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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基金奖”想到的王金波

   

   近日,从网上看到一则报道,“魏京生基金会”将以5,000美元的重奖,奖励在国内为民运做出杰出贡献的民运人士和团体。对此,我并未介意,因为别说自己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运人士,即使是,也不够格,因为我深知做一个民运人士是不容易的,如果能在将来赢得历史的认可和人民的赞成更是不容易的。象我这样一个连腐败的共产党都不要的人,要想挤身于致力于文明民主并为此而献身的志士仁人行列中去,恐怕还要掂量掂量自己。“人,贵有自知之明嘛!”所以,我对此既不感兴趣,也更无任何奢望。

   我之所以想起写此文,主要是由于在网上看到有人提名王金波为当选人才想到的,更因为我认识王金波并于其打过交道,所以勾起了我撰写此文的想法,也借此作为我对尚在狱中的王金波先生的怀念。

   2001年2月21日,我拖著为国效力而双残的病躯走出了中共为我构陷的两年冤狱后,除去在回家乡时受到父老乡亲们冒著大雪放著鞭炮热烈欢迎场面的激动之外,接下来就是在出狱不久3月份的11日后,连续几天接到全国各地(主要是《自由亚洲电台》的普通听众和老百姓)打来的慰问电话。其中就有王金波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有时间会来徐州看我。我虽然不认识他以及所有打过电话的好心人,但我同样为此而倍感欣慰。

   果然,没过几天,一个小伙子敲开了我家的们。他说,他就是曾经给我打过电话和写过信的王金波,是专程从山东来看我的。凭著我过去10几年刑警的职业敏感性,从他的装束和神态判断,他绝不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共产党派遣的“特务”,应是一个较有个性特点的青年。我很快地把他让进室内,和他交谈起来。通过谈话,我了解到王金波是一个爽直的山东人。他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地区,大专毕业。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小学教师。母亲在家务农。他告诉我,他在89“6.4”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向往民主,后来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后,就一直为民主事业而奋斗,因此受到当局的迫害并失去了工作。他说,他这次到徐州,一是来看我,二是看我能不能帮他在徐州找份工作,因为他在西安朋友林牧和杨海处曾受到警方的骚扰。听了他的介绍后,我首先对他来看望我向他表示感谢,但对帮他找工作,我表示无能为力。我说,如果我是当年在公安局的话绝对没问题,但现在自己连工作都失去了,恐怕帮不上忙。我让他在我家住几天散散心,然后看情况再说。他表示同意和理解。

   就这样,王金波在我家住了下来。其间,我多次与他长谈。我说,我通过亲身经历,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但是要有耐心和毅力,特别是方式方法,否则会事倍功半,容易做无谓的牺牲。我发现他不以为然,大有恨不得明天就把共产党推翻的冲动,并再三强调组党的重要性。他还认为:在呼吁抵制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问题上,王丹等人持不同意见是不对的。我说,有些呼吁、抗议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有时候不起作用或适得其反,最好是多做务实的工作。对此,王金波先生并不完全赞同我的观点,有时还发生争吵,一次,我爱人问我为什么争吵,我说这就是民主。

   过了几天,我和江苏省泗阳县的朋友吴克林(原国税所所长,曾因同情民运和帮助过我和江苏的张玉祥、杨天水等人,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并失去工作)联系,说有位朋友想到他那里找点事做。克林答应后,我便让王金波到了泗阳。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5月份我从北京上访回家后,爱人告诉我,王金波的父亲打来电话说,王金波被捕了。由于和山东的其他朋友都没有过直接联系,我再也未能知道他的案情和其他情况,直到今天看到网上有人推荐他为“魏京生基金奖”候选人,才使我想起了王金波先生,并写下了这篇拙文,以此作为对王金波的回忆,并通过以上的描述让,更多的朋友了解王金波先生。

   最后,希望“魏奖”能为中国的民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4年12月4日于徐州家中)

民主通讯 200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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