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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民主和人权
·公民的利权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公民利权
·人权和法律
·什么是法律 ?
·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
·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
·法律和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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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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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和法治
·何谓“社会主义法治”?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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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为“六四”事件平反
   
    天安门广场是人民选择的出气的地方,又是党和政府选择的流血的地方。1976年和1989年两次天安门事件,表现了人民要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反监督的矛盾尖锐化。
    党和政府的专横腐败激怒了人民,人民的批评抗议又激怒了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动用武力,人民不得不反抗;党和政府又把人民的反抗说成“反革命暴乱”。这就是1989年春夏之交从政治风波到流血事件的进行机制。
    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讲对了。

    共产党享有特权和政权机构发生腐败由来已久,人民的不满逐渐积累,总有一天要爆发。胡耀邦的逝世起了引爆的作用,就因为1987年胡耀邦的下台加深了人民的不满。本来是人民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反其道而行之,以撤换改革派领导人来压制和消弭人民的要求。如果没有1987年的那一场“反自由化”,就不会有1989年的政治风波。而1987年的“反自由化”又是由1981年的“反自由化”、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5年的镇压学潮逐步推动起来的。就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抓阶级斗争导致混乱,还认为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反自由化”引起人民的抗拒,总是归结为“自由化”反得不彻底。企图用“反自由化”来消除人民对特权和腐败的不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当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是夭折,肃清封建主义不是改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风波不是不可避免的。1980年可以采取措施避免的事情,到了1989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邓小平不作分析,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避免、在什么条件下不可避免,一味强调事件的必然性,无非是为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失误辩护。更值得注意的是由这一必然性又引出另一必然性:“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等于说,开枪——流血,抓人——坐牢,一切都是必然,何必计较!
    上一次学潮发生的时候,邓小平的说法完全不同。他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我们要避免事态的扩大,但即便扩大十倍,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9、154、157页)说得多么轻松,小事一桩!从1985年以后,人民群众屡有表示,政治舞台警钟长鸣,邓小平不以为意。学潮真的扩大了十倍,邓小平又喊大事不好了。一时是影响不了根本的纯属偶然,一时又是大气候、小气候决定了的绝对必然。邓小平的理论总是白猫、黑猫轮番上场表演。
    人民利用悼念周恩来、悼念胡耀邦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不过是现存体制内的一种选择,在一筐土豆里挑好的,还不是要把土豆倒掉换成西红柿。颂扬周恩来、胡耀邦,当然皆有所指。但是,周恩来活着的时候就不敢与毛泽东抗争,胡耀邦活着的时候就不敢与邓小平抗争,他们的亡灵注定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出政治热情的人民是强大有力的。两次天安门事件都是特殊形式的公民投票;对周恩来、胡耀邦投了信任票,就是对排挤周恩来、逼迫胡耀邦的人们投了不信任票。1976年的毛泽东把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说成“反革命事件”。1989年的邓小平如法炮制。据说,4月15日开始的人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得了不信任票的人们怀着嫉恨在转移视线、制造口实。
    1989年春夏之交,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游行队伍里的人群唱的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歌》,不是资产阶级的《马赛曲》。高唱《国际歌》去“打倒共产党”是不可思议的;应该说是雄壮的《国际歌》吓坏了脱离人民的共产党。当时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内定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吓得讲出了不吉利的话:“6月2日我到人民大会堂楼上看了一下,……北京这种情况再不制止,继续若干天,人民共和国就危在旦夕了。”(《江泽民同志视察陕西谈话要点》<1989年9月9日——9月14日>,《学习·研究·参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联合主办>1990年第1期)究系何事惊慌?人民不过提了两个口号:打倒“官倒”,惩治腐败。邓小平把民间的语言翻译成官方的语言,就成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共产党的意义就是“官倒”,社会主义的意义就是腐败。人民并没有动手,而是寄希望于政府去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所以具体的要求只是对话。
    对话本来是政府和人民的日常活动,在号称“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来要求政府对话,已经是极大的讽刺了,而政府竟拒绝对话。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下,主人向公仆跪进陈情表;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怜的主人涕泣泪流。僵持不下,拖延时日,不得已而推出一个油腔滑调的袁木来与学生周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袁木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增添光彩吗?不过,平心而论,作为“国务院工作人员”袁木的夸夸其谈,比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的痴呆麻木,还显得略胜一筹。官越大越蠢。待到5月18日,全国人民从电视中看到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和李鹏叫阵的场面,这才明白确实不能对话,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对话的能力。他们惯于使用权势的语言,一旦跳出几个藐视权势的挑战者,他们顿时患了失语症。堂堂的大国总理李鹏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其他人则反应迟钝、语无伦次,一个个都不是20来岁的青年学生的对手。
    善良的中国人民提了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都不能实现。党和政府一再激化矛盾。要求对话就是“动乱”。对话没有实现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人民要求撤销“四·二六社论”,收回“动乱”的帽子。党和政府的回答是戒严。人民奋起,劝阻军队进城。当年北京的老百姓是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梦断香消四十年。如今胡同里的老太太敲着锣呼喊大家去堵军车,使人想起了“鬼子进村”。党和政府何尝以半点民意为怀?发昏章第三,下令开枪。起初,人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看到自己的同伴倒在血泊之中,才如梦初醒。怪只怪对共产党、解放军缺乏认识。杀了人,还要对无辜者的尸体泼上诬陷诽谤的脏水,称之曰“反革命暴徒”。
    北京流血,全球震惊。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责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究竟打死、打伤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负责的交待。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辟谣”时说,总共死了200多人,大部分是军人。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又说:“军警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难道老百姓没死、没伤一个?实际上军人死亡的确凿数字是18人其中还有被他们自己人“误伤”的。有人估计,老百姓死者上千,伤者无数。中国政府说是造谣。你们说是多少?江泽民曾答应公布死伤人数,久久不见音讯。外国记者问及,李鹏说死伤者家属不愿公布名单。李鹏自以为很机智,恰好暴露了他的智商连“公布人数”和“公布名单”这两者的区别都弄不清。他的谎言立即遭到死伤者家属的公开驳斥。爱子蒋捷连(17岁的中学生)被杀害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最近李鹏总理说不公布死亡名单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可是两年了,并没有任何人向我征求过是否愿意公布死亡名单的意见。我当然也无从知道李鹏总理究竟征求了多少死者家属的意愿。但据我了解,至少我认识的一些遇难者的母亲和妻子和我有着同样的要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公布事实真相。”(香港《当代》月刊,1991年6月15日)
    民主运动期间,不少领导人信誓旦旦,保证“决不秋后算账”。言犹在耳,没到秋后,就算起账来了,而且是一笔混账!“六四”以后,中国政府大肆搜捕民运人士。究竟抓了多少?也从未公布。抓人的理由是“依法进行收容审查”。依的什么法?按中国现行的法规,“收容”的对象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审查”是针对“流窜作案、来历不明的人”的。行政机关用“收容审查”来对付政治犯,完全是非法、违法行为。有许多人被判了重刑。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助理工程师唐元俊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陈伯达、姚文元所受的刑罚还要重。他们在服刑期间又受到非人待遇。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布的《来自凌源第二劳改支队的报告》,辽宁省凌源劳改分局(对外的名称是“辽宁省凌源汽车工业公司”)第二劳改支队,对“六四”事件的政治犯经常折磨和毒打,有的被打断了肋骨,有的被打得休克。只要看一看这个冗长的报告中的一小段,就够触目惊心的了:
    “1991年6月4日,吉林籍良心犯李杰绝食一天。杨国平大队长当晚召集大队犯人开会,把李杰拉到台前,当众扒光衣服,由几个‘管事的’刑事犯(受狱方信任而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把他按倒在地。杨国平手持一根8万伏特的大电棍,在李杰的大腿内侧反复击触。两名管教(直接管理犯人的警察)手持4根5,000伏和10,000伏的电棍,在他的头、颈、肩、腋、腹等处电击。李杰大汗淋漓,浑身抽搐,惨不忍睹。杨国平一边施刑一边说:‘你现在想不想吃饭?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今天就拿你开刀。在劳改队还想绝食?纪念什么“六四”死难者?那些人死得活该!你要活得不耐烦就说,何必自己糟蹋自己呢?我们可以帮你嘛!……有能耐你别吃呀!想吃也得电,电的时间长一点,好叫你印象深刻,看你还敢不敢跳出来。对待你这样的反革命,我们毫不客气!’”
    1991年11月,刘刚、张铭、唐元俊、冷万宝、李卫、孔险峰等从狱中寄给中国人权一份《呼吁书》,其中写道:
    “这里不仅关押着数千名长期徒刑的刑事犯,还关押着30多名政治犯。他们每天被强迫劳动14小时。狱方给他们定极高的劳动量,完不成即遭毒打。政治考核如不愿说违心话也遭毒打。平时,管教也可以随时打骂,拳脚、皮带、电警棍都可能落在他们身上,很多人已被打伤。监狱大队长杨国平、中队长刁烈等恶棍暴徒经常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唆使牢头狱霸折磨他们。狱中医疗卫生状况极其恶劣,有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40余名犯人被安置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天超强度劳动下来,却只有窝头菜汤可供维持生命,更谈不上看书和写作了。稍不如意便剥夺通信权利。当权者从精神、人格、肉体对他们进行‘全方位’轰炸,企图摧垮政治犯的意志和身体,实行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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