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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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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违法案纪实》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诉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滥用职权,剥夺我的劳动的权利,阻止我履行劳动的义务,构成违反宪法,特此提起诉讼。
    我是研究生导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课程。
    1991年9月12日下午,哲学系主任林德宏通知我:“上午系里开了会,根据上面的精神,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决定,你的课不上了,由别的同志来上。”
    我问:“‘上面的精神’是什么?根据‘目前的形势’为什么就不许我上课?请你们讲出理由来!”
    相持很久,林德宏一点理由也讲不出来。

    所谓“上面的精神”,哲学系的负责人是来自南京大学的负责人。
    9月14日,哲学系主任林德宏、中共党总支书记钱惠琴向我传达,说是南大党委和校长、副校长一起作了决定,因为我有“三点看法”,政治上不合格,作为马列主义教师,教书育人是不合适的,所以不能上课、不能带研究生。钱惠琴还说:“我们是婉转地传达,他们说得很不客气。”
    我当即表示:“第一,剥夺我的工作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我保留以后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二,取消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是撕毁协议的行为,应当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在南京大学,主要责任者是共产党的党委。南京大学党委无视宪法,僭越权界,干预行政事务,此外,还有其他违法情形,另行控告。
    9月28日,林德宏在哲学系全体教师大会上宣布我为“待聘”。从此,我成了“待业老年”;对我只发“基本工资”,大概相当于过去“右派分子”的“生活费”。
    所谓“上面的精神”,南京大学的负责人又是来自国家教委的负责人。
    10月16日,我和妻子刘渝宜在东郊宾馆与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相遇。
    刘渝宜问曲钦岳:“不让老郭讲课是你决定的吗?为什么在党内发表了不同看法就不能讲课?”
    曲钦岳说:“我不是党员,党内的事情我不清楚。政治上的问题由党委拿意见,我不好插嘴。行政上的事嘛,我不能说不清楚,那是执行国家教委的规定。”
    “国家教委的规定有文件吗?”
    曲钦岳说:“文件没有,是口头的。国家教委负责人在各种会上多次讲过,坚持看法的,不能讲课。”
    对一些教师作出“待聘”的处置,是南京大学根据国家教委的要求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南京大学的这种“改革”,经李铁映亲临指导,又派员检查,通过如仪。因此,国家教委不仅具有一般的领导责任,而且具有直接的行为责任。
    我所开的课程是根据已有的聘约列入1991——1992学年教学计划的。被告们滥用职权,强制取消我的课程,由此而使我的合法收入受到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行政责任者侵犯了我的财产权。我所提起的诉讼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章第十一条第(八)项的受理范围。
    我的“三点看法”本是共产党的内部问题,属于党内的保留意见。既然“三点看法”被当作剥夺我的劳动权利的根椐,我就不得不进行公开的申辩了。
    1986年9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将我和魏京生、王炳璋并提,说成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我认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概念是根本不科学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推动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和一切人都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不就是自由达于“化”了吗?建设一个自由化的社会是共产党人的理想。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首先把“自由化”奉送给资产阶级,然后起劲地反对,是十足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自由化就是“反对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只能说这种“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宣言》所代表的共产党,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自由化和民主化是相联系的;反对自由化,不能不反对民主化。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着不光彩的出身。它是1956年在镇压要求自由和民主的波兰、匈牙利人民的血泊中诞生的。中国从苏联、东欧引进这一口号以后,自“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左倾指导思想的一部分。它的实际作用是反对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压制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因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打击异己求稳定,恰恰是动乱的根源。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提出批判“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1981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表示拥护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时对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不同意见,与会者不少人赞同我的意见。当年有些人卖力地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驾轻就熟。
    我因为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6年12月23日,我向中共中央申诉,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表示保留。12月30日,邓小平作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的谈话,对我的申诉也有所反应:“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可以保留。”邓小平的这个谈话,作为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广为传达。随后开展了“反自由化”的运动,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开除党籍。那一次,我总算幸免于难。
    1989年春夏之交,又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来解释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正义呼声。对此,我理所当然地表示继续保留。正因为“反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越是“反自由化”就越是糟蹋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失灵,只好使出武器的批判。不讲道理是因为没有道理可讲、讲不出道理。讲不出道理就开枪。制造“六四”流血事件是从“反自由化”到反人民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从表示保留到提出抗议,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1989年10月7日,1990年1月6日,在两次共产党的支部大会上,我运用共产党员的权利,发表了保留意见,并对党的领导人提出批评抗议。
    “六四”以后,共产党内进行“党员重新登记”。运用组织的力量,压服党员接受对“六四”流血事件的官方看法,是政治上虚弱的表现;对于不接受官方看法的党员“不予登记”,更是扼杀党内民主的表现。把是否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党员重新登记”的条件之一,是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规定的党员条件之外附加了条件,也是践踏党章的行为。
    简言之,我的“三点看法”是: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六四”流血事件是反人民的;“党员重新登记”是反党章的。这些看法,表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热爱人民、维护党章的基本立场。
    我发表“三点看法”是光明磊落的。党支部书记萧玲和当时的总支书记郭广银同我谈话后,将我的看法整理成书面材料;我还嫌它不够明确,亲笔作了修改。不过,“三点看法”也仅仅是看法,无非是1986年向中共中央提出的保留意见的合理延伸。我满足了保留意见的必要条件,当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我也严格遵守共产党的纪律,在讲课的时候没有公开宣传在党内的保留意见。倒是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韩星臣、前哲学系总支书记郭广银违反了纪律,他们在校、系两级向党外人士通报了我的“三点看法”。
    我因发表“三点看法”而被取消了党籍。但是没有人指出,我究竟错在哪里?唯一的说法是“和党中央不一致”。本来不一致,确实不一致,就因为不一致我才表示保留。不一致怎么能证明一定是我错呢?这是在高度理性的问题上运用非理性的思维,在需要真理标准的时候又抬出“唯上”的标准。我还在耐心地等待。如果能证明我有错,我准备随时向真理低头;如果不能证明我有错,我决心到处对谬误宣战。
    1986年允许保留的意见现在又不允许保留了。这就违背了邓小平的意志,也推翻了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此事我将向党组织提出申诉,不属于法律问题。但是,以我在党内的保留意见为根据,剥夺我的劳动权利,这就是法律问题了。
    我问哲学系主任林德宏:“我讲课中有什么问题?”他无言以对。
    党委书记韩星臣说我“政治上不合格”、“教书育人不合适”。我曾建议: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全体教师和大学生、研究生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民意测验;作为参照系,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所有研究生导师为测验对象。在政治上,究竟是谁合格、谁不合格?在教书育人方面,究竟是谁合适、谁不合适?他们没有勇气采纳我的建议。
    不许我上课,没有任何教学上的正当理由,完全是政治迫害。所说“待聘”也是欺人之谈,待到学期结束始终未聘。退一步说,即使原来的工作不合适,可以聘任合适的工作。被告们滥用权力,重演了“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的非法行为,使得一个有工作岗位的人失去工作,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无法劳动。
    为什么我在党内发表了“三点看法”可以成为剥夺我的劳动权利的根据?我将在法庭上和被告们进行公开的辩论。现在正进行宪法宣传和普法教育,我希望将此案以及另一案——对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委员会的起诉,公诸于众,供全社会讨论。在中国,人民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是很困难的。我要为自己、也为所有受政治迫害的人们申张正义。
    国家教委的负责人以及听命于他的南京大学和哲学系的负责人,他们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我要求: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章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对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哲学系主任林德宏进行判决,恢复我的劳动权利。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章第六十七条,赔偿我的名誉上和经济上的损失。
    以上起诉,请予审理。
    此致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郭罗基
   1992年1月25日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邮政编码210008)
   家庭住址:南京市龙蟠路锁金村南京大学公寓1001号(邮政编码210042)
   电 话:502074转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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