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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敌对势力”

   

   对这个极为敏感和最为令中国人感到可怕的问题,在我看来并不那么复杂,我可以毫不掩饰的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世界,我这个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从警而终身双残的警察是如何变成现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眼中的“异己分子”,甚至于是被视为“敌对势力”的,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就是,我这个原本是“朝庭”里的官吏,又是如何被“逼上梁山”的。

   话,还是得从头说起。

   先看看我的自然状况。为了保卫祖国,我曾经当兵入伍四年,复员退伍后,我又怀着保国护民的美好愿望,应考进入了中国的警察队伍,我在从警的十六年其间,先后因公二次身负重伤,第一次是在1981 年的12 月10 日,当时我在参加警察培训,那天的中午,我在去食堂用餐时,发现有打架斗殴现场,凭着警察的职业道德,我挺身而出前去制止,由于我在掩护一个被打的警察时,被一个歹徒用器诫突然袭击并击中面部,当时即昏死过去,虽然经抢救脱离危险,但是,已经造成了终身的毁容和眼睛残疾(后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第二次是在1996 年的4 月9 日,我乘车在夜间执行巡逻任务时,发现有二名可疑分子驾驶残疾人车辆到出乱窜,我驱车上前盘查,可他们拒不接受盘查,在追捕中,我跳车将右腿摔伤,由于犯罪嫌疑人看我倒下后又继续驾车逃跑,我忍剧痛将已经摔断并扭曲的伤足强拧过来,再次上车追赶,后终于将其抓获,而此时,由于几经搏斗,我的右腿已经造成了“双踝粉碎性骨折(后经医生检查)”,后来,再加上因为政治迫害得不到治疗,最终留下了“创伤性关节炎”严重的后遗症,至今踝关节不能弯曲,而且疼痛不止,整个右腿行动困难,仍然在医嘱的“对症治疗”其间。

   尽管我有着严重的伤病在身,但是,我一直在公安战线上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我先后被立功一次,嘉奖六次,社会各阶层送给我的表扬信、字幅、锦旗数十件,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安徽省肖县的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在给我的《表扬信》中所说的那句话:“这样的干部,才是真正的人民好干部”!

   可以这样讲,像我这样忠于职守并赢得人民赞誉的警察应该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合格的警察,就连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我所做出的成绩,用徐州市公安机关政治处负责人朱爱华在对我的辞退谈话中所说:“你的工作是没有说的,可就是政治表现不好”。这种典型的“中国特色政治”究竟是什么哪?!我的所谓“政治表现”又是怎么不好的哪?请接下来看。

   关于我的“政治表现”。记得被中国人称为的“大汉奸”陈公博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不懂政治,我只爱抱打不平”。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也根本不懂政治,只不过是喜欢行善和打抱不平,我之所以在八九年的“六四”其间向北京红十字会捐款,当时对大学生们因为什么绝食倒没有更多思考,主要是看到那么多莘莘学子挨饿实在不忍心,但是我真没想到,我明确表示的“尽道义之情”之举竟然成了后来我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在八年后成为了当局对我辞退的理由之一;即使是后来我给朋友王丹的捐款,也是处于对他本人以及比他遭遇更加痛苦的“六四”期间死难者的同情,同样是人间善举,用当时王丹给我的信中所说:“这并不违法”,可真没能够想到,此事在后来也成了我的“违法违纪”行为之一并成为被辞退的理由;抛开当局公然违反他们自己制定的公务员和人民警察“辞退法”(因公致残和负伤正在进行治疗的不得辞退之规定)不讲,单就看看他们对我的政治上“违法违纪”问题的认定,也就不难使世人看出中共的政治标准和我的所谓“政治表现”是怎么回事了!也就这样一来,我成了共产党警察队伍中的“异己分子”被淘汰出局。

   也许是我这个“异己分子”的“异性”难改,也许共产党的政治标准本来就是和正常的人间道义格格不入,或者说这种政治体制和法治社会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是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也无法贯彻执行,从而导致社会的畸形和人的变态,反正只要认真看一看接下来发生的把我继续推向和当局对立,并走到被他们认为的“敌对势力”之中的一系列事情,也就不难找到合理的答案了。

   “敌对势力”这一“桂冠”的由来。1999 年的元月四日,我家乡的父老兄弟们为反映基层政权组织破坏他们贯彻实施中共中央的《村民委员会组长法》和剥夺他们的民主选举权利,在屡次上访无果后,集体(108 人)来到徐州市政府请愿,请求市府领导给予依法处理,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受到市政府领导人的接见,反而被当地赶来的警察将他们全部抓捕回去,其中有30 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殴打和侮辱,8 人被治安拘留,4 人被刑事拘留,我闻讯后,即赶回家乡进行了解情况,当我在掌握了乡亲们所反映的情况属实无误后,立即赶回徐州市,将情况向公安局和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并请求他们无条件的释放被关押的农民,同时,我向中央的《焦点访谈》也作了通报,可想而知,没有人来理睬和回应我的合法请求,眼看着被捕的乡亲们就要受到无辜的惩罚,情急之下,我给林牧先生进行了电话联系,林老闻之怒不可遏,他说如果再不放人,就让我向世界媒体进行通报,果然过了几天,当局还是不放人,而且就要对被刑事拘留的4 名农民代表批捕,于是,我不得已向在香港的“中国人权信息中心”的卢四清先生打去电话,请求他通过舆论界给予关注,果然,在卢四清先生通报后,引起了国际媒体的舆论关注,在国际媒体将其曝光后不几天,江苏省就派专案组来徐州调查此案,经过查证,农民们上访反映问题属实,而且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工作组才指使徐州市放出被关押的农民代表,可又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农民们被释放后的第二天,我就被徐州市公安局拘捕,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们竟然把早在1997 年就经过他们自己审查结案的一起对我的诬陷案件重新翻过来,对我实施政治迫害和打击报复,经几易罪名,强行把我关押二年整,以至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冤假错案。

   也就在此案件的发生之后,我在狱中会见律师时,律师对我说:“据有关消息说,你已经成了‘敌对势力’的嫌疑了”。所以,我看他在和我谈话时,流露出莫名其妙的紧张和不安神态。后来我在狱中服刑时,也有很多我过去的“老同行”(管教警察)或开玩笑、或直言不讳的说我就是“煽动颠覆政府的人”和“阶级敌人”。

   于是乎,我从此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原来我的“敌对势力”之“桂冠”就是这样得来的,可谓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了,哈哈!

   接着,没有多久,也就是在我出狱的当年(2001 年)的秋天,我又莫名其妙的被抓捕,理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嫌疑”,只是由于所谓的“犯罪证据不足”才被“取保后审”出来,可让我奇怪的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连公安局办案人员也没有清楚的告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正像我对办案人员所说:“我连一个街道办事处都颠覆不了,又怎么能颠覆一个国家政权哪?!我一个为了自己国家残疾的人仅仅说几句实话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如果是那样,我们的国家政权又岂不是太虚弱了吗?!”但是,不管怎么说,尽管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足以危害共产党政权的事情,可的确还是被共产党政府真的视为“敌对势力”了,这不,现在我一直被当地公安局的“国保”监管着,每到他们认为的敏感时期,每到他们的盛大节日,每到他们看到我写的文章,每到他们认为的需要时候,就会主动找到我,或小恩小惠,或恩威并施,或劝告警诫,反正他们没有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国家公民来对待。“有病”!我常常不由自主的说道,但是,究竟是谁“有病”?是谁缺乏正常人的思维而且善恶不辨?是谁把国家法律当做儿戏?通过以上我和共产党的交道中所发生的所有问题也就不难得出结论了。

   “敌对势力”,多么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但是,谁是真正“敌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势力”哪?甚至于谁是“敌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法律的“势力”哪?在这一点上,恐怕是执政的共产党最高层及其领导人到现在都没有搞清的概念和问题,如果共产党仍然认识不清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落后所带来的人治猖獗、基层政府腐败的现实(用老百姓的话说“上边的‘经’是好的,可到了下面都被歪嘴和尚给念坏了”),一任他们的基层政权胡作非为下去,无视那些真正的“敌视”国家和人民利益乃至共产党“好经”的祸国殃民现象,那么,完全可以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像我这样爱打抱不平的中国人站起来和腐败现象作斗争,也将因此会有更多的中国良心人士成为被他们认为的“敌对势力”,不信,就走着瞧。

   “德不孤,必有邻”,“道不孤,必有朋”。在只有通过自由民主和人权法治社会才能够到达人类社会文明彼岸的康庄大道上,我除去为被赐封的“敌对势力”或者“异己分子”而绝无怨言和自豪外,更加深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将会有更多的志士仁人投入这一行列中来,为了实现自由民主和公正平等的社会而共同奋斗!

   郭少坤

   2006 年3 月15 日星期三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http://www.fireofliberty.org/level4/issue16/8-heweididui-guoshaoku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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