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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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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建立监督制度
   
    需要用法律来解决的问题毕竟是有限的,大量的问题确是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得到解决的。那么,为什么不解决呢?现行体制是只对上负责,可以不对下负责。这种体制造就出许多干部总是一心讨好上级,人民是不在话下的。他们有两副面孔:在上级面前,在大人物面前,是一副畏葸的奴才相;在下级面前,在小人物面前,又表现出一副十足的神气相。既然是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赋予各级领导以权力。但是人民一旦把权力交给公仆,人民对公仆就无可奈何,权力再也不能收回,有时反而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人民对权力机构无法实行监督,权力机构也可以不为人民解决问题。所以,人民有问题要解决不能向权力机构乞求,越是乞求越是丧失得多,而必须将权力机构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究竟什么是监督?邓小平在1957年讲了一篇《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篇讲话,在当时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监督”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有讲清楚。他认为监督是三个方面:第一,党对党员的监督;第二,群众对党的监督;第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监督。后两个方面是党外对党的监督,第一个方面是党内的监督。在党内的监督中忽略了一点: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监督。这正是根本之点。
    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或社会系统,必须具有自上而下的渠道和自下而上的渠道,往返流动,上下通气,才能舒经活络,生机勃勃。专制主义的缺点就是只有一条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渠道。共产党内,领导对被领导是自上而下的机制,监督对被监督是自下而上的机制。监督是相对于领导而言的。领导者同时是被监督者,被领导者同时是监督者。如果领导者又是监督者,被领导者又是被监督者,等于没有监督。邓小平把党内的监督归结为“党对党员的监督”,就是没有监督。党组织对党员个人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不是监督和被监督关系。把党组织对党员个人的监督说成党内唯一的监督,这就表明党组织是不受监督的,掌握党权的人是谁也无法监督的。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原则。作为组织制度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级服从中央。这些,体现了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因而不能不是一种片面的组织制度。只有同时实行党员监督组织、下级监督上级、全党各级监督中央,才是全面的组织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又把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的片面性带到国家生活中,全社会自下而上的渠道只讲服从,没有监督。人民只能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不能监督共产党;人民只能服从政府的管理,不能监督政府。
    “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列宁提出来的。它的实质不是民主,而是集中,不过区别于“官僚集中制”、“专制集中制”。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列宁的最后岁月转而强调民主制,不再是民主集中制。后来在苏联和中国,把民主集中制泛化,成了以民主为幌子的集权制。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实行民主的结果,必然是以多数人的意志决定行动。在苏联和中国的民主集中制那里,民主只是让人讲话,可以发表意见,不能作出决定,最后由民主之上的集中作出决定。这是一种无权的民主,类似于清朝官僚张之洞所言:“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劝学篇·正权第六》)对人民、对党员、对下级可以发扬民主,但政府、组织、上级代表集中,人民服从政府、党员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也就是民主服从集中。“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词句上说得很巧妙,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集中可以否定民主;“集中的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必须屈从于集中。从具体的组织制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实际上没有民主只有集中。
    究竟谁监督谁?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规定,上下级组织之间是互相监督。在党外的监督方面,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也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谁领导谁是非常明确的;谁监督谁就十分含糊了。说来说去都是“互相监督”,好象辩证得很。如果有人主张在上下级之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实行“互相领导”,必定被斥之为荒唐,这就不能辩证了。手握大权的人,既要当领导者又要当监督者。领导者不愿老老实实地当被监督者,因此被领导者也就不可能切切实实地当监督者。毛泽东说:“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5页)且不说这“六条政治标准”是对是错,只能允许别人按照自己钦定的政治标准发表意见,算什么监督?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要合乎共产党所立的政治标准;那么,民主党派是否也可以自立政治标准,让共产党来监督呢?决不允许。共产党还是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去监督民主党派。就象在球场上打球,比赛规则全由一个球队说了算,谁能判它犯规?所以在政治竞技场上,共产党永远是赢家。共产党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不过是居高临下的垂询、纳谏,而且民主党派提意见还得小心翼翼地摸清共产党的“政治标准”;共产党监督民主党派则可以把你打成“右派”。所谓“互相监督”,决不是平等的。人民和共产党,人民和政府,也是互相监督吗?伟大的党,既要领导人民又要监督人民,不是太辛苦了吗?老实的人民,既要被领导又要被监督,不是负担太重了吗?
    看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监督的概念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如何实行监督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邓小平承认共产党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但通常认为监督就是提意见。提了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又能怎样?对于听不进意见的人特别需要监督,恰恰没有办法。恩格斯在上个世纪就尖锐地提出问题: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防止社会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巴黎公社提供了两条经验:一,实行普选制,并随时可以撤换领导;二,公职人员的薪水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在中国,这两条根本没有实行,已经变成了老爷的公仆更是反对实行。那些贪婪而又无能的领导,实在混不下去了,也只是转个单位、换把交椅照样当领导。
    北洋军阀政府还能请出一个学者章士钊来当教育总长,共产党政府却让白字连篇的李铁映领导教育。真是青年的不幸、民族的耻辱!如果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表达的意志能起作用的话,这位国家教委主任早就该下台了。李铁映所到之处毫无政绩,却一直官运亨通。如今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很有几位象李铁映那样的绣花枕头式的人物,外表华丽,肚子里是一包草。
    当上领导就不肯让位,无非是为了牢牢地占有物质生活方面所享受的特殊待遇。薪水高于工人的工资还不是主要的,最大的方便是许多花销根本不必动用自己的薪水,可以在国库中开支。李鹏说,高干的特殊化只是多了几斤米、几两油,而且已经取消了。谁能相信?不要说高干了,到农村转一圈,看见最好的房子,不用问,肯定是干部之家。有的高干靠不断换血维持他的高贵的生命,几十年下来,一个人就把中国人民的鲜血吸了好几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主、资本家能够比得上这些掌了权的“无产者”所享受的优厚待遇!
    列宁研究了巴黎公社之后,又补充了一条:“立刻转变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列宁全集》新版,第31卷第105页)这仅仅是设想,还没有实践经验。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讲出的非常明白而又十分深刻的道理。在经济上,如果使所有的人变成资产者,没有人劳动,大家就要饿饭;只有使所有的人变成劳动者,社会才能合理。在政治上相反,如果使所有的人都变成无权者,没有人管理,秩序就要混乱;只有使所有的人都变成有权的管理者,社会才能合理。管理者或是执行领导的职能或是执行监督的职能,反正所有的人都是有权的“官僚”,因而任何人都不成其为享有特权的官僚。
    由于俄国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官僚主义积习年深日久,列宁对此有恰当的估计,所以他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强调人民的监督。但是,要把美好的设想化为具体的制度,还有一番艰难的历程。十月革命取得政权后,列宁立即起草了一个《工人监督条例》。特别是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他就着手系统地研究和建立人民监督制度。列宁一生中最后几篇文章都是反复谈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国家机关的监督问题,一再痛斥“苏维埃和党的官僚”。他没有能够如愿,带着对他自己领导的党和由这个党建立的国家的深深的忧虑离开了人间。胡乔木号召人们从新版的《列宁全集》中学习,指出了7个方面(见《祝贺列宁全集第二版发行,努力学习列宁著作》,《光明日报》1991年4月18日),多半是经斯大林咀嚼过后吐出来的“列宁主义”和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标准取舍的“列宁主义”。列宁临终前忧思难忘的监督问题,作为最后的思想成果,胡乔木一句也没有提到。是有意回避还是昏聩无知?(9月28日晚加注:刚从新闻联播中惊悉胡乔木逝世,谥号有六个之多。按现时的规矩,人一死就要隐恶扬善。上面的几句话是他老先生健在的时候写的,遗憾的是他永远看不到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人们愿你永远安息!)
    列宁认为,监督必须具有实权。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全集》新版,第43卷第374页)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上,第43卷第384页)监督的具体制度尚未完备,监督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这就是分权制衡。套用邓小平批评美国是三个政府的说法,列宁的主张就是共产党应有两个中央委员会。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是不受制约、也是无法制约的。没有权力的分化,就无法实行监督。
    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只有一种,那就是以较大的权力来约束较小的权力,以高层的权力来约束低层的权力。权力机关发生了腐败怎么办?只能由上级来整顿下级。“六四”以后惩治腐败,强调“一级抓一级”,似乎决心很大,殊不知问题就出在“一级抓一级”的体制上。乡一级的腐败只能由区一级来抓,区一级的腐败只能由县一级来抓,县一级的腐败只能由市一级来抓,市一级的腐败只能由省一级来抓,省一级的腐败只能由中央来抓。这样的体制必然发生两个问题:第一,上面不抓,下面就出“土皇帝”;第二,中央一级的腐败谁来抓?李鹏说:“党中央、国务院自己带头改正。”如能自己带头改正,腐败现象就不会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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