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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郭国汀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郭国汀
   陈泱潮先生在〈特权论〉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公有制经济基础改造后顺理成章进行上层建筑变革,即民主革命的阶段。它以中苏大论战为起点,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展开。文革的实质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必须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必须彻底粉碎神话党,把奴隶总管党变成奴隶工具党,必须还我人权,刻不容缓进行民主革命!这是民间文革派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主张。
   陈先生认为:文革,决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改造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关于文革的局限性陈先生论述道:一是不明白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二是文革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致命的弊病进行变革。只是针对弊病的表像而没有针对弊病的根源,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原因。因而文革所展开的“文艺革命”、“卫生革命”、“教育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上海一月风暴”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统统是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文革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例如“教育革命”,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把持下,就推选“工农兵上大学”而言,从打破剥削阶级一统天下的革命愿望出发,结果却沦落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营私舞弊凭关系走后门的境地。又如“卫生革命”,旨在改变城市大老爷卫生部的革命目标,结果却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领导下,踏入了城乡大小老爷合伙营私舞弊服务部的泥沼。
   对于文革的意义,陈先生写道: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伴随运动深入,惊心动魄的殊死政治大搏斗。毛亲自敲响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警钟,使千百万革命者从朦胧中警觉起来。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发动、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积累了反修防修的政治经验并吸取了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枷锁,使中国人民从对神化的迷信中,返回到对现实的感受上来。文化大革命则拉开了世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必将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
   陈泱潮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革命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曾经积极参与和投身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经历了一系列反复、曲折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文革暴露了现存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展现了民主革命广阔的前途,粉碎了对党神话,撕开了假社会主义的面纱,激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陈先生在〈特权论〉中大声激呼:再不能把权力让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下去了!这种垄断,已经形成了更无人道的新的阶级分化,已经形成了更贪婪、更狡诈、更毒辣的新的剥削阶级,已经形成了更黑暗、更残酷、更罪大恶极新的剥削制度!
   陈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已经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生产力的桎梏。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必须彻底粉碎神话党,把奴隶总管党变成奴隶工具党,必须还我人权,刻不容缓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由上述陈先生的关于文革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1、 文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2、 文革的发生并非毛泽东个人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后的必然产物;是上层建筑相应变化的表现;
   3、 文革的局限在于不了解社会基本茅盾的具体内含,没有针对权力为共产党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致命的弊病进行变革;
   4、 必须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必须彻底粉碎神话党,把奴隶总管党变成奴隶工具党,必须还我人权,刻不容缓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我曾在一篇〈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荒唐最无知最愚蠢最残暴之举〉短文中评价文革:“文革的爆发其实是毛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自然延伸是自一九四九年以降,中共当局一贯采取打压知识分子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此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其危害之深之广,确实史无前例;其所谓深层次考虑其实并不复杂:
   
    1 毛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因为苏联已成"修正主义";
    2 大跃进的提出其实是因为老毛在参加苏联国庆时听到赫鲁晓夫谈及苏联将在15年内全面进入共产主义;毛不甘落后于是也提出15年内超过英国!
    3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直接导致1959-1961年全国性大饥荒,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以上!
    4 经刘邓周等人的努力自1962至1965年国家经济有所恢复好转,刘少奇主席的个人威望在党内外日益上升,反之毛之威望日益下降;同时刘邓从中央到地方培植一大批自已的人马;事实上毛的权力日益削弱;
    5 毛的个性绝不能容忍与他持不同意见者,从他整胡风,整彭德怀,整高饶,整一切有可能与之竞争最高领袖地位的人的历史,不难发现这其实是毛个人性格多疑的缺陷使然;
    6 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宣传使得毛误以为自己真的是神,加之一班别有用心者长期拍马奉承,特别是刘,陶,林彪极为肉麻的吹奉深得毛心,更便他自认为是圣人;因此毛也相信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7 既然如此,总得拿出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来,理论上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行动上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8 全国有头脑的知识人经过自延安整风特别是四九年以降一系列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尤其是反右之后,个个噤若寒蝉,加之长期洗脑的后果,确实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已经不会思考也不敢不愿思考,因而根本没有独立思想了,于是对于如此疯狂愚蠢的文革无人敢提半个不字;
    文革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最荒唐最无知最愚蠢最残暴之举,其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传统道德的破坏,对中国人的精神心灵灵魂的摧残可谓空前绝后!”
   从陈先生之论中,确实感到自已的看法过于简单片面,仅是从现象和后果看文革,而未从根源上分析。而陈泱潮先生则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从社会基本矛盾,从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角度出发所作的分析显然要更准确深刻得多。其“必须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权力被共产党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必须彻底粉碎神话党,把奴隶总管党变成奴隶工具党,必须还我人权,刻不容缓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结论。
   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判断自有不同的结论。毛式文革很有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狂妄,因为马克思的确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因而老毛便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且最高权力争夺也至为明显。邓小平否定文革论是基于毛个人犯了错误;然而毛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他一个人无论如何没有此种能量,文革应是共产党专制极权体制,党禁报禁言禁思想禁的必然恶果;试问若真有言论思想出版自由怎能让如此无法无天的荒唐文革发生。此外当年全身心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众多热血青年,不乏有思想有政治才华者;诸如杨小凯,遇罗克,张志新,王申西,陈泱潮,徐水良,李一哲等先知先觉者,他们付出了巨大惨重的牺牲代价,是国人决不应忘记的。无论如何企图依赖群众政治运动来达到改造社会政治制度的做法,肯定是愚不可及的。政治制度应由政治思想家来周密设计构思完善,并依赖法治保障才是唯一正途。
   自由圣火首发稿
   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陈泱潮著〈特权论〉1976年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
   综上所述,“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并且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运动的反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482页)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内在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基础变更的阶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上层建筑变革的阶段,即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从时间上说,第一阶段在中国大约从1953年--1963年,相当于互助合作化,公私合营运动到人民公社化及为巩固人民公社而斗争的这段时间;第二个阶段在中国则是以对苏大论战为起点,从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展开来的。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反修防修实质上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坚持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只有从对私有制的部分胜利中解放出来,才能从私有制的全部锁链下得到解放。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公有制改造后,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加以改革。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恩选集》第二卷19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爆发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在上面《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等节文章里,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整个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开端,在具有“开端”的伟大意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开端”的局限。
   这种局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这在当时是不能苟求的。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未突破该框框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像而没有针对这个弊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一如从前,“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马恩选集》第三卷66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展开的“文艺革命”、“卫生革命”、“教育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上海一月风暴”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统统是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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