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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号文件”的悖论

[独家特稿](博讯2004年7月16日)


   自20世纪的1982、1983、1984、1985、1986年起,事隔20多年,到21世纪的2004年1月,中国数届最高层、中国新政——新一届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布第六份关于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1号文件”。这说明中国最高层极度关注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历史问题,但有因中国社会体制的生态环境、而50多年无法解决。
    中国聚集了50多年的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在21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民年平均收入由1985年的1.9:1扩大到2003年的3.1:1,中国农民问题发展到50年来最新的巅峰。然而,中国最高层连续发布了六个“1号文件”,为什么在20数年也不能从源头、从历史上来改变中国农民的根本命运?你想,一个近13亿人口的国度,却有9亿人、80%以上的人口——中国农民没有当然的生存、生态环境,这难道与中国社会、国家的生态环境没有任何关系吗?
   

    2003年末,中国《当代》杂志发表了陈桂棣、春桃夫妇独立完成了《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这个调查立刻震惊了中国朝野、震震了海外。假如,陈氏夫妇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讲述的是今日中国农民有血有肉真实故事的话,那么本文《中国“1号文件”的悖后》一文,则填补了中国农民与世界发达国家农民除了有血有肉之外,还必须要有铁血、筋骨——数字与立论的真实支撑。使全世界的人们,能够真实的看到了中国9亿、全球40亿农民在WTO的旗帜下,该怎样好好的生存活下去,中国农民又是怎样坦坦荡荡走完人生之路、又怎样未老先衰的依然死去?怎么样??又怎么办???
   
   中国“1号文件”的悖论——中国与全球性的农民问题
   
    ■ 文/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学者)
   
    中国农民问题,成为历史的巅峰,中国最高层已经为之颁布了六个“1号文件”来加以解决,然而中国农民问题与全球的农民问题及WTO会怎么样呢?
   
    2003年,是世界贸易组织(WTO)遭受重创的一年。这一年WTO组织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这一年,还是中国加入WTO组织、按时间表履行承诺的第二年。2003年9月10日,是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开幕日,韩国农民李京海为抗议WTO——“自由贸易”(又称“农业自由化”)的农业政策而在会场外最严厉的抗议、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下自杀身亡,接着是场外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抗议者高举“WTO杀死农民”的标语示威,并高喊“我们都是李!”进行着历史以来最严厉的国际抗议……李京海,原是韩国农渔业联盟的前任会长,他也曾担任韩国国会议员。可以这样说,李京海为韩国渔农民的利益忘我奋斗、直至洒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正是韩国农业所面临的最严峻、根本无法忽视的危机局面,也是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年人均国民总收入800美元以下”(目前全球有50多个这样的国家)、“中等和中低收入国家——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800—3000美元”(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在内全球有30多个这样的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000—10000美元(包括韩国、巴西、墨西哥等在内全球有20多个国家)等全球100多个国家、超过40亿人口所面临的最尖端、最严峻的危机和挑战(注【1】。
   
    而中国农民的情况远比韩国严重1000倍!中国有9亿农民(特指在中国持有“农业人口户口薄”或“非城镇居民户口薄”身份的持有者,这部分人有超过九亿人口的庞大群体),中国农民占全球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农民的情况维系了50多年,沉积了太多的历史厚重与苦难与幸福。要解决中国农民的未来——就是世界第一高峰、西马拉雅山的珠姆拉玛峰一样尖端而绝无仅有——这要靠中国新政用震惊世界的智慧和伟略去赢得中国和世界的人心。
   
    1、全球WTO的绝对农民焦点
   
    众所周知,韩国是亚洲“四小龙” 排名第一位的国家,也是亚洲地区最发达的三个工业国之一。到2004年初,韩国有4840万人口,人均国民总收入1088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5270亿美元,其国民生产总值接近13亿人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一半,而韩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是中国人均GDP的近10倍。韩国的渔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有15%左右、在750万上下。享尽了“天上掉馅饼”清福的“发达国家”及农民们,若真是取消“农业补贴”,对韩国及那些高收入、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难道是比“生不如死”还要严重?若真是这样,对韩国原农渔业联盟的前任会长——李京海自杀身亡,他为什么这般疯狂、又为什么要如此走极端天下之路,岂不有了当然的“开花”与“结果”的必然关系?
   
    然而,韩国于2002年末就已经挤身于全球“高收入国家”之列,其农业与农民的情况,远比中国农民、中国农业的生态环境好1000倍。
   
    2、中国九亿人口更尖端
   
    解决全球40亿人口的农民与农业问题,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指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目前全球有这种类型的国家约25个左右)有着完全悖离、不同的国策与解决方案:前者,靠税收来维持国家的政权运行和生存发展,而后者则靠“工业化发达国家”资金雄厚的高额“农业补贴”和“现金支持”来维持与农民、农业的互依互存。而现在WTO及世界“自由贸易”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工业国家”取消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农业补贴”,而“高收入国家”的所有政府、因有碍于国家政权的竞选,根本上不敢和无法取消“农业补贴”;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不仅一分钱也拿不出来“补贴”本国的农业与农民,反而靠收取高昂的农业税费、农产品税来维持这些国家与政权的运行、发展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政府不仅没有丝毫的对农民“农业补贴”,而且还靠农民的“农业税、费”在支撑和维系着这些国家的国家政权和人口的繁衍与生存。据资料显示,韩国对农业的补贴在日本与欧盟之间,约40%左右。而正在全球实施的WTO“农业自由化”等这一进程中,则要求世界各个成员国在限定的时间内全部取消“农业补贴”。这就是说,全球各国的“农业人口”:特别是那些“富国富人”们,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将实施“断奶”、不再享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在今天,所有发达国家的农民和农业的30%以上的收入是靠政府“农业补贴”或“农产品价格补贴”所取得的;在WTO的大旗下,“穷国穷人”们,也将取消所有的农业税费。要知道“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在农民身世上所收取的农业税费在17—40%之间,还有与“农业税”相关的“农产品关税”,WTO要求所有的成员国的在一定时限内将这种关税降到15%之内。
   
    3、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数字
   
    这里有一组数字,是全球最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给予本国农民“特殊待遇”,这些最富有的国家(在全球约有25个国家,总体人口在8亿左右)政府用于本国“农业补贴”的比重情况分别是:
   
    瑞典69%
   
    日本59%
   
    欧盟35%
   
    美国21%
   
    欧洲,欧盟各国的“农业人口”在10%左右,目前每一年给予本国农民的“支持”为930亿美元(注【2】。美国有农业人口不到3%(注【3】、总人口在800万左右,美国政府每一年给农民、农业的“补贴”是1000亿美元(注【4】。俄罗斯总人口的20%、约3000万人为农业人口(注【5】。2001年一年,全球“高收入国家”——富国、用于“农业补贴”的总金额超过3000亿美元(此数据见财经杂志出版的《世界2003》“金融与经济”中“农业自由化”一节)。(本文共分上、下两部分)
   4、中国的真实情况 (博讯 boxun.com)
   
   
   
    另一组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农民(特指在中国持有“农业人口户口薄”或“非城镇居民户口薄”这部分、超过九亿人口的庞大群体)、农业的数字,其情况尤为令人震惊而严峻。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研究论述:2002年,中国9亿农民所缴的“正税”不到400亿人民币;2002年税费制度“摊丁入亩”后可能增至800亿人民币;而原来的正税加“苛捐杂税”全国一年大约是1200—1300亿元(注【6】——这是现今中国——2002年的国情情况。
    2003年11月7日,中国国家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上惊世披露:“中国要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这就是说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农村与城市税制存在严重的历史不公。接着他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说:如中国实施的农业税基本税制是7%,再加上附加税,对中国农村长期实际上实施的“总体税率为常年产量的8.4%”,且不可有任何抵扣;而中国城镇所实施的“增值税平均为17%”,因有大量的“抵扣因素”之后,全国长期所实施“增值税”的实际税赋是3—4%,这样与中国广泛、长期所实施农业税税率之间相差4个百分点(即4%左右)。相比之下,中国所长期实施的农业税赋体制明显的偏高、完全忽略了9亿人口成长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杀穷济富”的长期国策)——这是中国隐藏了50多年、今天必须面对和从中国社会体制上必须加以改变的重大历史问题。
    5、保留的官方数据
    根据中国官方数字研究显示,自中国改革开放1980——2000年的20年间,中国国家的GDP增长了19.8倍,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仅增长了11.8倍,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在1980年初期,中国城市和乡村居民收入比为2.50:1,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值扩大到2.79:1,2003年又急升到3.1:1;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而中国有九亿人口的“农业人口”、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还不到2.5%,使绝大多数人口与极少数富裕人口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注【7】。中国国家GDP增长与有9亿庞大人口及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很“不同步”。2002年之后,中国超过50%的农民人口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倒退。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贫富差距更加悬殊、加大了中国社会的震荡与危险的系数。
    这就是说,中国的50多年以来,不仅没有给20世纪中叶的四万万人民、到21世纪今天的9亿农民一分一厘的“农业补贴”之外,50年来还可能从中国农民身上收取过高的“正税”总数达4万亿人民币、“苛捐杂税”总数将超过10万亿人民币。这一中国的“农业税”与世界上“高收入国家”国家的“农业补贴”之间、还有每一年3000亿美元(注【8】、的补贴、足以把中国9亿农民活活养起来的现实之比,这真可谓“天上人间与地下地狱之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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