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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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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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中国大陆又多了一个时新的口号,叫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然後修宪,载入宪法,以示郑重其事。《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识的深化”。“法制”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治”是说按照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有了法制还要求其实施。“法治”比“法制”,意义上较为完整,但认识上“深化”不到哪里去。“法制”有古代的法制和近代的法制,同样,“法治”也有古代的法治和近代的法治。“法治”与“法治”无一字之差,却有专制与民主之别。“依法治国”的法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人治与法治都是确立国家的权威,但性质不同。
    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没有权威,社会成员不能进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活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人或几个人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最早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君主、国王、皇帝掌握最高统治权,成为显赫的权威。到了近代民主社会,权威的性质发生了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权威所代替。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再是人,而是法;人的权威也来自法。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控制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掌握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一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城头变幻大王旗”。确立了法的权威,是不可轻易颠覆的,社会就在稳定中发展。不管是谁当总统、首相,不管怎样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以人为权威的政治是人治,以法为权威的政治是法治。人治并非没有法,法治也离不开人;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
    法治有两种。古代的人治社会中,就有人主张法治。即使是人治的社会,有法比没有法好。法治多少可以防止统治者治国的主观随意性,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亚里斯多德就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中国先秦的法家是法治的积极倡导者。但古代的法治不过是君主治国的一种方法。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老百姓。古人以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了不起了。假如王本人犯法呢?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问题,因为法是王手中的工具,王非但不服从法,而且王的意志就是法,“言出法随”。这种法治还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近代的法治是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具有法律之上的特权。美国十八世纪的著名政论家潘恩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常识》)前一种法治是专制的法治,後一种法治才是民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是把法当作工具,以人为权威,用法进行统治(rule by law);民主的法治是以法为权威,一切人服从于法,实行法的统治(rule of law)。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局面,发生了转变。二十年来,经济改革有了长足进展,政治改革却在原地踏步。中共领导人将“法制”改为“法治”,自以为一字之差认识就有了“深化”。其实,认识上真正需要深化的是,究竟实行民主的法治还是专制的法治?究竟以法为权威还是把法当工具?

    实行民主的法治、以法为权威与一党专权是不相容的。一党专权是党治,党治的实质也是人治。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示威运动期间,邓小平一个人作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中三个赞成,就可以作出戒严、开枪的决定,完全是蔑视法律的行为。
    专制的法治是政治权力凌驾于法之上,法是当权者用法来治老百姓的。民主的法治是法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法首先是治当权者的,然後才能要求老百姓来服从。
    如果还是把法律当作工具,用来对付老百姓,所谓“依法治国”不过是依法治民。这是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的翻版。
    如果以法律为权威,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那么“依法治国”首先是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民不一定能依法治官;能够依法治官必能依法治民。
    中国政府常常高喊“稳定压倒一切”。法治社会是不用担心不稳定的;老是担心不稳定,就因为没有法治。稳定是需要的,但不稳定的因素在哪里?就在三千万人的官僚队伍以及官僚队伍的贪赃枉法、横行不法。大陆的老百姓说:如果把当官的个个都抓起来,可能有冤枉的;如果一个间一个抓起来,肯定有漏网的。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势必官逼民反。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权力机关的腐败,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依法治国”当然比无法无天要好一点,但好不了多少,因为不能不问,究竟是专制的法治还是民主的法治?最後落实到一点,究竟是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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