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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悖论



[特别聚焦] (博讯2004年5月09日)

   
    2004年5月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出席“中欧投资贸易研讨会”向欧盟主席普罗迪提出,希望“尽早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04年4月21日,中国副总理吴仪在主持第1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再次提出“希望美国政府能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方则回应道:中美双方则一致同意,在中美商贸联委会框架内,成立6个工作小组,分别研究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美贸易救济措施、农产品检验检疫、纺织品贸易、知识产权和贸易额统计方法等问题展开对策——有评论说,这是美方第一次针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所进行的正面表态。

   
    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4月14日,自中国官方最高层传出消息说:只有410万人口的新西兰成为55年以来第一个“吃中国螃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待遇”的第一个国家。新西兰(到2003年底,新西兰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3700美元)除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之外,还将于2005年与中国就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框架谈判并达成协议——这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55年来第一块多米尼骨牌倒下、接着纷纷而来的“市场经济”效应吗?
   
    2003年末,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四国”,取得了中国20年以来历史空前的成果。除了危机公关台湾“公投”“独立”和“美中贸易战”取得关键突破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历史性使命,这就是游说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政府、希望能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几乎是所有的西方所有国家都关注中国的第一大问题。到2004年,中国已经进行了25年多的“改革开放”,加入WTO也进入第三个年头,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状况究竟有多深、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全球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以上、全球包括美日德法英意等共有25个左右高收入国家)都不承认、也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呢?中国今天所实施的所谓“市场经济体制”,与全球已经实施了100多年的“市场经济”到底有哪些差别和距离呢?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悖论——2003年的中国发展 真能一举跨越55年而达到市场经济的69%吗?
    前不久,中国出了一本40万字、叫《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的书,据称该书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课题调查”后得出、并向全世界发布结论为:2002年“中国市场化程度69%”。该报告又称“这说明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了”。有国际观察家一语双关说:这份《中国报告》(简称)背后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籍此甩掉中国戴了40多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反倾销诉讼中摆脱尴尬的身份”。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国人们在加入WTO之后,梦寐以求的一件重要的“国是”与国际 环境,然而中国社会真是取得了“市场经济”69%的进展吗?据本书的核心论说宣布:“中国市场经济总评分为2.51分,折合成百分比为69%”。从这个原则意义上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所有指标已经超过国际评判市场经济国家60%的临界水平”——这,是画饼充饥、还是中国真的已经超过了“市场经济”的标准?为什么,几乎全球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竟然没有一个承认、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待遇”呢?
   
    也许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份于2003年在中国出版、向世界各地发行的《中国报告》的重要用意,它首先强调的是“2002年中国市场化程度”而不是严谨意义的“中国市场经济”概念,进而补充说明了其内心想要表达的源头主题及“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决定性结论。这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是而非诀窍:据称这个报告的评判标准是“自己设计”的,而评分的分值率却是按“国际判断”的“临界水平”,这样洋为我用、各取我需的做法,这能是公正、公平世界的天下吗?假如用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120分制的微积分标准,来给中国中文系博士生成绩打上一个100分“超合格”的评分,这有可能让天下人们来信服吗?很显然,“中国市场化”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两个根本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中国市场化”是局部的、支流的、甚至不需要国家法律来加以调整的,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则是宏观的、国家的方向大略,通常是指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意义。
   
    据本课题组主要成员、原中国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研究所所长李晓西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这份《中国报告》借鉴了美国、欧洲、加拿大在“反倾销”案中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共总结出“市场经济”共性的五条标准来衡量为: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题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等。现在,我们就以这些“标准”、结合“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报告,来看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到底有多大、有几多“市场经济化”程度?
   A、关于“政府行为规范化”
   
    没错,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中国政府行为与“计划经济”时代之比,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规范”了很多,但这种规范与国际大环境下的“市场经济”甚至还有很大的差距。众所周知,按“市场经济”规则,国家除“政治资源”之外的所有“经济资源”、“商业资源”都应该向社会和公民来配置,而中国的“经济资源”依然是严重的“政经垄断”。比如金融,中国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银行和金融实体(到2003年末);再如烟草、盐业、电力、邮政、电信、铁路、民航、自来水等等重大民生问题,依然是国家长期的“政经一统垄断”,政府依然是当然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拥有者和“双料”的裁判员与运动员,特别是这些关系到国际民生、人民奔小康的产业,几乎连一个“市场经济”的缺口也都无“法”撕开、还“民生”于民。
   
    “政府行为规范化”,关键是要规范政府的“市场与经济”的行为。否则,在政府一统“政经垄断”之下来讲“行为规范化”无疑于自欺欺人,你自己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到底能把政府行为怎么“规范化”?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养成的“批权”恶习,至今依然泛滥成灾。破除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资源”“商业资源”的“政经垄断”,中国“市场经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首都北京的有线电视网络,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北京歌华有限电视网络股份公司,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家有政府垄断背景的有线电视公司,2003年,该公司将北京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每月由12元猛增到18元(此数据见《改革内参》2003年23期“信息动态·时政”头条),既没有任何价格听证的解释、也没有任何成本分析的构成,就是死、都非要吊死在这唯一的一棵树上。这种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绝对一统垄断,难道国际化的“市场经济”就是如此绝对的垄断与霸道?
   B、关于“经济主题自由化”
   
    中国众多商业、经济资源性产业,是一种“划地为牢”对人家说的所谓“自由化”。中国第一增长性经济产业——中国电信,是最标志性、没有任何“经济主题”的所谓“自由化”。⑴、中国电信“经济主题自由化”,是建立在只能中国国有成份自己、源头的“自由化”,没有形成电信源头不同经济成份、资本的“自由化”;⑵、国外电信企业和非国有资本、及海外企业都绝对不可能从中国电信源头来参与“经济主题自由化”,如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号源;⑶、“经济主题自由化”,应该是建立在国家“法律”的经济体制之内、不同经济成份、不同资本来源、不同社会体制源头的商业经济“自由化”。中国电信的“月租费”一项,由中国“计划经济”20多年前的一纸“批权”,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刑法》《税法》还难以改变而长生不死?!
   
    中国根深蒂固的烟草、盐业、电力、邮政、自来水、电信等等的“政经垄断”,使中国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生态的重要产业根本无法进行“经济市场”的主题来自由化和让别人进入,甚至长期与市场“经济主题自由化”大相径庭。如中国烟草业,不仅是全中国、长期的市场割据、铁板一块,而且这种“经济行为”长期各自高度垄断,已经损伤广大人民使用、经营、生产这种作为商品的“权力”和“权利”;又如中国盐业的“政经垄断”,已经使全中国13亿人、与生命攸关吃的盐——一包盐增加了十多倍到几十倍的沉重成本价格。中国“经济主题自由化”,现在是积重难返,难于上青天。中国“改革开放”超过了25年时间,至今依然没有一家象“市场经济”国家所有的个人银行、非国有的能独立放号的电信企业、一家成品烟生产企业、一家非国有的电力营运公司等等等,25年后的今天,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资源的国有垄断,社会体制的“批权”腐败,一直没有从源头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这能是“市场经济”“自由化”根本源头的进步吗?
   C、关于“生产要素市场化”
   
    在中国各级政府至上而下的“政经合一”的垄断体制之下,是根本无法在国家法律环境之内、特别是经济、商业资源源头上进入“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程序。中国的电力、金融等,都分别属于国家“生产要素”和国家“资本要素”的重要“商品”之一。中国电力走“市场化”之路,依然是铁板一块的国有自家,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进入所谓的“市场化”。中国市场经济“先行者”——广东省,在2001年宁用自己每一度超过0.80元的电,也不用云南电网送来0.20元一度的电,这就是中国所谓“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经典写照。中国金融“人民币”要走“市场化”之路,要走人民币币种自由兑换和自由浮动的“要素市场化”之路,走向“市场经济”之路,谁敢、有可能、能够设想和真实的实施吗(只有学者们一窝蜂的大看热闹)?谁敢例出、并给出中国人民币走向国内、国际市场“自由兑换”、并有一个中国式的“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时间表来呢?
   
    “生产要素市场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商业发展的最源头的经济生态大环境。正是象中国烟草、盐业、邮政、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自来水等等依然是国家一体化的“政经垄断”,要展开中国“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市场化”竞争这有可能吗?现在是在中国各级政府自己的产业、自家是“裁判员”的旗帜下,又有自己生死利益之内的中国烟草、盐业、邮政、电力、电信、铁路、民航、自来水等,能在国家经济、商业活动上,从源头进入中国国家及WTO、国际市场的前提内,来实现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化”公平、公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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