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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检、党政联合办案与党的领导

公、检、党政联合办案与党的领导
   年前《人民法院报》刊载了众多法院院长们写的“论司法公正”之类的大作.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要做到司法公正:经验之一是:加强党的领导!
   以吾辈之智商真令人大跌眼镜,中共对各司法部门的领导难道还不够强吗?全国各法院法官们几乎90%以上,庭长级以上几乎100%为中共党员!如果这还不叫党的领导,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叫党的领导.

   吾诚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只有在法院不受任何党派左右之时才可能实现.正是党的领导才导致了司法不公!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党政要人随时可以批条子,法官敢不听从吗?立马叫你靠边站!何时吾国法院法官都成为无党无派的饱学富德之士,而且应当是已有相当财产的富人,司法公正肯定可以自然而然地到来. 由无产者任法官其实相当危险,因为贫穷的法官同时又权力巨大且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很难保证法官不受金钱左右而牺牲司法公正。穷人当法官很可能是司法不公的又一根源。
   公、检、司、党联合办案,司法程序公正不复存在,几乎无一例外地办出冤假错案.泉州华侨服装拉链厂诉泉州海关行政诉讼案;香港亿成时公司亿元“合同诈骗”案最为典型;前者联合办案专案组以“诈骗、偷税、走私、出卖许可证、内外勾结”等五个罪名逮捕该厂法定代表人;关押两年半,且将该厂从原有资产1000万元以上变成零,使250名工人失业后,再以“少报到岸价格”一个理由令其补税200万元;另加罚款400万元!天下无理至此的事,莫过于将人整死后,还开棺鞭尸.将人家好好的工厂毫无根据地整跨后还令补税再罚款600万元!
   香港亿成时公司亿元合同诈骗案亦然:福州市政府亦组织了公、检、党的联合办案组,由市府副市长亲任组长,采取先以逮捕该公司副总之姐姐做人质的方式逼债;未果,再以封杀方式切断该公司在大陆的一切业务,釜底抽薪。再四处派出众多干警搞了近一年调查取证。最终将该已有29年经营史,技术、实力雄厚的香港公司硬是搞跨,副总经理没有任何证据得到过分文所谓合同诈骗款,却硬判无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案是我的律师生涯中主办过的近千起案件,被当事人于二审解除代理关系的仅有的两案。前者是因为当事人认为我不与法院搞关系,而于二审解除代理;然而上诉法院却采纳了我于一审时提出的代理意见,改判免予追缴补税款200万元,实事上成了中国海关首例败诉的判例(在过去的45个案件中,中国海关保持了45案全胜的纪录);后者则是当事人相信关系才有用,因而请北京律师想利用其与最高法院之关系,而不理会吾之此种案件没有任何官员会为您而不顾丢官风险之忠告。我因此拒绝作二审辩护人。
   两案详情请阅吾之代理词。
   无极子.取消党的领导不符合国情,但目前党对司法的领导确实问题太多,主要是不遵循司法规律,严重违背司法所应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如独立审判原则纯属空谈,当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疲软等弊端从根子讲则是源于党的所谓领导,最近报纸各级法院院长们写的关于司法改革的文章虽也有些说到点子上,但大多是空话套话旧话连篇的官样文章,如照此改革想成功,全是扯淡。目前党为法院配备的院长大多是只懂“政治”不懂法律的官僚,有一县的县委书记直言不讳地说只要一个听话的院长就行了。如此听话的院长能公正司法吗?党对司法的领导必须改革完善,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不是加强而是拚弃,一要遵循司法规律和司法基本原则;二要遵循法治原则,党对司法的领导必须在法律的限度内,受法律的规制;三要坚持走法官队伍职业化道路,特别是各级法院院长要从优秀职业法官中产生,必须取得司法职业资格,否则即便这个人能当省委书记也不能当基层法院院长,这一点最关键,否则法官职业化只能是法院内部自欺欺人的鬼话。
   析党的领导:问题不在于要否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为执政党,它必然要对国家实行领导,这是没有疑义的。问题在于怎样领导,在于领导之方法艺术。众多的人认为派几个党员把持一个单位之领导权,就是党的领导。这是无知的表现,党不应是争权夺利者,而应是为国为民服务者。因而不能因为行政领导是非党人士就认为不要党的领导。吾以为党的领导应体现在法律与政策的制定方面。1983年8月10日于吉林大学图书馆
   上述仅是我在1983年间的观点。如今我的观点是共党应当有退出领导法院的海量,应以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是大公无私的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否则何以服众?
   2003-02-01
   海关行政处罚、侵权案代理词
   审判长、合议庭:
   福建省华侨服装厂诉泉州海关不服违字第024号处罚决定及要求行政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今天在这里公开审判。本案争议标的额巨大,涉及的法律问题复杂,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公正裁判本案,对维护法律之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原告诉讼代理人,本人仔细研究了全部案卷材料,有关法规,兹提出如下代理意见:
   一、 本案不存在“少报到岸价”之客观事实。
   (一)就化纤布而言,原告是按进口许可证规定的价格(5——5.5HKY)报关的,而货物的实际到岸价为7.2——9HKY,表面上看“少报到岸价”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本批货之进口报关并不构成海关法意义上的“少报到岸价”,因而谈不上违章。因为:
   第一,我国历来对进口货物实行许可证制度,1984年以前,由于该制度尚不完善,立法并不要求实行审价制。但自1984年元月始,法律便明确要求对进口货物实行审价制。根据1984年《进口货物许可证制度暂行条例》第8条、11条及其《实施细则》第7条、11条、13条4项之规定精神,立法要求对进口货物之单价、总金额实行审价。
   第二,实际执行许可证时有审价与估价之分。在实行审价之情况下:对外经贸部门在颁发许可证之前已进行严格审查,进口货物实行审价的,不得违背许可证之限价进口,此时许可证之价格实际上也就是计征关税的完税价。而在实行估价之场合:对外经贸部门一般凭申请人根据定货卡片上的价格、国外报价、或合同价填报,因而不能一概而论。
   1、 如许可证规定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正常平均到岸价,应按实际到岸价计征关税。
   2、 如果许可证规定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正常平均到岸价,仍应按实际到岸价作为完
   税价格。
   3、 假如许可证规定的价格符合国际市场平均到岸价,从理论上讲,此时许可证规定的
   价格应视为完税价格。因为,此种估价实际上起到了审价之作用。本案的情况正是如此,许可证规定的价格为每码布5——5.5HKY,而当时同类布的正常平均到岸价为每码3.5——4HKY(证据20)。而原告进口之实际到岸价为每码7.2——9HKY,并按许可证价5——5.5HKY。
   原则上,海关应以货物到岸价作为完税价,但是此种到岸价应当是货物在采购地的正常批发价,加上出口税、起卸前的包装费、运费、保险费、手续费等一切费用并经海关审查确定。对此1951《暂行海关法》第115条;1951年《海关进出口税暂行实施条例》第5条;1985年《进出口关税条例》第9条均有明确规定。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海关法》第38条、1987年《进出口关税条例》第9条、1991年《关于进出口货物实行海关估价的规定》第2条重申了上述原则。质言之,海关不应以不正常的到岸价作为完税价。
   本案许可证价格既然符合正常平均到岸价,理应作为完税价,依此征税国家并未少收一分关税;反之,若按原告实际到岸价计征关税,则必然是按不正常的偏高的到岸价征税,实际上也就征收了本来就不应征收的税。
   第三,原告当时按许可证规定的价格报关并无任何过错。
   1、我国法律明定要求对许可证实行审价制,原告对实践中实行估价制并无法把握,事实上原告始终认为许可证价格就是报关的到岸价。
   2、原告作为新建立的企业,并非长期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专业公司,当时不知道,也非理应知道不能按许可证价格报关,更不知道本批许可证实行的是估价制,因而主观上并无任何过错。
   3、事实上作为执行海关法的专业国家行政机关的被告,当时对许可证价格与完税价之间的确切法律含义亦不清楚。因为泉州海关1980年代初刚成立,有关业务尚不十分精通。例如:(1)被告曾于1984年9月至85年7月间先后六次查帐,早已发现原告制作了两张发票,未按真实到岸价报关,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泉州海关直到1986年4月才咨询对外经贸部有关许可证价格问题(证据21);(3)而海关总署直到1989年3月对许可证价格问题尚无定论(证据22)。
   4、既然法律明定要求许可证实行审价制,而当事人无法把握实践中的估价制,既然作为理应精通海关法和进出口有关法规的被告,当时对有关法规的理解,对许可证价与完税价之间的确切法律含义并不明了,那么,事后苛求新设立的生产企业未免有失公允,事后进行重罚更不近情理,亦有悖于法律之公正、正义原则。
   综上,立法要求对许可证实行实行审价,当事人无法把握实践中的估价制,而本批货之许可证规定价客观上不存在少报到岸价,漏缴关税之事实。海关应当,而且只能按正常合理的,而不应按不正常、不合理的到岸价计征关税。鉴于被告是新设立的企业,本身对海关法当时也不熟悉,由此造成的漏税(如果有的话)也只应向当事人追征漏税,而不应罚款。
   (二)就短扎布、拉链及油光尼龙布、西装布而论,根本不存在“少报到岸价”之事实,因而更谈不上违章。而造成该部分货物进口关税少征,被告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第一,泉州海关作为专业执行海关法的国家行政机关,本应精通海关法才是,但证据表明当时被告未能正确适用海关法,从而导致了部分进出口货关税的少征。例如:
   (1)1984年11月24日进口之涤纶布;(2)1984年9月25日进口之尼龙布;(3)1984年11月5日进口之短扎布;(4)1984年4月3日进口之短扎布;(5)1985年5月31日进口之涤纶布;(6)1985年5月18日进口之碎布;(7)1985年5月31日进口之短扎布;(8)1985年6月20日进口之短扎布(见卷P212、203、260、228-231、234、237、238)。
   上述八批货物进口报关时都是申报为离岸价,然而被告却均依此离岸价作为完税价计征关税。这些证据足以证实直至1985年6月,被告本身尚不了解FOB与CIF之区别,这正是被告经六次查帐不提任何异议的根本原因。因此而造成的关税少征责任在被告,事后反过来追究原告“少报到岸价”,于情、于理、于法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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