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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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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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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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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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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法要有法的精神
   
   黑格尔说,专制主义的法没有法的精神。听起来很玄乎,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是法没有法的精神,就象是人没有人性。这两者又是相关的。没有人性的人,才会造出没有法的精神的法。专制主义的唯一原则就是把人不当人,当牛马,当赠品,当棋子,当工具,当螺丝钉,当什么都有,当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当人。把人不当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没有人性。资产阶级反封建时,在维护人的尊严的同时,特别重视探讨法的精神。有了法的精神,才会有不断完善的法。
    没有法的精神,法律条文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如果再在这个躯壳里注入别的什么精神,那么法律连儿戏都不如。非洲、南美洲的有些国家从外国搬进了宪法,但没有带上法的精神,结果,政变不断进行,宪法不断修改。中国比这些国家要好一些,也好不了多少。我们国家有几千年专制主义的法律传统,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没有生长出法的精神,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也是从外国搬进来的。所以,虽然有了法,从孙中山到如今还要一再护法。现在,法律制定了不少,但法的精神增长得不多。我在观察司法现象和自己的诉讼实践中,深有此感。象国家教委和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违法而不受追究,就因为法没有法的精神。

    法没有法的精神,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一些呼风唤雨的人物身上。
    就在敕令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党籍的那个著名谈话中,邓小平说:“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起来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邓小平那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司法原则。根据“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魏京生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魏京生究竟有没有犯罪?在“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面前,没有罪也要搞成有罪。法律条文听“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摆布,还有什么法的精神可言?邓小平的那个谈话收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时,上述一段话改成:“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第150页)大概“既然抓了就不放”的说法太露骨了,又收藏了起来;相应地对魏京生也故隐其名。在印刷品中删掉7个字很容易。但那个著名谈话连当时的中学生都听到传达,要从人们的头脑中收回烙印很深的说法就不容易了。“既然抓了就不放”已经体现为魏京生案的始末,要从事实上抹掉这一原则就更不容易了。欲盖弥彰,用后一段话替代前一段话,可见所谓“依法处理”就是“既然抓了就不放”。
    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领导人颁布了一个司法原则,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如果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权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上册,第155页)邓小平如此运用权力,那真是“一切便都完了”。权力的运用缺乏法的精神,运用权力提出的原则更是缺乏法的精神。
    研究“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必须分析魏京生案这一典型案例。
    魏京生是1979年3月29日以“反革命宣传鼓动罪”被抓的。罪名究竟能否成立?
    魏京生是“革命后代”,“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才16岁,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起来“造反”。未几,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发生了怀疑,无情的现实迫使他从反面去思考“文化大革命”。他和这一代青年的许多人一样,有一番不平常的经历,下过乡,当过兵,后来当了工人。他在安徽看到“三年困难时期”死绝了人留下的荒村,他在河西走廊看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光着身子要饭,他在新疆看到知识分子和劳改犯一起接受锻炼,……凡此种种,有谁能说服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在革命口号喧嚣的年代看到了无数卑劣行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了他的思想。倒是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造就了魏京生?魏京生和他的同伴们有志于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热烈追求“四个现代化”。他又进一步提出:“没有民主化就没有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至今还有现实意义。魏京生在思考产生社会弊病的原因时,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失灵,也不是假马克思主义作祟,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造成的。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少研究的青年作出这种结论是轻率的。但他们的刊物的名称《探索》就表明这些不过是思想上的交流。《探索》中的文章对邓小平偶有不逊之言。如果邓小平因此而大动肝火,未免有失政治家的风度。魏京生被指责为“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宪法”。《宪法》中提到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务活动的指导思想,信奉马克思主义不是公民的法律义务。宗教徒的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不是还有宗教信仰自由吗?对于公民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分歧。反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但并不违法;强迫信奉马克思主义倒是违法的。“既然抓了就不放”的法庭,把思想分歧判为“违反宪法”。即使违反宪法也不一定违反刑法。魏京生因思想分歧而被一步一步推论成为“反革命罪行”。
    更足以体现“既然抓了就不放”的是:以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的罪名“抓了”魏京生,“不放”的主要罪名却是“出卖军事机密”。所谓“军事机密”不过是有关中越战争的“小道消息”。战争已经开仗4天,魏京生说出了中国前线指挥官的名字,也算“出卖军事机密”。魏京生是一个园林管理处的电工,按他的职务并不掌握军事机密,首先必须有人向他提供军事机密,他才能出卖。如果他有罪,是以别人的犯罪为前提的。法庭为了“不放”魏京生而放纵了首犯。魏京生谈话的对象是某外国记者,不是敌人。法庭说是“间接向敌人提供”。但法庭没有拿出事实证明外国记者的情报通向了“敌人”,倒是通向了中国人,录音磁带送上法庭成为“通敌”的证据。现在,越南又从“敌人”变成了友邦。因越南是“敌人”而被判有罪的魏京生却还要继续服刑。这个荒唐的故事应当结束了。
    邓小平说,对魏京生“既然抓了就不放”并没有使中国的名誉变坏。那是因为“聋子不怕响雷轰”,自我感觉良好而已。有一位叫贝克来的哲学家认为,世界无非是我的感觉。这种哲学虽然粗陋,对某些需要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人还是用得着的。其实,魏京生问题正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1985年6月6日,邓小平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谈话时,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放魏京生和王希哲?一下子触犯了脖子下面的“逆鳞”,邓小平正色道:“魏京生、王希哲这样的问题,你们不要管,你们这些学者在这种场合根本就不应该提这个问题。”有问题不提就行了吗?
    魏京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最近鲍彤的故事又按照“既然抓了就不放”的原则编造出来了。
    既然抓了,必定有罪,所以就不放。这个原则在法学上叫做“有罪推定”。从推定、认定、肯定有罪,再在法庭上证明有罪。其实,这种证明已是多余的了。所以,“有罪推定”只能是政治上专横、专权、专制的原则。“有罪推定”的方法论必然是逼、供、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实行“有罪推定”。押上公堂就有罪,老爷喝令:“从实招来!”如若招不出来,先打四十大板再说。“既然抓了就不放”,很象戏曲舞台上一个古代糊涂官讲的话,居然出之于当今号称社会主义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口,正如马克思所说“已故先辈的传统还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时,针对专制主义的“有罪推定”提出“无罪推定”: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应当被看作无罪。“无罪推定”是保障人权的原则,成了人权学说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确认“无罪推定”的原则。1791年,法国宪法采用《人权宣言》为序言,从此,“无罪推定”具有法律效力。
    人,生来是无罪的。任何罪犯都是从无罪的人变成了罪犯,没有天生的罪犯。变成罪犯的历史过程是:无罪——被告——有罪。证明犯罪的逻辑过程应当和变成罪犯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有罪是法律证明的结果,不是起点;法律证明应从无罪开始。被告是从无罪到有罪的中间环节,可能有罪,尚未证明。从无罪去证明有罪,证明失败,仍然无罪;证明成功,就可以作出有罪判决,课以刑罚。如从“有罪推定”出发,证明失败,仍然有罪。冤、假、错案的发生无一不是“有罪推定”的产物。
    “有罪推定”,中国的司法机关和官方法学家至少在口头上是反对的;反对“有罪推定”就应当实行“无罪推定”,然而也不,从理论到实践他们更是拼命反对,认为“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的原则。1957年,谁主张“无罪推定”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官方法学家说,实行“无罪推定”是“为罪犯开脱”、“替敌人说话”。虽说两面都反,只见他们起劲地写文章反对“无罪推定”,对于邓小平明目张胆地提出的“既然抓了就不放”这样的“有罪推定”的经典公式就谦恭地沉默了。列宁曾批评俄国的某些人是“哲学上的无头脑者”。在中国,“哲学上的无头脑者”也不乏其人,而“政治上的无头脑者”、“法学上的无头脑者”更多。有头脑法学家于浩成一贯反对“有罪推定”、主张“无罪推定”。“六四”以后他也被抓了,经“有罪推定”推定了一番。对反对“有罪推定”者坚决施以“有罪推定”,对鼓吹言论自由者彻底剥夺言论自由,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中国的司法制度究竟实行什么原则?1980年,张友渔、王汉斌的答新华社记者问,被无头脑法学家认为是一种“权威性解释”。11月21日,张友渔说:“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的审判程序是保证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法院在审理终结前,既不肯定被告有罪,也不否定被告无罪。”12月10日,王汉斌说:“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诉讼程序不是‘无罪推定’,也不是‘有罪推定’,而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超乎“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二者之上的神圣原则吗?
    “以事实为根据”的意义是不完全的,完全的说法应是“以事实为根据证明原来无罪的人有罪”。“无罪”是初始的,不需要证明的;“有罪”是需要证明的。法庭上宣布“无罪”,应该说是证明“有罪”失败,不能改变“无罪”的身份。“以事实为根据”就是“有罪”证明。如果从“有罪”的推定出发,任意搜集的事实都可以作为“有罪”的证明。这种证明事先就确保成功了。冤、假、错案的定罪也并不缺少事实,好象还没有听说过毫无一点事实作为根据的冤、假、错案。问题是对事实作了歪曲的解释,这种歪曲解释的框架在搜集事实以前就确定了。所以,“以事实为根据”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前提,可以引出两种不同的方法:究竟是从“无罪”出发去搜集事实,还是从“有罪”出发去搜集事实?究竟是从“无罪”出发,去证明有罪,还是从“有罪”出发,去证明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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