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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中国第一案”



[透视中国](博讯2004年6月18日)

    囿2004年3月14日,中国新《宪法》将 “人权”“政治文明”“私有财产”等纳入了这个国家的“母法”,使这个国家政制的了源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使中国55年以来的法律、执政、社会及所有的游戏规则、生态、发展环境也跟着发生了绝对的重大变化。
    然而,中国《宪法》新近增加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政治文明”等,有中国《宪法》运行的社会生态环境吗?55年以来,中国《宪法》即不是国家崇高无上的法律,也没有维护《宪法》的法律机制,更没有《宪法》裁判与变更的机制,所以中国国家“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十次路线斗争”等的出现就在所难免。现在是,明明白白、数不清的“中国第一案”已经爆发,有没有、有谁可以为中国《宪法》、为中国公民来真正主持正义呢?

    ——囿中国新《宪法》的源头之变,让“中国第一案”纷纷浮出水面;
    ——谁又能依《宪法》“人权、私有财产、政治文明”等,来为中国公民主持正义呢?
    ——新《宪法》以上的根本之变,让中国社会全面进入一个匡扶正义、走向阳光的“正义期”!
   
    ■文/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学者)
   
    法院,是全球公认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秩序、公民权力等的最后一道正义之门。然而中国的各级法院,由于受“计划经济”源头的严重污染,甚至根本无法履行中国法律的根本公正,这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生态问题。中国要建立年人均收入超过1000美元之后的国家与社会、与公民“人权”的新型关系,没有中国法律——法院最后一道工序的公正审判和主持正义,那么这种体制障碍将更加灾难,灾难到中国根本无法向小康社会迈进、将影响中国13亿人的走向未来的决心与信心!
   
    20世纪的60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15岁以下的孩子们时常玩一种叫“抓坏蛋”游戏,是说把孩子们分成两部分,一边是“好人”,另一方是“坏人”,然后相互躲藏、发现对方就“开枪”,被发现的一方就必须应“枪声”倒下,一个接一个的“开枪”、又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最后剩下人多者就为胜方。一盘接一盘交换着玩,倒也各有胜负。然而中国的法律,也能如此玩人与人、死囚与活人的历史游戏吗?
   1、谁来遏制海盗的行为、来坚持正义?
   
    最近,被中国国内55年以来、称之为“中国行政第一案”的8年艰难诉讼,终于被划上一个“正义”的句号。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普通而又简单的行政资产案件:广东省佛山市政府统辖的原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将陈锦洪个人自筹资金、1986年时拥有6200万资产的佛山市兴业集团公司,非法将陈锦洪注册的兴业公司及所有产权私有财产纳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批权”的“国有资产”掌控之中。
   
    1996年4月3日,佛山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记李宗寓,亲自调动指挥佛山是公安局近10名全副武装警察、并开出“传唤证”,将陈锦洪强行押送至佛山市公安局,强行陈交出三个兴业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及印章。所持“兴业公司”的所有证照,至今依然被陈锦洪做法庭证据妥善保管着。
   
    自1996年4月15日起,陈锦洪开始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立即制止佛山市经委的侵权行为。1999年6月25日,佛山市中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佛山市经委当庭承认:陈锦洪是“兴业公司”投资的主体,经委是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2000年7月6日,佛山市中院作出裁定:驳回起诉。陈锦洪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1年8月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佛山市中院对佛山是经委作出“两个通知”的行政行为立案审理。2002年6月24日,佛山中院重审此案,陈锦洪首次提出1.6亿元的行政赔偿。2002年11月20日,佛山市中院判决认定:佛山市经委作出“两个通知”的行为违法,予以撤消,但对行政赔偿则不予受理。陈锦洪不服,再次上诉至广东省高级法院。2003年12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佛山市中院撤消佛山市经委“两个任免通知文件”的判决。但决定:不受理陈锦洪要求赔偿1.6亿元人民币的请求。2004年1月,陈锦洪决定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提出申诉和抗诉(有关“中国行政第一案”的报道,参见北京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2004年总第3期《一个“红帽子企业”的生死劫》,作者谢良兵)。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则,法院“二审”是最终的法律决定。但,这财产有无、结果一样的“胜诉”或“败诉”,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国际惯例”与《中国宪法》的“公理”——既“谁投资,谁拥有”,“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等问题。这就是说,在中国公民陈锦洪诉佛山市政府及职能机构、佛山市经济委员会的这个案例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都一直认定“兴业集团公司”归陈锦洪所有,佛山市政府属下的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无权力剥夺陈锦洪的“所有权”,而由此引发的赔偿则“免谈”进入法律程序。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国际常识:假如一个地方每每发生海盗抢劫,当抓住了抢劫的海盗之后,海盗也完全承认了是罪大恶极的此海盗所为及盗走了财物和船只。那么,法院是否可以除了判决该海盗有罪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将海盗抢劫的船只、财物等等都判归此海盗所有呢?
   
    这个案例的根源是:没有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海盗般的“占山为王”,就没有兴业公司及陈锦洪“私有财产”被洗劫一空的结果。被海盗抢劫了,难道这些“产权”还要当然的付出、“所有权”与资本损失了,就活该如此?中国各级人民法院,能这样来主持所谓的“公正”与“正义”来维护国家《宪法》与公民的“人权”吗?广东省佛山市政府属下的佛山市经济委员会,扮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海盗角色,不仅公开以“红头文件”来不劳而获的掠夺别人的财产,还堂堂正正的以“公开登报”向全国“公告”,佛山市政府为什么装聋作瞎、为非作歹?这是广东省“市场经济”整体环境的冰山一角!法院“不受理索赔”、谁又能维护、并主持中国《宪法》的公正、来保护“私有财产”的正义?谁还能维护中国公民的真正“人权”呢?
   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史前绝妙
   
    如果要说佛山市经济委员会的以上行径,是“计划经济”恶性肿瘤爆发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发生在2003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个红头文件”,则是中国自实施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社会主义之后、开始实施“政治文明”(参见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报告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性体制障碍。(参见2004年3月15日修改的新《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尊重和保障人权”(?年3月15日修改的新《宪法》第二章第33条第三款)人为设置的司法系体制障碍,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与“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纲领等等所完全背离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报告强调应“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据广东已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6月15日和11月21日、以[粤高法(2003)11号]《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八条)、[粤高法(2003)252号]《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下发的“红头文件”(参见北京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总第159期,《广东法院“封杀”六名记者》一文,作者:金凌云)等文件规定:⑴是“禁止广东省三大报业集团的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旁听案件的庭审活动,”剥夺了这六名记者作为一个最普通公民所拥有的最基本的“公民权力”——旁听权、言论权、监督权等等。⑵是“已法公开审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这就是说,连公正、真相的正面报道也不允许。⑶是“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就是说,既是中国今天发生“刘涌案二审案”的不公平、也不允许“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报道。⑷是广东省高院解释以上“通知、规定”时表示案“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这不仅与“司法透明精神”相违背,也与“政治文明”相阻抗,还与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等“言论、出版自由”所完全背离。
   
    2003年,对中国有50年警示意义的“刘涌案三审”事件,已经历史的证明了中国法院的最后一道公正的防线、的确有公然溃堤及严重不公的事实存在。悖加上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腐败案爆发、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司法腐败案爆发,中国已经凸现出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严重短缺和悖离。这标志着中国司法公正审判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严峻,进入到一个特别严重的历史新时期,特别是面对中国新《宪法》、中国新政实施的“以人为本”方略,将出现更多的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治文明与“批权”执政、“保障人权”与侵犯人权等展开历史以来最尖端的冲突与斗争。
   
    为了绝对堵住中国舆论与社会监督的来路和去路,为了将监督、披露田风歧、麦崇楷腐败案扼杀在爆发之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果断出笼了与中国《宪法》所背离、《宪法》赋予媒体、所有公民都有的“言论监督”的权利,类似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红头文件”下发的[粤高法(2003)11号]、[粤高法(2003)252号]的反监督“游戏规则”,也必须受到中国法律的遏制,否则中国2004年新《宪法》通过新内容,将无法避免的同政府行政与司法发生更多、更广泛、更加严峻的冲突。
   3、对司法审判阳光化,远比任何监督更刻不容缓
   
    据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以[粤高法(2003)11号]《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八条)、[粤高法(2003)252号]《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下发的“红头文件”等游戏规定:“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事实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若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二审”的刘涌案,还会有“三审”再改判的公正结果吗?那么“刘涌案”也只有永远一黑到底了,还有中国省级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等,还有覆灭的这一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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