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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袁红冰之《改良,还是革命?》是划时代的政论?

为什么袁红冰之《改良,还是革命?》是划时代的政论?
   郭国汀
   今天怀着激动而欣悦的心情,一气读毕袁红冰教授之《改良,还是革命》。这是南郭迄今为止已阅众多政论文最激动人心,最具说服力,感召力的战斗檄文。
   袁教授从思想、理论、历史、现实、中外古今全面论证了中共极权专制暴政必亡,全民大起义大革命必胜的真理;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实质要害;证明了中共外强中干的本质;论证了革命和革命党的必然性。首先无情地批判了改良主义对中国民运事业在思想理论与实践诸领域的巨大危害,令人信服地解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思想、理论、组织、目标、任务、策略、战略问题;有力地批驳了伪改良主义实取消投降主义的种种谬论和政治庸见;热情的欧歌了全民大革命大起义的正义性,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胜性;指出了中国民运暂时困境的根源所在,展示了中国民运的光明前途,为中国民运指明了正确方向;雄辩地驳斥了为表面强大实则虚弱至极,无论从法理还是从道德精神层面皆已输得一干二净的中共极权流氓暴政辩护的种种谬论;澄清了当前存在于不少民运人士头脑中混乱不堪的谬思误想;为革命正名,为革命纳喊,对革命党的政治纲领目标组织任务均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逻辑严密的详实论证,该政论文堪称中国民运理论划时代的战斗檄文。吾以为袁红冰教授的雄文及时横空出世,必将极大地鼓午中国反共志士仁人的士气和斗志,增强必胜的意志和信念,为中国民运的伟大不朽事业指明正确方向,进而必将对尽早终结中共一党极权专制独裁流氓暴政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凡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中国人都应当且必须精读深思讨论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方案,为中国民运的高潮再次来临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吾以为中国民运的伟大历史转折点即将到来!
   兹归纳袁文要点如下:
   袁教授指出改良主义者 “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仍然有意愿和能力,通过由其主导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 之论调,实属政治庸人之一厢情愿的幻想。其实南郭在2005年2月23日以前也应属于此种政治庸人,竟对残暴下流至极的中共仍抱有改良成民主政体的妄想!从郑恩宠,李柏光,李建强,郭国汀,朱久虎,郭飞雄,高智晟律师的先后被捕判驱停业的无情事实,足以证实在中国连人权律师的基本人权都毫无保障,更遑论一般平民百姓的人权了;而一个没有人权的政治体制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实质的改良。
   袁教授用辛辣的笔调讽刺改良主义道:“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郁闷,四分失望,五分责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恋,八分怜爱,九分宽容,十分幻想。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暴政具有弃妇怀旧似的幻想,那种愁肠千回、幽怨万般的依恋,可以令石人垂泪,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义上毫无怜香惜玉之意。”袁教授不愧为具有强烈诗人气质的大才子,将枯燥乏味的政治言论化腐朽为神奇,引人入胜,令人叹为观止。
   对改良主义者的立论袁教授明确指出:“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喜欢以台湾民主转型为例,来论证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在此,他们忘掉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精神价值,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即中华民国从政治理论基础到法律制度本体,都与民主共和理念一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不顾客观条件地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疑是饱读诗书但无独立思想的书呆子之举。任何比较参照必须有共同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才有意义。
   袁教授的洞察力极为敏锐,对问题的实质把握相当准确到位:“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津津乐道的另一个例证就是“戈巴契夫现象”。中共的“戈巴契夫”胡耀邦和赵紫阳,均被中共自己的专制铁手扼杀。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专制之兽性绝非原苏东地区的共产党统治可比。问题的实质在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历史性变革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共产党统治集团主动启动和主导的改良,而是来自经过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戈巴契夫、谢瓦尔德那泽、叶利钦等人物的出现,使东欧和苏联的民主进程比中国少了许多艰难,这是他们伟大的历史功绩。不过,只有共产党官僚体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才是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政治之父。”大英雄往往是天时地利,充分发挥千千万万先驱者们的牺牲与智慧的杰出俊才。抹杀人民反抗起义的功绩显然不厚道。寄希望于中共再出现胡耀邦,赵紫阳式的人物已经如昨日黄花不复存在,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袁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流氓暴政的现实情况:“‘六四’之后,中共暴政被彻底剥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沦落到只能靠肮脏的物欲收买人心、维持专制的可怜境地。它要全体中国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烂, 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却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中共暴政在这个意义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价是,当它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腐烂时,它自己首先腐烂了,而且腐烂到无可挽救的程度”。中共不但政治理论彻底破产,而且精神道德伦理亦已成破落户,唯用金钱引诱毒化国民的可怜精神心灵思想,以达到全体国民麻木不仁在疯狂追逐金钱的贪欲下心灵精神彻底堕落。
   袁教授热情地为革命抗辩:“在现代,革命主要意味着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建立宪政民主制。”“革命是宪政民主制的主要铸造者。没有革命的狂飙突起,就没有《独立宣言》,就没有《人权宣言》,就没有封建专制的崩溃, 也没有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专制阵营的土崩瓦解,烟消云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狱直至今天还会屹立不到,人类可能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戴着专制的铁链蹒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现代史否定,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就将仍然在专制铁幕的阴影中承受苦难的命运。”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摧毁极权专制独裁罪恶体制的不二法门。
   “许多改良主义的苦恋者,忘恩负义地诅咒革命。他们把革命等同于暴力,诬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断言革命必定导致暴力的无限制使用,导致暴民政治。他们所能举出的主要例证,便是法国大革命和共产党的所谓革命。”
   袁教授形象地比喻道:“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如同孔雀喜欢炫耀尾巴一样,喜欢炫耀他们的“理性”,“冷静”,“非极端化”。然而,在否定革命的问题上,他们却毫不理性,毫不冷静,并且非常情绪化,非常极端──他们完全无视《人权宣言》和攻克巴士底狱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无可取代的贡献,只以过度暴力的名义,就彻底否定了法国大革命;他们还不经任何逻辑的过渡,就进而断言所有的革命都一定会导致以暴易暴,导致暴民政治。改良主义苦恋者们在彻底否定革命过程中表现出的激烈情绪,颇似假作单纯的妓女声称自己看见一滴血就会晕倒时的矫揉造作。”相信每位读者行眼至此都会发出会心的一乐,也会为作者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赞赏不已。
   袁教授精辟地指出了共产专制罪恶的根源:“凡是企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决价值观念和思想领域问题的地方,一定会有超过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们能够用包括“革命”在内的任何神圣的名义,对思想进行强制的时候,就是兽性战胜人性之日。”此段论述可谓经典之论,点出了一切共产专制罪恶的根源。以革命的名义群体灭绝,杀人放火抢劫谋财害命,不正是中共流氓起家当时及夺权后大量干的恶事?!
   袁教授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乃伪革命真专制:“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现代,人类命运的政治主题一直是革命──由专制,通过民主革命,进入民主法治时代。这个历史进程的前一时期革命的对象,是中世纪的封建专制;而后一时期的革命对象则是共产极权专制。就民主革命的范畴而言,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是对中世纪专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专制主义的复辟。理由很简单,共产主义运动在众多国家内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暴虐的极端专制主义统治。所以,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乃是伪革命,真专制;是反革命。”中共不但是伪革命,真专制;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而动谓之反动,中共正是极端自私自利逆势不可挡的全球自由民主大潮而动的最顽固不化的反动派。
   袁教授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的本质乃“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血腥和暴力仇恨恐怖”:“共产主义伪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灵魂,即它的理论所决定的。共产主义理论断言,阶级仇恨,以及由这种仇恨催生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共产主义伪革命要实现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共产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暴力和仇恨这两个概念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互相激发,才创造出了恐怖的历史。”共产主义理论之邪之恶之伪无以复加,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实践无一例外地证实了其是罪恶的理论,结出的全是毒果。共产党在全世界的丰功伟绩便是制造大规模杀人,奴役,专制,谎言,恐怖。
   对于改良主义的危害性袁教授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层层深入的演译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中国没有改良可能的情况下,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在中国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艰难时刻,侮辱并否定革命──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运在内的中国民主运动思想混乱的根源。混乱的思想,无法熔铸出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意志。没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运 动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战,去震撼中共暴政。”
   此外,袁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独到但令人信服的见解:“政治意志是政治组织的灵魂;政治组织是体现政治意志实效性的机构。”
   “最经典地表现出改良主义思潮毒害的政治组织观念,莫过于声称要把民运组织构建成具有建设性的“反对党”,或者要按照外国“议会党”的模式组建民运政治组织。”中国民主党及黄金秋先生的网络中华爱国民主党的遇难皆证明此路不通。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为海外民运组织内乱烽起、内斗不止、软弱涣散的状态辩解曰:追求民主的组织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样讲统一的政治意志,讲铁的纪律,讲严密的组织结构,就必然导致夺权后的独裁专制。”这当然属于政治弱智者的断言。
   袁教授不但是个有思想有理论的思想理论家,也是个有头脑有见地的政治家: “政治命运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马,只服从强者的驾驭。具备坚硬的政治意志、严密的组织结构、严明的政治纪律、迅速决策和果断行动能力的民主革命组织,才是驾驭政治命运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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