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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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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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万里委员长
   诸位副委员长:
    “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常告诫老百姓,有问题通过正常途径解决。
    我是赞成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我希望政府和人民都要力求以有序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但是,我的实践证明,正常途径解决问题常常是无效的,甚至反而使人在困境中愈陷愈深。
    我在北京的时候,为了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通过正常途径向各方领导机关提出问题、进行申诉,不下20次。除了有几次得到胡耀邦的答复以外,余皆石沉大海。我给教育部长蒋南翔的报告,催办了4次,还是杳无音信。通过正常途径提出问题,且不说穿小鞋、打击报复,只是置之不理,就叫人无可奈何。理或不理,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并无制度上的约束。置之不理是正常途径的常规。正因为制度令人失望,老百姓只好寄希望于关心民间疾苦的“清官”。周恩来、胡耀邦的逝世之所以牵动千百万人的心,良有以也。
    近来,我要求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结果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又惹出了更难解决的问题,问题越来越多。
    “六四”以后,我的研究生朱利全被南京市公安局以“收容审查”的名义长期关押。我作为研究生导师完全有责任为无辜的学生申辩。1991年1月21日,我致书南京市人民政府,指出:“收容审查”没有法律根据,因而南京市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非法的;对朱利全长期关押,既不起诉又不释放,南京市公安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又是违法的。我要求南京市人民政府严肃处理南京市公安局的非法、违法行为,立即释放朱利全。我通过正常途径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却用另一种方式对我作出反应。
    南京大学党委根据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以“政治上不合格”为由,取消我当教授的资格,也就是使我终身不能为教授。1991年2月3日,我向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和中共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控告:南京大学党委窃取行政权力、作出错误决定,违反了宪法,违反了党章。这一次,我特别写上:“现在我再一次试试正常途径的效能。”我试出“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效能等于零,“正常途径”制造问题的效能却高得很。因为我提到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在党内提出保留意见就成了“政治上不合格”?所以3月15日又取消了我的党籍。我当场反对这种错误的决定,并据理辩驳。写了一份十几万字的材料,还没有来得及交出,迫害接踵而来。9月,不准我教书、指导研究生,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10月,不准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利。用别的办法不解决问题,只好上法院打官司,打官司还是“正常途径”,而问题本身也确实是法律问题。
    1992年1月25日,我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两份《起诉书》,一份控告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及其直属高校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一份控告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韩星臣)。我的起诉受到普遍关注,国内外记者都来采访,起诉书到处流传。南京大学党委内部通知,所有的复印机不得复印我的诉状。以为控制了本单位的复印机就能阻止思想的传播,比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以防民造反还要愚蠢。难道别的单位就没有复印机了吗?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还出现了许多起诉书的手抄版本。大学生们见了我就问:法院是否受理?还说:“如果法院开庭,我们有几千人要去旁听。”幸而法律上有规定,法院对公民的起诉是不能置之不理的。3月2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已大大超过法定期限),“对郭罗基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理的结果还是不理。3月10日,我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不符合法律程序,适用法律有错误,所据的调查是片面的。五月八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驳回我的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无视我的上诉理由,一味重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的内容,作了一个无理的“终审裁定”。
    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严格地按照“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原则行事。但原则欺骗了我。被告们趾高气扬地说:“你告状又怎么样?”的确,不怎么样,告状不准,更为悲惨。我不但被取消了当教授的资格,又被剥夺了相应的待遇。我的职务补贴在助教之下。在大学教师中,助教以下是什么职务?为了表示抗议,我向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声明:我拒绝领取与我的职务不相称的工资。我宁可饿死,决不允许辱没尊严。
    通过“正常途径”不解决问题,还有什么办法?我想上街去游行示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具体的法规又限制和取消了这种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组织的游行示威何止千百次,有哪一次不是停工、停课、妨碍交通、劳民伤财?没有人提出要制定什么游行示威法。轮到人民采用游行示威的方式向官方表达自己的意志的时候,法律的威严就显示出来了。制定了一个所谓《游行示威法》,实际是《反游行示威法》。我想组织支持我的人进行罢工。罢工的自由曾载入宪法,现在也取消了。我想贴大字报。从前的宪法上还有“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都是虚的,只有大字报是实的。这种细节写上宪法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况且因写大字报而当“反革命”的也不在少数。从宪法上取消“四大”,不过是略去一个没有必要的细节。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不等于违法。但自从宪法上取消“四大”以后,贴大字报要受追究。通过“正常途径”,问题不解决;贴大字报、组织罢工、游行示威,不是遭取缔就是被抓人。当人民的要求为政府所漠视,怎样才能提请政府注意,合理解决人民的疑难?
    人民有难,求告无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二字有何意义?
    我仍然坚持在法制的范围内解决问题。法制不健全,就连同法制不健全的问题一起解决。所以,我又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款和第一百二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督促最高人民法院严肃执法,正确处理我的申诉。我的具体要求是:
    第一,全面恢复我的被非法剥夺的人权、公民权,并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第二,对非法剥夺我的人权、公民权的责任者予以法律制裁;
    第三,赔偿损失。多年来,由于被剥夺著作发表权所受的损失,由于被剥夺科学研究权所受的损失,由于全家被迫从北京搬迁到南京所受的损失,由于被无理压制职称提升所受的损失,由于“缓聘”所受的损失,由于不许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所受的损失,由于政治打击影响身心健康所受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一再诬陷、诽谤、乱点名、乱戴帽子造成损毁名誉、侮辱人格所受的损失,等等(详见致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我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赔偿人民币壹佰万元。(现在一些歌星、影星仅仅由于名誉受损失一项动辄赔偿几十万元。我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困难,特意压低了数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象我这样的经历决不是个别的。有多少善良的百姓遭受苦难还说不清楚、写不出来。我有责任为同命运的人们思考、呐喊、呼吁。我想提出一些从根本上改善和维护人权的建议,希望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的领导人能够采纳。
    来一个人民护法运动
    共产党不守法,政府不守法,法院不执法,怎么办?人民起来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天都在呼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激越的歌声曾经鼓舞我们去挽救民族危亡;在新的历史时期,它在召唤我们去做社会主人。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去护法,去抗争,去扭转被摆布的命运,去改写共和国的历史。
    列宁讲过一句大实话:“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写了好几张纸,也还是纸。列宁又提问:“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中国人正为这个问题而困惑。列宁自问自答:“在于人民中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列宁全集》新版,第12卷第50页)中国的问题就在于人民如何意识到、如何显示出力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首先是人民保证宪法的实施,然后才是宪法赋予人民以权利;首先是人民护法,然后才是法护人民。列宁不过是讲出了法制国家在现实生活中公认的常识。法制国家的政治家们也不是天生守法、乐意守法的,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千方百计想逃法、枉法、违法,但人民不答应。尼克松在“水门事件”被揭露以后,陷入四面楚歌。抗议的电报如雪片飞来,批评的电话常铃声不断,报纸谴责,国会弹劾,这个总统怎么当?只好下台。被美国人民唾弃的尼克松成了中国领导人的好朋友。毛泽东和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谈话时说:“‘水门事件’不就是两盒录音磁带的事吗?有什么了不得!”在中国,再大的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毛泽东的幽默是以人治的标准去奚落法治。反之,如果以法治的标准衡量人治,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破坏了法制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人民护法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破坏法制在领导人看来没有什么了不得,人民要让他知道不得了。
    1957年,不少人因为要求民主和法制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有了“救星”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就行了,还要民主和法制干什么!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吃够了没有民主和法制的苦头。20年以后,正是当年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特别强调民主,健全法制”。人们寄于希望。又过了10年,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调集军队向要求民主和法制的人民开枪,造成更为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从“强调民主,健全法制”开始,以彻底毁灭民主和法制告终。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民还没有显示自己的力量,只是向党和政府呼吁,寄希望于党和政府来实行民主和法制。1957年要求民主和法制的人们之所以当了“右派分子”,就因为矛头是指向党和政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答应实行民主和法制,于是皆大喜欢、心满意足了。我本人也有过这种想法,我在理论宣传中还向邓小平唱了颂歌。现在我想通了。如果实行民主和法制仅仅出于党和政府的愿意,那么,当他们不愿意的时候就可以马上收回;必须造成一种局面,即使党和政府不愿意,迫于人民的压力也不得不实行民主和法制。所以,我转向人民,向人民呼吁:以人民护法运动监督党和政府实行民主和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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