明的”,我成了“闹事”的“后台”。总之,在很长的时期中,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多少人,为魏京生鸣不平,非但无用,反而倒霉。究竟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年,邓小平自己揭开了谜底。
    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一号文件公布了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的谈话,就是这个谈话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导致胡耀邦下台。邓小平也讲到我,说“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观点可以保留”云云。这一次本来与魏京生无关,因为讲到我,大概又想起另一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于是就说:“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起来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原来邓小平那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操纵下,没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所以对魏京生一判就是十五年。邓小平的那个谈话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时,上述一段话修改了,变成这样:“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第150页)主要之点“既然抓了就不放”没有了。一时不小心泄露了天机,赶紧收藏起来,相应地对魏京生也故隐其名。在印刷品中删掉七个字很容易。但那个如雷贯耳的谈话连当时的中学生都听到传达,要从人们的头脑中收回烙印很深的语言就不容易了。“既然抓了就不放”已经体现在魏京生的案件之中,要从事实上抹掉这一原则就更不容易了。欲盖弥彰,用后一段话替代前一段话,可见所谓“依法处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