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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存在于那些不是上述公约当事国的国家,其没有单位赔偿限额的国内立法规定,因此提单中的单位责任限制,受制于当地法律有关公共政策,责任限制条款的规定。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等国。
   2、适用海牙规则,但采用100英镑黄金价的国家,如阿根廷、印度、孟加拉国、前英属殖民地国家。1931年英国批准了海牙规则在这些国家适用,而这些国家独立后,既没有宣布废除适用海牙规则,也没有采用威斯比规则,或汉堡规则。
   3、适用海牙规则,但按其本国货币限定最高赔偿限额。如美国、爱尔兰、科威特、新西兰、菲律宾、葡萄牙、土耳其、俄罗斯。20
   4、德国适用威斯比规则,但对运往适用海牙规则国家的货物和在适用海牙规则国家所签提单项下的货物,其最高赔偿限额仅适用每件666。7SDR,而不适用每公斤2SDR之责限。
   5、适用威斯比规则,但不适用1979年“特别提款权议定书”的国家。他们按朋加荣金法郎限定最高赔偿限额。例如,南非、厄瓜多尔、斯理兰卡、叙利亚和汤加。
   6、适用威斯比规则和特别提款权议定书的国家,即每件货物的赔偿限额为666。7SDR或每公斤2SDR。他们是世界上主要海运国。如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
   7、适用威斯比规则和议定书,但国内对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国家。比如,中国将SDR换算成人民币,韩国规定每件货物的赔偿限额为500SDR。
   8、适用汉堡规则的21个国家,规定每件和每公斤单位赔偿限额分别为835SDR和2。5SDR。
   9、适用汉堡规则但又有保留的国家,即根据汉堡规则第31条第4款,在1997年11月1日废止后,仍适用5年。如埃及。
   其实,提单适用法律的复杂性远不止这些。只不过单位责任赔偿限额较为突出,因而引起人们较多的重视。我在办案过程中,已遇到“货物固有瑕疵”、“海难免责”、“无单放货”、“火灾免责”、“喜玛拉雅条款”、“首要条款”、“管辖权条款”、“诉权”等方面的适用法律难题。
   大陆学人似乎均认为:海牙规则对船东有利,其实未必,至少在火灾免责,喜马拉雅条款,单位责任限制,海难等方面恰恰相反!在提及该规则下的单位赔偿限额时,从未涉及黄金价值。规则第9条规定:“本公约所指之货币单位是指其黄金价值”。因此结合第4(5)款,正确理解理当指1924年100英镑纸币所代表的黄金价值,非指100英镑纸币。不过,最早发现此问题的并非英国人,而是印度最高法院。而后,孟加拉国,澳大利亚等国最高法院纷纷效仿,1988年英国在THE ROSE S案中首次确认之;此后,美国,香港及前英属殖民地国亦采纳之。只有一个判决认为其是指100英镑纸币的(即新加坡THE VISHVAR PRATIBHA案的判决(1980。2。MLJ265))21然而,该法院的判别决理由是否有理令人怀疑。(尽管我未见到该判决原文,但依我对该规则的理解,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指金价)。
   上述分析仅涉及单位责任赔偿限额的一个侧面,相信其它重要问题,诸如上述提及之“火灾免责”等项的深入研究定能引起有志学者兴趣。
   三、 提单法律适用条款的种类
   既然此问题是那么重要,或许有必要稍加梳理。有人在提单适用法律一栏,列入法律选择条款、首要条款和地区条款。本文拟按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法定的准据法、地区条款冲突法的准据法及其它准据法加以分类;
    (一)、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
   一般而言,提单中均有法律与管辖权条款,提单适用法律几乎总是明示适提单管辖地法律。但有时国际大船公司,为了提高竟争力,以示平等,因而有所谓浮动适用法律条款,而在租约下签发的提单,多为默示适用法律条款。
    1、明示法律适用条款
   这类条款往往明确规定提单及其证明的运输合的解释、适用,应受某一特定国家法律管辖。例如:
   Shell Bill of Lading,clause10(A):The contract contained in or evidenced by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notwithstanding any other term set out or incorporated herein,be construed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England
   大多数格式提单均规定适用承运人主营业地国法律,使之能够预见其权利和责任,对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而言则不是那么有利。在The Reivia((1991)2Lloy’s Rep.325)案中,格式提单规定适用承运人主营业地法律,船公司在利比亚注册,日常管理由香港的一家公司进行。判决:适用德国法。因为主营业地在德国,所有收入均需汇至德国,所有重要决定均由在德国的股东们做出,他们控制着管理公司。
    2、浮动准据法条款(Floating proper law)
   这种法律选择条款规定了可供选择的两种以上的法律,因而缔约当时无法确切地知道提单究竟应受什么法律管辖。例如:
   P & O Containers Bill of Lading ,clause 24:Any claim or dispute arising under this Bill of Lading shall be determined,at the option of the plaintiff,either by the courts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Carrier,or the defendant if not the Carrier,has hi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at country.
    此种条款由于在缔结合同当时无法确定提单准据法,依普通法无效。在The Armar 案中,((1981)1W.L.R.207)Mustill 法官一审认定准据法可视为浮动直至承运人行使选择确定提单准据法时止。但被上诉法院的Megaw 大法官驳回。Bingham法官在The Iran Vojdan 案中((1984)2Lloyd’s Rep.380)遵循了the Armar案确立的规则,他判决浮动准据法条款无效。因为:“准据法涉及提单合同形式,有效性,解释及履行的基本问题,依吾之见,它必须在订立合同当时即确定,而不能浮动处于不确定状态等待一方当事人的选择。”但自1991年《罗马公约》生效后,The Armar 案确定的规则,不再约束当事人于订约后变更提单准据法,但此种变更不得使合同变得无效,不能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也不得损害任何被背书人的权利。
    3、默示选择法律条款(Implied choice)
   在租约下签发的提单多含有并入条款。其多载明首要条款,但却极少载明法律适用条款,而是代之以并入条款,说明租约中的所有条款,条件,自由与豁免,包括法律和仲裁条款都并入提单。比如:
    HI Bill of Lading:All the terms,conditions,liberties,and exceptions of the said 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of Charter Party are herewith incorporated,including proper law and arbitration clauses.
    依普通法若当事人未明示适法律,可以根据合同条款及有关周围情况推定之。我国海商法第95条规定:“提单中载明适用航次租船合同条款的,适用该航次租船合同的条款。”1999年3月颁布之《合同法》第十条之“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这里的‘其它形式’应包括默示推定形式。因此我国法律承认默示合同,应已不成问题。按英美法院审判实践,当事人仅是选择管辖地或仲裁地往往推定其选择该地所属国法律为准据法。
    (二)当事人自由选择适法律的限制
   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意思自治作为原则,有如下几项例外:不得违背我国已参加或批准生效的国际公约,不得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规范,不得违犯我国的公共政策,及选择须有某种联系。引言提及之赵德铭先生的认点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尽管海商法第四章本身确实未明确规定其是强行法。也未明定其强制适用范围,未明定到底适用出口还是进出口提单,然而这决非《海商法》的“一大缺陷。”22恰恰相反,吾以为它正是我国海商法高人一畴之处。它使得我国当事人得行使充分的自由选择权,而海商法本身已赋预外国当事人国际标准的法律保护,全面正确理解海商法必然得出第四章系强制性法律的结论。第26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44条则明确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此类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其它条款的效力。”本条正是“另有规定的法律”;第45条进一步规定“本法第44条的规定不影响承运人在本章规定的承运人责责和义务之外增加其责任和义务。”也即,承运人意图减轻责任和义务,禁止!自愿增加之,欢迎!第二条规定:“本法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质言之,凡是涉外海上货物运输,均无一例外地必须适用海商法第四章的强制性规定。也即,我国海商法的适用范围包括进出口货物运输。第四章规定的是对涉外承运人的最低要求,其为了显示实力或让利或为打开中国市场,而自愿增加责任和义务,并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法律当然在所不问。若是中国船公司无论进出口,其签发的提单适用中国法律应所应当。其在有关其它事项上愿意选择其它国家法律未偿不可。如果是外国船公司,其愿意选择适用中国法当然是好事,其愿意提供高于海商法的保护,当然欢迎。但假若其准据法规定低于我国海商法第四章承运人应负之最低责任标准。理所当然地应适用海商法,难道说我国法院在此种情况下,还有义务去适用该有损我国当事人权益的外国法不成?这实在与所谓‘主权’,或‘凌驾’或‘涉外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不相干。
   四、 提单法律适用条款与首要条款之间的关系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涉及指定某个或某几个规范性文件。表面上都是指明提单受何种法律规范管辖。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实质上仅是一种特殊的提单条款,前者是一种法律;后者之选择是法定要求,前者是当事人自已的意思;后者仅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前者还包括提单所涉及的所有内容;后者对当事人具有强制适用性,尤其是法院地国也是其援引之公约成员国时更是如此,前者容当事人有选择的余地;在同一事项上,后者的效力高于前者。具体言之,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
    1、首要条款指明管辖提单的是《海牙规则》或《威斯比规则》或《汉堡规则》之场合;若法院地国是该规则之缔约国,则提单法律适用条款的效力低于该规则;仅在该规则适用范围之外的事项,才有准据法适用之余地;若法院地国并非该规则之参加国,而合同准据法又具有强制性,则应适用该准据法;若该准据法属任意性规范,则应优先适用该规则;提单条款本身与该规则或该准据法冲突部份,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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