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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中国”真谛很需要

   

[特别短评](博讯2005年3月30日)


   
   就象自然界任何的“天平”必须要有两端一样,没有“天平”的两端,让“天平”何以来公平、公开、公正的进行社会的所有“交易”?“和谐中国”,一是需要培植处于“天平”两端的中国社会、能够有生态与当然的“两个”盘,能够最起码的相互制衡、有最起码 “平衡”不至于倒向一端不起的环境;二就是需要“天平”的这一端和另一端可以互为撑起两端的“盘”、而保持最最起码的可以相互对称。否则,“天平”的一端翘上了云霄之外,而另一端却压在地底之下,这又怎么能产生社会公正、公开、公平的“和谐”呢?又怎样来实现一个大中国13亿人的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人与政府、人与社会等生态环境的整体平衡“和谐”呢?
   

“和谐中国”真谛很需要


   
    ■文/巩胜利
   
    中华民族至今延续了5000年了,中国今日新政开天辟地、第一次历史的提出要建设“和谐中国”。建立“和谐中国”有可能吗?能打破中国5000年的古文明,第一次建立一个历史性的“和谐中国”吗?建立“和谐中国”靠什么、以21世纪的什么底蕴来颠覆中国5000年的封建“黄权”与所谓的中华文明?
   
    翻开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与文化的“文明”,封建“黄权”独霸统治贯穿于中国5000年所有的历史大系。可以绝对历史的这样讲:中华民族的5000年以来,根本没有任何历史时期、人们今天所称谓的“和谐”。正是因为君与臣、民的没有国家与公民的“和谐”、没有统治者与公民“文明”(此特指中国历史上5000年来没有“政治文明”是以“黄权”来国家治理和策略),才是中国绝对垄断、独裁的“黄权”国家策略蔓延了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
   
    21世纪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文明——现代社会“和谐国家”、现代国家与公民的“和谐”,与中国5000年的文明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如的,绝非一日而同语。中国5000年的历史,没有“和谐中国”、也不可能出现或产生“和谐的中国”的土壤。这就要求今日中国的当政者,若真要真正建设“和谐中国”的话,那就必须跨越中国5000年的历史。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就必须生成激烈的社会与经济竞争,而竞争又无法避免地产生弱肉强食。几乎全世界都公认——人类地球必须要有一部天平来平衡整个社会,这就是人类20世纪以来出现的“和谐”。那么,如何使今日社会既保持有竞争的活力而又可能保持社会的均衡各阶层、产业、生态环境的发展,“和谐”就是在这个悖论社会发展博弈中寻找均衡。
   
    建设“和谐中国”,最起码要首先是中国国家(统治者)与中国公民的“和谐”,这最少要占“和谐中国”100分中的60%;接着是与国际社会、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和谐”,这种“和谐”要占“和谐100分”中的40%。那么,有了中国国家与公民、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和谐”之后,新中国则跨越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有了现代“中国文明”真正的曙光。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与“和谐中国”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和谐中国”就象人类社会的一条河、一个国家国策的源头到结果、到底要靠什么?
   
    新中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按历史出现的先后为序)等开国领袖、缔造者们,没有把新中国建成一个“和谐中国”,使中国大陆、台湾等各自相持了近100年,而根本无法、也没有“和谐”。一个“和谐”的国家,各政党、派别之间是应该可以“换位”、“还原”的,这是“缓解”和“对冲”党派、公民、执政者与在野者权力矛盾的最有力、最可行的社会实践。而国家和政党的权力,也应该是可以“换位”和“上下”的,永远在“台上”和永远在“台下”,不符合“生与死”的自然法则,也只能使社会与执政者的矛盾无法消解、甚至凸兀起来,要使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力量不各自相向分持,使公民与国家与党派的利益也不各自分镖而去,对5000年至今的中国、从“国家”的意义上来讲,从来也没有真正的“和谐”过。做为这一片有5000年历史、古老土地上的这个文明古国和臣民,“和谐中国”到底靠什么?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和谐”过?今日及未来中国能建设成一个有真正“和谐”的国家吗?“大中国”的“和谐”到底要靠什么?
   
    一个国家“和谐”的基准是:执政者要善于和它的公民、派别来分享国家的权力,若不能分享权力,则没有任何“和谐”可言,矛盾冲突则必然随时随地的可能爆发。那么,最基准的一个“和谐”国家需要那些元素呢?
   
    A、靠“人治”还是“法治”?
    中国有5000年“黄权”独霸的“人治”的癌症,不根除中国根深蒂固5000年来的“人治”国策,中国就根本无法走进“法治”社会,无法建设中国“法治”的社会环境,要建设开天辟地的“和谐中国”社会,岂不如画饼充饥、愚弄历史或现代国家的文明一样?
   
    21世纪以来,新兴只有几年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国家都能进入一个“法治社会”的轨道,而近60年历史的新中国却无法真正进入“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建设“和谐中国”的第一道门槛,没有“法治社会”的前题,中国根本无法谈起“和谐中国”。
   
    B、靠“公平社会”
    “公平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先决条件。然而,近60年历史的新中国,将中国13亿公民分成近3亿的“城镇居民”和9亿多“农村居民”历史50多年的不同“国民待遇”,甚至连生生死死也没有永远的生存环境。中国有建立同等的“国民待遇”这一天吗?中国农民的这种不公平,是“和谐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排位第一的“不和谐”。
   
    还有中国所有财富性产业包括金融、电力、电信等等50多年的产业垄断、公平的“国民待遇”准入问题,无法生存的中国9亿农民及产业,中国社会怎么能“和谐”?如何入木三分的来“和谐”?解决中国整体公民13亿人中9亿多人没有“国民待遇”的问题,是“和谐中国”国家方略的咽喉所在。
   
    C、党政腐败难“和谐中国”
    中国党政官员腐败,是中国国家执政生态环境严峻的必然结果。2004年中国党政官员腐败再创历史巅峰,仅省部长级领导人腐败、被绳之以国法的就近20位,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总数有近1000万党政官员被党纪国法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处发现的腐败、在职或退役的各级党政贪官,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2/3以上已经陷入绝对腐败的旋涡之中。
   
    “普及腐败”,致中国国家的财富大量流失、甚至莫名其妙的就被瓜分,而除了唯一执政党的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之外、只能永远在野的其它党派就真能够永远的这样“和谐”吗?
   
    中国普及的党政官员腐败,是中国近56年来国家各级党政机关生态用人、管理环境制度上的必然结果。2005年2月7日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以《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为题、邵景均的文章披露:中国党政决策“一把手有绝对真理,二把手有相对真理,其他人没有真理”的惯例,使中国国家党政运行的决策与方略长期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科学决策”执政的生态制衡环境。
   
    据2005年3月6日中国“两会”其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数字披露:1979年,中国在编官员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目前中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供养的党政官员高达1316.2万人(作者特注:不包括退休、离职及县级以上级别的其他党政官员);国家供养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党政赐予的权利实行自费自支而存活的人。于是任玉岭委员大声疾呼:“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期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中国党政官员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令世界震惊的!”这是中国党政腐败、没有法治的必然结果。
   
    除以上之外,中国社会的公平、公正、公开是“和谐中国”唯一更重要的基石,而“法治”是“和谐中国”一个正常国家的生态环境。56年前中国社会做不到的,56年后的中国今天依然还做不到?难道还不值得中国社会来50年、100年历史的源头反思吗?廉政是一个“和谐中国”社会的源头,不从国家基础、国家社会生态源头来谈“和谐中国”,这就是本末倒置。
   
    2005年前后,新中国新政把“和谐中国”做为新国策加以推广和实施的大方略,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网络调查的形式,请公众表达他们对2005年关键词的预测。结果“反腐败”以得票率49.4%获得十大关键词之首(据历史资料查知,反腐败一直是中国社会问题调查问卷、近10年来一直是中国老百姓强烈关注率最高的第一话题。包括中国官方网民最多的新华网、人民网等,都十数年以来绝对雄居排名第一位。而2004年被中国法律惩处的近20位省部级官员,更是创中国55年反腐败之最)。而中国最高层新近出笼的“和谐社会”,则以得票率40.2%获得“十大关键词”第四位。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和谐中国”与反腐败问题的严峻悖论。
   
    中国是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由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与独家执政党一权独大所形成长期严重的冲突,中国才更加迫切需要有与政府权力来形成长期均衡的力量,以使强权一统垄断的政府不至于侵入非政府机构及这个国家13亿人的私人领域。“和谐中国”的新国策,就是要解决博弈均衡的中国社会,从中国执政者与公民的历史与生态环境上加以从中华5000年、新中国56年执政历史上来吸取营养、精华及教训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若“和谐中国”,进入中华5000年封建“黄权”的文明史不能改变,谁又可以例外、而逃脱历史的另一种必然结果呢?
   
    台湾问题,是“和谐中国”能否的第一试金石。倘若与中国台湾都无法有“和谐”的生态环境,“和谐中国”对未来、对全世界、对13亿中国每一个人,还有什么、有多大可以现实与历史的“和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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