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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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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 顿 时 代”——纪念王若水
·我怎样起诉中国共产党?
·宪法权威的源泉(一):政治民主化是宪法的前提
·宪法权威的源泉(二):宪法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
·宪法权威的源泉(三):中国如何树立宪法的权威?
·中国的人权和法制
·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
·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严 打”是破坏法制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封面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序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目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诉讼纪实(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六 四”事件的保留意见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核心人物邓小平的批评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三点看法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抗议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控告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告别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上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一)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二)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三)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四)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公民上书(五)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结语:废弃“以暴易暴”,开创“以法易法”
·把共产党放到被告席上----亚 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
·“权利”应是“利权”
·究竟是什么样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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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申诉书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并转
   北京 最高人民法院:
    我的人权、公民权受到了侵犯。
    1992年1月25日,我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控告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及其直属高校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同时控告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韩星臣)。3月2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92)行字第1号,“对郭罗基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3月10日,我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5月8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1992〕苏高法行字第1号,内称:“驳回郭罗基的上诉;维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92)行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诉讼费人民币捌拾元,由郭罗基负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无视我的上诉理由,作了一个无理的“终审裁定”。我对《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92)行字第1号不服,我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1992〕苏高法行字第1号更加不服。为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特此提出申诉。

    从1月25日我提起诉讼到3月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下达裁定书,扣除春节3日法定假日,共计34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的规定。我的《上诉书》中陈述的第一条理由就是“《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不符合法律程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却说:“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裁定不予受理是正确的。”我在《上诉书》中一开始就指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违反了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既没有重新解释也没有补充法律根据,硬说是“依照”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而且封它一个“正确的”。强词夺理,无以复加。
    不符合法律程序还表现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自己不具有管辖权的案件越权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提起诉讼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十七条又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国家教委的所在地是北京。对国家教委提起诉讼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应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我有权在我的居住所在地提起诉讼。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应根据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对国家教委起诉的案件移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的案件擅自作出裁定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第六十一条(三)规定,审理上诉案件,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不是据此裁定重审,而是借口第六十一条(一)驳回上诉,适用法律条款完全搞错了。为了维护一个错误的裁定,又制造了一个更加错误的裁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一味重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的内容,好象是由看不见的手指挥的二重唱。
    “郭罗基所诉的南京大学负责人及南京大学党委均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国家教委亦未对郭罗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种说法,我在《上诉书》中早已反驳过了。如果单独起诉南京大学当然不能构成行政诉讼。但我控告的首先是国家教委,南京大学是作为国家教委的直属单位参加诉讼。南京大学以及其他许多大学,“六四”以后是在国家教委的授权下,对一大批学生和教师作出侵犯人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一般来说,授权者对被授权者的行为负有法律责任。
    国家教委对我还具有直接的行为责任。我之所以指控李铁映,因为他是国家教委的法定代理人,并非暗示没有别人参与其事。例如,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曾为对我的处理进行辩解,可见他就负有责任。1991年12月,国家教委在长春召开全国重点大学“文科清理会议”,部署清理文科的教学和科研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滕藤在大会上讲话时说:“不要怕名人……。我们的政策是不整人,但撤销你的委员、主任,停课、停招研究生等等,这不是整人。(郭评:国家教委的“不整人”政策就是整了人之后宣布“不是整人”。)南大的郭罗基,一贯思想反动,敌视我们。(郭评:分歧明确了。滕藤之类的“我们”说我反动;我也可以说,是滕藤们反动。在逻辑上,这两个结论是等价的。究竟哪个结论正确?要由实践来证明。我愿静静地等待实践的检验。奉劝滕藤们,诸位大人,稍安毋躁!在实践的法庭上显示权力是无用的。)去年,他还在支部大会上发表三点声明:一,反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二,平暴就是镇压人民;三,党员重新登记违反了党章。象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处理?”可以处理,处理了为什么又要赖账?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也承认,对我的处理是国家教委授意的。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再重复同样的说法:“国家教委亦未对郭罗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作调查,是信口开河;偏听被告,则有包庇之嫌。国家教委的劣迹路人皆知,谁也掩盖不了。再说,对国家教委作出这种断语,根本就不在他们两级法院的管辖权之内。
    我的诉讼明明是两个起诉,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总是说成一个起诉、两个请求。我一再纠正,不起作用。这是一个顽固的缺点。它的顽固性在于非要把我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纳入行政诉讼。这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先验的假定。然后就说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是轻而易举地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我已经明确指出,这不是行政诉讼案件,而是共产党违法案件。4月1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同我谈话。庭长说:“这个案子我们是很重视的。我们是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案子,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次。”我很赞赏法官们认真的工作态度。同时我也指出,由行政审判庭来审理共产党违法案件是不合适的。法官们说,现有的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没有相应的法庭。
    我建议:“经申报批准,可以成立特别法庭。”
    庭长说:“你出了一个主意。”“可是解放以后只成立了两次特别法庭,一次是审判‘四人帮’,一次是……”
    我说:“既然有了两次,就可以有第三次。”
    庭长说,我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
    现在,我正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在现有司法制度没有改革的条件下,必要时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审理共产党违法案件。
    由行政审判庭来审理共产党违法案,果然闹出了笑话。《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中说:“……南京大学对教师出国是否同意,属于出入境管理审批程序中的具体环节,均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这一句话就有三个可笑的错误:第一,限制我的出境权,所诉的是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并非“南京大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了回避共产党违法案,把我的《起诉书》中提出的明确的被告都搞错了。第二,出境权是一种公民权利,不是南京大学党委赋予教师的,也不能由它任意限制。有哪一个法律文件规定教师出国首先由共产党的党委定夺,而且还要作为“审批程序中的具体环节”?第三,我在《上诉书》中已经指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有错误,在不该用行政诉讼法的案件上用了行政诉讼法,叫做“驴唇不对马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加重了这一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律了吗?
    有人认为,我说“共产党违法”不当。抽象来说,这种指责不无道理,因为南京大学党委违法不等于共产党违法,部分不是整体。但是,中国的现实已经确立了部分就是整体这一荒唐逻辑。我提出“共产党违法”的命题,就是为了改变确立荒唐逻辑的中国的现实。南京大学党委以及任何党委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总是声称他们就是“共产党领导”,当他们滥用权力、违反宪法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说“共产党违法”?1957年,批评任何一级共产党组织都是“反党”,那么任何一级共产党组织违法当然就是共产党违法。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揭示,光通过引力场会发生弯曲。象部分不是整体这样坚强的逻辑,通过共产党的权力场也发生了弯曲。所不同的是:自然界的引力场天长地久与世同在,无法摆脱;而社会界的任何一种权力场都不可能永存,一时弯曲了的逻辑必将得到矫正。不管怎么说,“共产党违法”的命题已经提出,还有人来跟着我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张奇特的法网,严密之处虾米都跑不了,漏洞之大又可以出入吞舟之鱼。一个拥有5,000万党员的超级大党,游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网之外,正是说明这个国家的领导是不称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必须制定审理共产党违法的法律,建立相应的审判机构。
    我不希望共产党违法。我对南京大学党委的起诉实在是不得已。我曾公开表示,如果我的合法权益受侵的三个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我愿意按法律程序撤回诉讼。但没有引起积极的反响。相反,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还要南京大学党委拿我当“典型”进行批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官员比中国政府的官员在法律面前更无知而又傲慢的了,公民的诉讼权利是可以“批判”的吗?至于我本人,倒是很欢迎批判,几十年来一直冒着批判的炮火前进,别有一番乐趣。但是批判的蹩脚锣鼓到现在还没有敲响。滕藤此人,可以说一点现实感都没有了,好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睡了一觉,至今尚未苏醒,还在做他的批判梦。可怜的滕藤,醒一醒吧!今年2、3月间,还有传说要把我抓起来。我一直在家坐以待抓。如能实现,我很想用亲身体验和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写一本关于黑暗的中国监狱的书。
    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不改正自己的行为,法院又“不予受理”,出路何在?如果到此为止,就是放弃我的合法权益;我不愿意放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誓将一直申诉下去。首次申诉,先讲三点道理。
    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服务必须严肃执法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最近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1992年人民法院的工作任务是“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起诉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以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我的上诉,作出“终审裁定”,就不能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服务。国家教委借改革之机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迫害,侵犯了我的劳动权。法院“不予受理”,如何为加快改革的步伐服务?南京大学党委以政治观点不同为理由不许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侵犯了我的出境权。法院“不予受理”,如何为加快开放的步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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