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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十年律师生涯》(6):我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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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的中国心(上)

    “不管祖国受到什么创伤,不管它有多么严重,都有医治的办法;而且办法就操在我自己的手里。因为我相信这一点,我才能忍受我周围的烦恼,忧伤和侮辱。”泰戈尔(印度) 我热爱家乡,热爱中国,为生为一名炎黄子孙而感骄傲和自豪,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伟大历史所感,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所醉,为祖国锦秀壮丽的河山而动,时有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奋力拼搏之激情,更有当今之世振兴中华舍我其谁之豪情,然而我并非天生的爱国者。儿时目睹的诸多屈辱事,少时身受的许多不平事,青年时期蒙受的不少悲愤事,使我大有去国离乡闯荡天涯之志,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从幼儿园始,直到大学毕业,虽然学业成绩优良,都从未当过‘学习委员’之类的‘干部’;在中学大学时代,虽身为国家二级运动员,校田径队主力队员,各项体育运动的热心人,却无缘担任‘体育委员之类的官’;加入‘少先队’,我是首批;参加‘红小兵’,则是最后一名;直至高中毕业之际,才成为‘红卫兵’;共青团则是在上山下乡,义务管理了200棵果树初见成效之后,方被恩准。我唯一的当‘官’经历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但该官职却是一个伤我最深的老师封的。(直到考上大学,我才原谅他!)若说我从未有过当官之望,那是假话;如果说我不是当‘头’的料子,那并非实情;尤其令我心灰意冷,悲愤绝望的是,87年、90年两次考取上海海运学院国际海商法研究生,却两次被政审中的断言“此人不宜从事涉外工作…此人思想…攻击民主制度,…不满…”而被剥夺深造之权。我不喜欢,或说厌恶那些整人、压制人者,那是千真万确之事,不满那些慌谬绝伦的政策、观念、做法,倒也是事实,但我从未怪罪于祖国。既然国内各大学院校均将我拒之门外,那可怕的,不为当事人所知晓内容的档案,如幽灵伴随左右,使得长期唯命是听的人事部门官员,见我如遇蛇蝎,避之犹恐不及,根本不敢用我。是故,吾想出国留学当属人之常情。可却连续二年被剥夺考托福之权!连续四年被剥夺考司法部赴英国进修之权!1993年2月25日,我只身飞越太平洋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处理一起国际商事仲裁争议,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几乎所有亲朋好友异口同声“机会难得,不要回来了!”由我担此重任,是当时的侯立主任力争的结果。司法厅领导、政治处负责人,许多关心侯立,也关注我的好事者,几乎众口一词:“让郭国汀出国,他肯定不会回来,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侯立却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我们都是干大事业者,我们的事业在中国!”苏询在《御将》中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而御才将尤难。御相以礼,御将以术。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应当说,侯立作为中国律师中的帅才,是很懂得御将之术的,他既有信又有智。我虽自以为是名贤才将,岂能逃脱之。其实,赴加之际,我已在思想、心理、物质方面均已作好从此一去不返的准备。当我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登上飞往日本东京的波音747国际班机,直至飞机离地起飞后,一颗悬挂半空中的心才算落下,看来准许我出国不是做梦。试想想,一个连考试资格都没有连深造都不准的四等公民,竟然可以昂首挺胸跨出国门,当时那种欣喜之情难于言表。望着窗外的云海,一望无际的蔚兰色天宇,我思绪起伏,浮想连篇。往事历历在目,一桩桩、一件件。……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是在六岁那年结束的。一年级开始,每学期入学都得填表,家庭出身:地主。政治面貌:参加过国民党。从此我再也不敢把表格给1

   同学们看。每每自渐形秽,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每当小朋友吵架,就有人骂“地主仔!”那种矮人一头的感觉,逼使得我夹着尾巴做人。班干均是贫下中农子弟,诸如,打铁的、伙房的、看门的、小贩的子女。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观念盛极一时,可苦了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 从小学三年级始,每逢春耕、夏收夏种,我们都得到附近的农村劳动、插秧、割稻什么的。当时的班主任Q老师是个刚从师范毕业不久的青年人,满脑子政治、动辄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时不时批判这思想,那主义的,说是要把政治空气搞浓浓的。他给三名班干封了个“阶级斗争的小闯将”、“革命的老黄牛。”我们班在Q老师的熏陶下,个个都是写批判文章的能手。当时的批林批孔,什么贫下中农学哲学、批孔夫子、上讲台,在我们班都搞得红红火火。 副班长还写了篇“红小兵学讲哲学”的文章在福建日报刊载,很是风光了一阵。一日,Q老师在讲台上语文课,我却在台下画了一艘军舰,正当我埋头作画之时,同桌的“阶级斗争小闯将”一把将我的画夺过去,交给老师,他盯了我一眼,回过头继续他的板书。我心想,坏了,这军舰画得不够好,于是我又专注地画了一架战斗机!此时Q冷不防走到我身边,抢过画页,一把将我拎上讲台站立一边。接着Q发表了一番令我惊心动魄的演讲:“同学们,现在召开现场批斗会。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日日讲、年年讲,今天发生的事,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郭国汀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后代。他丑画解放军、军舰画得歪歪斜斜,还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画飞机。不思改悔,好在现在已经解放,如果在旧社会,他肯定是坐看国民党的军舰开着国民党的飞机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年仅12岁的我,可怜站在一旁只有落泪的份。Q的这番话,可把我吓坏了,此种当众羞辱,对我那幼小、单纯的心灵伤害之大、之深,可想而知。从此我不再拿画笔!同时,我对Q恨之入骨,暗暗发誓一辈子不理他。可事后不久,一次考试我语文、数学得了双百!Q当即封我当了一学期的小组长,这可是我在整个学生时代当过的唯一的官呵。余以为:为师者,爱生是本份,激励、鼓励学生进学是正道,断不可以貌取人以势压人,更不可轻易伤学生的自尊。尊师爱生,师道尊严,应是相互的,惟有爱生,方能获得尊师,师不爱生而生尊师者,未尝闻也。平心而论,Q是个颇有才华的老师,讲课生动活泼,课外活动亦搞得有声有色,班上同学大多能言善辩恐得益于他不少。77年恢复高考后,班上同学们皆拜其为师补习。唯吾偏偏从不求教,故同学们一个个都考取大学我则连续考了四年方成。而Q如今已成为一所省重点中学的副校长。转眼间飞机已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望着富丽堂皇的候机厅、洁静明朗的休息室,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眼前的景象令我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在成田机场停留了三个小时,我又登上由东京直飞温哥华的日航班机,因我不吸烟,结果被安排坐头等舱,身边坐着一位前往温哥华旅游的幸子小姐,她长得清纯可爱,身材苗条婀娜,声音轻柔可人,举止大方端庄。她以为我是日本人,用日语问候我“I am Chinese.”我只得用英文答话,她说她正在学汉语,很喜欢中国,我们便用英语谈起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山川河流名胜,不知不觉已近夜间12点。一路上日航空姐服务殷勤有加,笑容可掬给人以温馨、宾至如归之感。不一会幸子小姐困了,我便戴上耳机听轻音乐,正当我也想入眠之际,偶看机窗外,署光万丈已是白天来临,顿时睡意全消,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初一时,正值文革高潮,小学也办起了初中班,Q又成为我们的班主任。一日全校举办乒乓球选拔赛,结果我力挫群雄,一举夺魁,可集训名单一下,偏没有我这个冠军。那个时代,因为你出身被认为“不好”,人们也就名正言顺地2

   剥夺你升学、参军、招工、入党,甚至参赛等资格。我成了没有权利可言的四等公民。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我甚至从未见过祖父,可他却可以影响决定我的一生。再说父亲明明是国家干部,为何我的家庭出身非得填地主?真令我深感迷惑不解。

   我家世代经商读书,太曾祖之父是个成功的商人,在家乡盖了占地近五亩的深宅大院,太曾祖承祖业经商于江西、福州等地,后经营失败,回家吃老本;曾祖是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后因染上抽鸦片,结果卖光了祖遗产业,使家道中落;祖父念书至13岁不得不中途缀学到商店当学徒,后升为店员与人合股经商,发了点小财在家乡买了九亩地,父亲也得以求学,1945年毕业于国立暨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1929年红军在龙岩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分田地打土豪,祖父自然成了斗争对象,九亩土地被分给农民耕耘。祖父则逃往厦门、漳州一带经商直至解放。1954年龙岩进行民主补课,对于在1929年未被斗争清算的地主重新进行民主补课,结果祖父又被评为地主,房产均被没收,尽管他自1929年始,从未收过分文那九亩地的地租,按土改法是不能再评为地主的,父亲不服,写了一份申诉书给龙岩县政府,反而招来“为地主阶级翻案”的罪名。这顶地主帽子一戴就随祖父入西天,并由我们全家继承直至1979年,龙岩县政府一纸公文宣布撤销1954年之民主补课,祖父成份被改为中农。然而这顶地主帽子,使得父亲自50年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官越当越小,由科长而股长,竟至于1971年被扫地出门。可怜他堂堂大学生竟回家乡当了一名靠进城挑大粪维持生计的农夫。兄姐六人的升学、招工、招干、入党全大受影响。别人下乡两年便可招工、参军、入学,而我的兄姐最短的下乡五年,最长的近十年。惟有我赶上未班车,算是不负众望杀出了一条血路。若非改革开放,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务实理论,也就没有郭国汀的今天。吾以为那种以出身论人、任人、用人之政策是十分荒谬的,以阶级成份来划分好人、坏人、朋友、敌人、可信、可用之人更是毫无根据。富人中有很坏的、残忍、贪婪、自私、缺人道者固是事实,然而富人中亦不乏有豪杰、英雄、仁慈、善良、仁人、君子、志士,陈家庚是个典范,他倾其所有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对中华民族之巨大贡献岂是一般平民百姓可比,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伟大的人格精神光耀神州,留芳百世当不为过。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近代之梁启超、谭嗣同皆可佐证,今之邵逸夫、李嘉诚、包玉刚均投巨资办教育,可谓善矣。穷人中当然有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解放,革命先烈中有多少穷人出身的战士、抛头洒血、义无反顾、英勇献身,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穷人中的坏蛋,坏起来比任何恶棍有过之无不及,象杜月笙、黄金荣之流,早年也均为一文不名的流氓,日后靠横、狠、残、骗、刁发家致富,穷才是罪恶的根源。是故,吾以为人类的好坏、善恶,并非天生的也非取决于家庭出身而是取决于后天的教育。一般而言,越有知识、文化者,越善良,盖教育使人增加人道而摆脱兽性。知识分子及广大的各界精英人士,无论其是否有学历或学历高低,才是国家的栋梁。可谓360行,行行出状元,虽然不能排除极少数知识分子亦有败类,但岂能因噎废食以点否面。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论,真是荒谬绝伦!实际上,翻开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的履历,不难发现,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大多是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大多是大知识分子,毛泽东自己承认是富农家庭,周恩来、刘少奇皆为大地主家庭出身,张国涛、李维汉、章伯龙、陈独秀、瞿秋白、董必武均为富家子弟,陈毅、朱德、彭真、彭德怀、林彪,不也是有产阶级家庭出身。其根源正在于他们有条件受教育,受教育后方有知识、有文化;有知识、文化后方有思想知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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