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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八大缺口”

[特别聚焦](博讯2004年7月24日)


   中国社会的前景,20多年来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第一话题。然而,包括美国及全球各国政要、学术界及研究机构对“中国社会的判断”一直存是“不共戴天”的重大分歧,其主要争论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的实际增长及高增长能否持续?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10多个年头;二是中国社会接着会面临哪些问题?是提高中国社会的运行速度、还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三是社会的高速发展如何链接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西方90%以上的国家普遍关注中国军力的增长,并异口同声的感到担心;四是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壮大,对占世界经济30%以上总额的美国经济与安全利益是否构成威胁?若是肯定的回答则会受到西方国家的协同遏制。实际上,西方主要国家从来也没有放松过从高科技及产品上对中国的遏制;五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壮大,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它国商品——中国制造的扩散趋势,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是否构成了威胁?象新加坡这样的袖珍富国,在2003年春与美国签署“美新自由贸易区协定”时,就公开表现出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格外担心,甚至认为中国商品会影响世界。而在美国国家为数不多的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国际著名专家——查尔斯•沃尔斯新作《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就是研究和回答以上诸中国社会问题中第二个方面:即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八大”问题——这是作为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未来中国社会、中国经济所时时刻刻面临而出现的“管涌”,堵住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管涌期”,那么中国社会、中国经济才可以直达小康社会,立于世界经济强盛的民族之林。

未来中国“八大缺口”


    ■文/ 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学者)
   
    特别题示:“管涌”,是中国万里长江江堤防洪抗灾、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种自然奇观。是说每到年每年春天的防洪季节,长江中下游江堤遍处都会出现小管状的渗水滴漏现象,然而就是这种初始一点一滴的“管涌”,人人都能够去防范、堵塞它,倘若未被发现和及时堵塞,那么万里江就很可能因之溃堤而功亏一篑、泛滥成灾,出现严重的长江水难水患。在未来中国社会的20年间,正进入这样一种一刻也不敢放松的重要“管涌”时期。
   
    近20多年以来,国际社会公认、聚焦的中国持续发展增长,其中主要体现在“八大”问题中,包括了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金融与投资系统、未来中国的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社会动荡、腐败问题、类似SARS爱滋病问题、缺水能源问题、军事冲突(特别指海峡两岸之间)等,这“八大”问题将不同程度决定、并根本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前景。然而,这“八大”问题与2004年之后的中国现实是怎样一种状况和发展格局呢?国际社会认为:“这八大问题,要在中国同时全部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要全部都不出现也绝不可能。如果全部出现,虽然不太可能,若真会出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五脏六腹都会被全部毁坏。如果只出现了一个或二到三个,这非常可能,由于许多问题都相互链接,所以也足以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要害影响。”不过,国际学界焦点认为,这些问题有一些已经存在很多年,中国政府在过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比较恰当,如果今后继续得到改善,有可能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这“八大问题”与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有着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的距离:
   
    1、失业与贫困问题,中国计划经济留下最严峻的大问题
   
    2003年5月12日,中国官方新华社出版的《了望周刊》证实,“中国农村大约有1.5亿富余劳动力”,若再加上城镇失业人口,中国实质上失业人口总数将达到或超过2亿人口。中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的国家,每一年依然有1000万人口新生增加,而中国历史以来、国家所有统计“失业”的数字,从未包括9亿以上人口的农民——“农村人口”(或称“非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若按中国13亿总人口的数字来统计,中国全部 “失业”人口的数字最少也在15%以上及约2亿人口,最有可能的是在2—3亿人口之间。如此之庞大、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失业人口基数,由此而有可能引发出更广泛、更尖锐的社会化问题。中国失业人口与中国贫穷人口的数字,是一对孪生、全球“第一大”的灾难,也是中国社会首要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中国现阶段和长期面临的最突出的“人口”问题是:一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占全世界总体的26%,决定了中国将面临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期、持久的就业压力, 中国现在每年必须新创造1200万至1500万个工作岗位来跟上整体人口增长的速度。失业的巨大压力和创造就业的重负,成为中国未来相当时期内最大的严重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安置大约2.7亿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员;二是中国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距也在日益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收入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贫穷人口、超过9亿人口(是指长期没有“国民待遇”、也没有致富生态环境的“农业人口”或“非城镇人口”)的基数。
   
    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运行的养老金社会机制(一个国家稳定、最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象中国13亿人口的国家,则至少也需要花费大约1500亿美元,最少要涵盖总人口的1/4或2/3以上。而今,中国被纳入社会保障机制的人口还不足1亿人,社会动荡的系数可见而知。
   
    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称,1990年中国穷人(是指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者,及每一人每一年总收入360美元、人均年收入近3000元人民币者)是总人口的33%(近3.7亿总人口),到2000年下降到16%的穷人人口(近2亿人口),2004年又有所增加。有资深观察家深度计算,若按美国年收入6000美元(相当于50000人民币,是美国绝对穷人的标准,也是美国当届政府批准免税的起点)也计算为中国“穷人”的话,那么中国总贫穷人口将超过80%以上将属于“穷人”。这就是说:超过中国总人口9亿以上的绝大多数人口,依然属于绝对贫困线内的“穷人”序列。若按每人每天1美元(年收入360美元)为“穷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将有近半人口为“穷人”。解决不好“民富国强”的重大问题,中国将处在时时处处都有可能引爆这些“火药桶”的危机。
   
    2、政经腐败问题,囿中国有腐败成长的湿度和温度
   
    近几年以来,中国除了出现了地方政府第一首长、广西区第一书记、政府主席成克杰、云南省省长李嘉庭等重大腐败案以来,2003年5月又爆发了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及贵州省党政团伙腐败大案,8月又爆出原担任过河北省省委书记、省长的程维高因严重腐败被开除党籍。中国31个省级建制政府(未计算港澳台地区)机构,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省级党政第一、二号人物出现了局部亡国、亡党的现实问题,这是占中国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省会生态问题——腐败是由于中国社会环境、党政环境无法制衡的一种必然趋势。这就告知全世界:中国党政腐败问题已经到了进一步深入、十分严峻、无法遏制的发展地步。腐败,对一个国家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远胜于任何形式的天灾人祸,若中国还是这样无法形成社会与国家的生态制衡环境,那么中国的腐败问题将根本无法阻挡。
   
    据中国南方出版的时政期刊《南风窗》(参见该刊2002年总第216期《吕日周的时代意义》一文,作者马立诚)引述《中国改革》杂志发表文章披露:中国现在每一年贪官腐败总数额为1.5万亿人民币(近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约占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也就是中国全国一年出口额的80%以上缴给了腐败和贪官。
   
    中国党政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至今依然没有任何办法得到有效、从根本上遏制。据科学家论述证实,一颗有生命种子的发芽,必须具备两个外在的因素要件:及湿度(水份)和温度,必须两者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这颗种子才可能有其生命的活力。中国当前出现的党政官员、国企高管严重腐败问题也是这样,源头上是因为中国各级党和政府的建制“权力”——行政环境,有“权力”与“金钱”同谋结合的必然生态环境和条件。象阻止和断绝“水份”和“温度”与种子接触那样,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建立社会广泛、有阳光化——透明度的新型党政施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政官员腐败、国企高管挟巨资外逃的新的重大社会问题,否则脆弱的中国经济是无法承受这样一个、接着一个重大经济灾难的。
   
    西方政治家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叫:“只有腐败才能救中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党政腐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关键是根本没有作为国家、党政在生态环境来能够制衡。
   3、SARS类问题,与艾滋病等威胁着中国的未来
    2002年10月10日,联合国以《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为题研发表对中国艾滋病的究报告,向中国发出历年以来最严重的警告,联合国的这份报告直指艾滋病在中国迅速扩散情况十分严重,已经达至“无法想象”的地步。据中国官方统计,直至2004年底,中国已超过100万人染上艾滋病并得到过治疗,其中15万人已经因病去世,患者多数是经过静脉注射毒品、输血或透过性接触感染,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仍无法引起公众关注卖淫、吸毒可导致艾滋病蔓延。据资料显示,目前中国至少有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达到4200多万人(见北京《财经》杂志2004年第1期110页),中国已成为艾滋病感染的亚洲第二大国。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指出,若中国不果断采取紧急措施,到2010年,中国将最少有1000万以上的艾滋病患者。
    而爆发于2003年4、5月间、中国SARS的突然爆发,波击了中国超过8亿以上的人口和区域,已经让中国人民和政府吞下了100年不遇的历史苦果。但要遏制象艾滋病、SARS这样的灾难,中国还必须从头作起、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历史的经验,中国还将付出更大的努力。
    2004年1、2月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泰国、越南等又爆发“禽流感”,中国的广西、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云南、安徽、上海、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市区爆发来势凶猛的“禽流感”狂潮袭击。2004年的“禽流感”几乎袭击了整个中国。但这种危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产业、直至危害到人类生命的灾难,再次预示了中国国家整体社会运行机制、全民“公共”防范健全的重要性,对中国长期采用的“内紧外松”及“内部”方案的严峻挑战。中国需要完善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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