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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司法审判阳光化,远比任何监督更刻不容缓
   
    据广东省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以[粤高法(2003)11号]《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八条)、[粤高法(2003)252号]《关于禁止戎明昌等六名记者旁听采访我省法院案件庭审活动的通知》下发的“红头文件”等游戏规定:“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可以采访报道,但必须事实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若真按广东省高院规定的“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来办,那么“二审”的刘涌案,还会有“三审”再改判的公正结果吗?那么“刘涌案”也只有永远一黑到底了,还有中国省级大法官田风歧、麦崇楷等,还有覆灭的这一天吗?
   
    “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使中国法院审判、一个登峰造极的“黑洞”成为大当然的可能。这就是说:对中国法院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任何审判及腐败、黑洞、不公正裁判,一律都“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面对田风歧、麦崇楷等也不得作出任何媒体的批评!?
   
    “采访报道要以法院公布的结论为主。”不然就“禁止6名记者到广东省三级法院(作者注:“三级法院”是指广东省内所有省级高院、市级中院和县级法院)旁听、采访案件的庭审活动”。那么,曾经判处过“香港賊王——张子强”死刑的广东省大法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也可以当然、不费吹灰之力的吞并法院基建工程款800万元,还可以在三年时间之内、一加三口敛不义之财、腐败款3200万元、免费贷款近1亿元人民币(此组数字见参广东《亚太经济时报》2004年1月3日、封面文章《清算麦崇楷》一文,作者刘仁洲、王元松)的重大腐败,也不得随意采访报道、采访?
   
    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广东省、及其法院审判,已经进入到一个与“市场经济法治”相向的典型误区,怕阳光、怕监督,为司法监督、阳光化设立层层花样翻新的障碍和增加新“批权”的关键时期。“批权”“特权”,依然是广东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唯一发动机和动力,挖空心思的寻租“批权”,成为广东地方各级政府“新思路”长期的主流,而至上而下的最后一道公正屏障——法院,却维护“批权”、为“批权”鸣锣开道,这就是现今广东法院审判的“一斑”。
   
   四、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十年儿戏何时了?
   
    2004年4月初前后,中国媒体披露一起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一例自事发1994年8月,1996年就开始立案审判、1997、1998、2000、2004年4月共五次、前四次被判处死刑、最后一次3人中被判决为“死缓”、另一人被判无期徒刑的经典案件。这就是中国2004年4月,河北省四农民、玩了10数年的一出被称为“中国刑事第一死囚案”(此案,请参阅2004年4月5日、总第147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所玩的中国法律的游戏。
   
    据中国新闻界评论说:“五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住活人头”的“中国刑事第一死囚案”,开创了中国法律、刑事审判暴光的历史之最:时间跨度之长、死刑人数之多、省高院四次发回重审、四次至今的证据依然“尚存疑点”。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4次发回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尚存20多个疑点,中院四次审判丝毫未增补任何“证据”,这是为什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疑罪从无’宣判疑犯无罪”的原则,此案早该了断。但中国现行法律审判中有一条“错案追究制”的制度——“错案追究制度”,把法院的审判案件与金钱利益拴在了一起,所有当事人都希望胜诉,而所有法官们都希望不要改判,导致法院审判案件‘要错就错到底’的不正常惯例。
   
    10年、“5次判决,四次刀下留人”对中国运行了55年来的法律游戏规则提出了历史性的尖端挑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⑴“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准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起诉最长时限为一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法律程序,一个案件从立案到终结,最长也不能超过14个月零29个工作日。超时10年,谁来追究?⑵作为国家公诉人,检查机关在本案中几乎是完全缺位,检察机关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没有起到中国司法程序中与公安机关的任何制衡与监督作用。10年来就象是公安一家在办理此案,没有正当的合法的“证据”,也也依然来堂堂正正的审判、定案?⑶最根本的是:中国《刑诉法》第162条规定“疑罪从无”,而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院就是要接二连三的“疑罪也坚决杀头”!谁可以释解并决定执行中国国家《刑法》“疑罪无从”——法律的根本原则?
   
    中国法院审判——“最后一道公正之门”,上下级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是至上而下、领导与被领导的法律公正的生态关系,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存疑时,不能强制下级法院干涉;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也只能体现在“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的程序中。于是,在还没有进入“上诉”或“抗诉”程序的所有审判案件中,就有了当然的“真空地带”,中国法律、公民的生与死就成了儿时的游戏,被玩过来、玩过去。要让裁判员——中国法院、法官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中国法律与法律游戏规则的重大悖论,“中国第一刑事死囚案”、“中国行政第一案”都如出一辙。若要说以上两个“第一案”是有法律空隙的话,那么中国的《国家赔偿法》则是因规则制定的重大背离,却成了中国国家的“不赔偿法”。
   
   五、《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践
   
    《国家赔偿法》是因政府、司法等失误而补偿给公民的一部基本法律。
   
    中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3名至7名审判员组成”其结果是,当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时,赔偿机关与赔偿委员会通常就是自己一家人、或是上下级的关系。如果赔偿涉及到政府或司法机关时,其赔偿“规则”的冲突就更加明显:是因为赔偿与否的“确认”和“证据”等程序,存在根本当然的矛盾与冲突,《国家赔偿法》规定必须由赔偿义务机关对其自身的违法侵权行为进行“确认”。这就等于是你需要老虎的牙齿、就要到张开大口的去“虎口拔牙”一样令人恐惧和艰难。
   
    要让中国正在行政的政府或执法的机关承认自己违法、做错了事,并拿出自己白花花的金银来补偿给对方,无疑是与虎谋皮一样。这种法律游戏规则的悖离之乱,使“中国第一刑事死囚案”、“中国第一案行政”等等出尽了这咄咄怪事、甚至连小儿玩的游戏规则都不如。中国法治,必须是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基本出发点,个人生命与自由价值,显然比任何司法权力更具权威,因为中国新《宪法》第二章第三款已经明明白白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又何况司法机构及权力部门呢?
   
    中国新《宪法》已经对中国法律源头的“私有财产权”“人权”“政治文明”等等做出了历史从未有过的重大调整,那么中国法律的生态环境与执政秩序就要顺应“执政为民、公正司法”社会实践,要维护和主持中国社会与中国公民的公正与正义,也必然面临着新一轮、最关键时期的重大调整和改革。
   
    从中国国家的政治、新《宪法》及国际影响的高度上来看,广东省高院所设置的这些人为的障碍,除了障碍自身法律审判本质与质量的提高之外,还导致了中国政府“政治文明”走向国际、走向法治、民主、公平社会而受到社会与舆论的源头压力,同时也引起与中国新一轮深入人心新《宪法》的多发新冲突。从中国国家的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来看,没有阳光化的市场经济审判和监督秩序,如广东省的社会与发展环境就很难有真正公正,经济与投资环境将当然向“批权”的“国有投资”方向大进军。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到2003年底,广东省却创造了中国各省市“国有投资”的第一新高峰,这完全与“批权”、法治、及法院审判及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参见2004年3月16日《南风窗》杂志10页《粤沪国有资产总量居高不下》文及“各省国有资产存量表”)。试想:遥居“改革开放”之前、独家垄断完全“批权”的“计划经济”时期尚无法扩大广东省的“国有资本”的张力,反而“市场经济的先行者”的今天,却雄居中国31个省市区“国资”投入的绝对之首?从资本趋势和方向所表注的路径来看:“批权”正重新走向与司法公正相悖的另一种社会趋势。公正、法治、阳光化,在广东省尤其显得特别不可或缺和重要,因为广东省与香港的人缘与地缘关系,又与香港阳光化的司法审判形成天上与地下的重大差异,让世界承受了黑暗与阳光的中国市场经济“先行者”鲜明之比——此与彼的现实与历史的真实。
(谁为中国《宪法》主持正义?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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