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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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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法要有法的精神
   
   黑格尔说,专制主义的法没有法的精神。听起来很玄乎,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是法没有法的精神,就象是人没有人性。这两者又是相关的。没有人性的人,才会造出没有法的精神的法。专制主义的唯一原则就是把人不当人,当牛马,当赠品,当棋子,当工具,当螺丝钉,当什么都有,当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当人。把人不当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没有人性。资产阶级反封建时,在维护人的尊严的同时,特别重视探讨法的精神。有了法的精神,才会有不断完善的法。
    没有法的精神,法律条文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如果再在这个躯壳里注入别的什么精神,那么法律连儿戏都不如。非洲、南美洲的有些国家从外国搬进了宪法,但没有带上法的精神,结果,政变不断进行,宪法不断修改。中国比这些国家要好一些,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国家有几千年专制主义的法律传统,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没有生长出法的精神,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也是从外国搬进来的。所以,虽然有了法,从孙中山到如今还要一再护法。现在,法律制定了不少,但法的精神增长得不多。我在观察司法现象和自己的诉讼实践中,深有此感。象国家教委和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违法而不受追究,就因为法没有法的精神。

    法没有法的精神,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一些呼风唤雨的人物身上。
    就在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的那个著名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起来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邓小平那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司法原则。根据“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魏京生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魏京生究竟有没有犯罪?在“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面前,没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法律条文听“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摆布,还有什么法的精神可言?邓小平的那个谈话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时,上述一段话改成:“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第150页)大概“既然抓了就不放”的说法太露骨了,又收藏了起来;相应地对魏京生也故隐其名。在印刷品中删掉7个字很容易。但那个著名谈话连当时的中学生都听到传达,要从人们的头脑中收回烙印很深的说法就不容易了。“既然抓了就不放”已经体现为魏京生案的始末,要从事实上抹掉这一原则就更不容易了。欲盖弥彰,用后一段话替代前一段话,可见所谓“依法处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领导人颁布了一个司法原则,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如果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权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上册,第155页)邓小平如此运用权力,那真是“一切便都完了”。权力的运用缺乏法的精神,运用权力提出的原则更是缺乏法的精神。
    研究“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必须分析魏京生案这一典型案例。
    魏京生是1979年3月29日以“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被抓的。罪名究竟能否成立?
    魏京生是“革命后代”,“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才16岁,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起来“造反”。未几,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发生了怀疑,无情的现实迫使他从反面去思考“文化大革命”。他和这一代青年的许多人一样,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下过乡,当过兵,后来当了工人。他在安徽看到“三年困难时期”死绝了人留下的荒村,他在河西走廊看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光着身子要饭,他在新疆看到知识分子和劳改犯一起接受锻炼,……凡此种种,有谁能说服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在革命口号喧嚣的年代看到了无数卑劣行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了他的思想。倒是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造就了魏京生?魏京生和他的同伴们有志于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热烈追求“四个现代化”。他又进一步提出:“没有民主化就没有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至今还有现实意义。魏京生在思考产生社会弊病的原因时,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失灵,也不是假马克思主义作祟,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造成的。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少研究的青年作出这种结论是轻率的。但他们的刊物的名称《探索》就表明这些不过是思想上的交流。《探索》中的文章对邓小平偶有不逊之言。如果邓小平因此而大动肝火,未免有失政治家的风度。魏京生被指责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宪法”。《宪法》中提到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务活动的指导思想,信奉马克思主义不是公民的法律义务。宗教徒的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不是还有宗教信仰自由吗?对于公民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分歧。反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但并不违法;强迫信奉马克思主义倒是违法的。“既然抓了就不放”的法庭,把思想分歧判为“违反宪法”。即使违反宪法也不一定违反刑法。魏京生因思想分歧而被一步一步推论成为“反革命罪行”。
    更足以体现“既然抓了就不放”的是:以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的罪名“抓了”魏京生,“不放”的主要罪名却是“出卖军事机密”。所谓“军事机密”不过是有关中越战争的“小道消息”。战争已经开仗4天,魏京生说出了中国前线指挥官的名字,也算“出卖军事机密”。魏京生是一个园林管理处的电工,按他的职务并不掌握军事机密,首先必须有人向他提供军事机密,他才能出卖。如果他有罪,是以别人的犯罪为前提的。法庭为了“不放”魏京生而放纵了首犯。魏京生谈话的对象是某外国记者,不是敌人。法庭说是“间接向敌人提供”。但法庭没有拿出事实证明外国记者的情报通向了“敌人”,倒是通向了中国人,录音磁带送上法庭成为“通敌”的证据。现在,越南又从“敌人”变成了友邦。因越南是“敌人”而被判有罪的魏京生却还要继续服刑。这个荒唐的故事应当结束了。
    邓小平说,对魏京生“既然抓了就不放”并没有使中国的名誉变坏。那是因为“聋子不怕响雷轰”,自我感觉良好而已。有一位叫贝克来的哲学家认为,世界无非是我的感觉。这种哲学虽然粗陋,对某些需要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人还是用得着的。其实,魏京生问题正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1985年6月6日,邓小平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谈话时,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放魏京生和王希哲?一下子触犯了脖子下面的“逆鳞”,邓小平正色道:“魏京生、王希哲这样的问题,你们不要管,你们这些学者在这种场合根本就不应该提这个问题。”有问题不提就行了吗?
    魏京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最近鲍彤的故事又按照“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编造出来了。
    既然抓了,必定有罪,所以就不放。这个原则在法学上叫做“有罪推定”。从推定、认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证明有罪。其实,这种证明已是多余的了。所以,“有罪推定”只能是政治上专横、专权、专制的原则。“有罪推定”的方法论必然是逼、供、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实行“有罪推定”。押上公堂就有罪,老爷喝令:“从实招来!”如若招不出来,先打四十大板再说。“既然抓了就不放”,很象戏曲舞台上一个古代糊涂官讲的话,居然出之于当今号称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口,正如马克思所说“已故先辈的传统还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时,针对专制主义的“有罪推定”提出“无罪推定”: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应当被看作无罪。“无罪推定”是保障人权的原则,成了人权学说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确认“无罪推定”的原则。1791年,法国宪法采用《人权宣言》为序言,从此,“无罪推定”具有法律效力。
    人,生来是无罪的。任何罪犯都是从无罪的人变成了罪犯,没有天生的罪犯。变成罪犯的历史过程是:无罪——被告——有罪。证明犯罪的逻辑过程应当和变成罪犯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有罪是法律证明的结果,不是起点;法律证明应从无罪开始。被告是从无罪到有罪的中间环节,可能有罪,尚未证明。从无罪去证明有罪,证明失败,仍然无罪;证明成功,就可以作出有罪判决,课以刑罚。如从“有罪推定”出发,证明失败,仍然有罪。冤、假、错案的发生无一不是“有罪推定”的产物。
    “有罪推定”,中国的司法机关和官方法学家至少在口头上是反对的;反对“有罪推定”就应当实行“无罪推定”,然而也不,从理论到实践他们更是拼命反对,认为“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的原则。1957年,谁主张“无罪推定”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官方法学家说,实行“无罪推定”是“为罪犯开脱”、“替敌人说话”。虽说两面都反,只见他们起劲地写文章反对“无罪推定”,对于邓小平明目张胆地提出的“既然抓了就不放”这样的“有罪推定”的经典公式就谦恭地沉默了。列宁曾批评俄国的某些人是“哲学上的无头脑者”。在中国,“哲学上的无头脑者”也不乏其人,而“政治上的无头脑者”、“法学上的无头脑者”更多。有头脑法学家于浩成一贯反对“有罪推定”、主张“无罪推定”。“六四”以后他也被抓了,经“有罪推定”推定了一番。对反对“有罪推定”者坚决施以“有罪推定”,对鼓吹言论自由者彻底剥夺言论自由,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中国的司法制度究竟实行什么原则?1980年,张友渔、王汉斌的答新华社记者问,被无头脑法学家认为是一种“权威性解释”。11月21日,张友渔说:“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的审判程序是保证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法院在审理终结前,既不肯定被告有罪,也不否定被告无罪。”12月10日,王汉斌说:“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诉讼程序不是‘无罪推定’,也不是‘有罪推定’,而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超乎“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二者之上的神圣原则吗?
    “以事实为根据”的意义是不完全的,完全的说法应是“以事实为根据证明原来无罪的人有罪”。“无罪”是初始的,不需要证明的;“有罪”是需要证明的。法庭上宣布“无罪”,应该说是证明“有罪”失败,不能改变“无罪”的身份。“以事实为根据”就是“有罪”证明。如果从“有罪”的推定出发,任意搜集的事实都可以作为“有罪”的证明。这种证明事先就确保成功了。冤、假、错案的定罪也并不缺少事实,好象还没有听说过毫无一点事实作为根据的冤、假、错案。问题是对事实作了歪曲的解释,这种歪曲解释的框架在搜集事实以前就确定了。所以,“以事实为根据”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前提,可以引出两种不同的方法:究竟是从“无罪”出发去搜集事实,还是从“有罪”出发去搜集事实?究竟是从“无罪”出发,去证明有罪,还是从“有罪”出发,去证明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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