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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俊文集
·作者简介
《如何推翻中共》
[中国宪政俱乐部网络版]
·前言
·第一章:中共必须推翻
·第二章.武装革命:推翻中共的主要途径
·第三章.武装革命的可行性.
·第四章.民主的三个阶段:革命、立法和宪政
·第五章、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思想理论
·第六章 政党、宣传和组织
·第七章 秘密活动
·第八章 发动农民群众
·第九章.民主革命经费来源
·第十章 组建民军
·第十一章 策反中共
·第十二章 武装起义
·第十三章 民军军事策略
·第十四章 和平手段
·第十五章 武装革命中的对外关系
·结 语
·中国民主论坛(纽约)举行新年第一次会议
·全美移民律师协会2009年2月3日消息
·联邦法院:抓捕移民逃犯不应扩大化
·木樨地大屠杀——纪念六四运动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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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动农民群众


   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发动农民群众。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民是共产党残酷统治下受迫害最悲惨的群体。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农民从来就是武装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如何发动农民群众便是中国民主武装革命的关键。

第一节.农民受迫害的主要问题

   一、罪恶的户口等级制
   中共对中国农民迫害最广泛、最令农民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将农民划分为下等阶层的户口制。如同其他许多“条例”、“法规”违反宪法一样,1957年中央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剥夺了人民的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从此中国农民不但被剥夺在城市居住的权力,而且连外出都需要政府官员的批准证明。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待遇天差地别。农民没有住房、医疗、养老保险、退休金、休假、工伤待遇、福利设施、培训等一切福利。农村的一切生活设施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小学义务教育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除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财政支付外,其他费用均由农民承担。农民希望转成城市户口比登天还难。1959年、1960年饿死的3000多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城镇则有粮食供应保障。
   仅仅从户口登记制,我们便可以说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尽管中共一再宣传历代封建王朝对农民的压迫,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王朝将农民划为下等公民,禁止他们在城市居住。相反,中国历史上乡村的绅士和农民可以自由地选择城市或乡村居住;即便是贫穷的农家子女也可以通过科举做官,更可自由地在城市做工、居住。
   半个世纪以来,中共邪恶的户籍制不仅没有消除,而且随着腐败而越来越厉害,农民外出工作,必须要办理各种居住证,并且是“暂时”的。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比种族歧视还严重。1998年,北京市居然明文规定农民不得涉足金融、保险、邮政、管理、营销员、会计、出纳、调度员、核价员、商场、营业员、出租车司机、各类售票员、检票员、保育员、电梯工、电子计算计录入人员、民航乘务员、打字员、各类抄表工、检验工、计量工、调控工、描绘图工、库工、星级宾馆服务员以及办公人员。而美国,即使是对非美国公民,也没有限制他们在这些领域工作。同时还自豪地对外地人发放所谓“北京绿卡”。一个公民在自几的国家还要所谓“绿卡”,真是旷古未有!九十四年前,湖南韶山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大概从来没有在北京办理什么“暂住证”、“北京绿卡”之类的东西。他全国到处跑,从没有听说有人查他的证件,更没有因他“盲流”而逮捕。而现在中国农民一方面要忍受在城市打工的艰苦,更害怕随时被当成“盲流”而收容、罚款、殴打、遣送。
   中共的户籍制不仅造成对农民的残酷迫害,现在已经发展各地对“外来”人口的迫害。全国各地大中城市齐心合力地紧闭“城门”,对“外来”人口通过所谓户口、“暂住证”大肆盘剥、随意拘捕、殴打没有“暂住证”的“外来”人,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最近武汉市的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毒打致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人在外国尚可通过工作、婚姻而取得永久居留权,而在自己的国家却很难拿到一个“暂住证”,这样的政府怎能不让人憎恶呢?
   二、沉重的经济负担
   如果说户籍制是中国9亿农民最憎恶的制度,那么中国农民面临中共的经济剥削则是农民最直接的沉重压力。1992年,我逃亡到中国中部农村时,我常常和农民聊天,他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一年辛苦劳动,总是连饭都吃不饱。一位善良的农民掩藏我,收留我在他家住了半个月。第一天招待我的是一碗白饭,炒青菜,还有几片腊肉。第二天没有肉了,白饭和土豆蒸在一起,以后土豆中的米越来越少。那位青年农民的妻子从不和我们一起吃饭,原来她吃的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玉米加土豆。附近的农民翻山越岭听我聊天。我告诉他们农民贫穷的根源在于政府将农民生产的农作物按他们规定的低价收购;而又将农民需要的产品高价卖给农民。据统计,从1952年至1986年,中共通过这种“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无偿夺走6868.12亿元!
   除了“剪刀差”盘剥农民外,可怕的税收政策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1961年全国农业“正税”平均为年产量的11%。在1985年以前,农民正税税额每年在20亿至30亿之间。但到1998年,全国耕地比1984年减少5000万亩,而农业“正税”总额高达176.09亿元。14年间激增约4倍!除农业“正税”,中共于1987年又发明耕地占用税,农林特产税和契税,所谓“新三税”,合计总额达227.7亿元。不算“剪刀差”,仅税收这项,农民一年的收入至少有30%要交税。2000年全国农民平均年收入最多不会超过800元,其中的30%多要交税。西方的累进税也有高达40%-50%,但这种高税收只是针对少部分收入极高者。普通收入者的税收是很低的,而低收入者不但不交税,反而能退回不少税,而且税收的大部分都用于普通民众的福利。西方民主国家正是通过累进税收制度缩小贫富差别。而中共恰好相反,拼命盘剥收入最低的农民的劳动成果,而上层高收入者则有多种手段逃税。前面我们看到,从农民中盘剥的税收几乎没有用于农民的福利和乡村的建设中。
   然而,高额的不公平税收还不是农民最大的经济负担。最让农民“透不过气”来的负担是所谓的“三提”、“五统”之类的收费。“三提”是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是乡村办学、优抚、计划生育、民兵训练和其他开支。这些收费早已超过农业税的数倍,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等等。如果说税收是全国所共有的,那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收费则只是农民特有的,农民这个“下等公民”还要交这“农民身份税”!许多农民都愤怒,优抚、民兵训练属国防经费、办学属教育经费,计划生育是公共卫生经费,为什么还要再搜刮农民的血汗钱!
   沉重的负担使农民发觉“种田不如当囚徒”。1996年,湖北浠水县散花镇鲁尾村农民、前劳教释放犯沈清海写给县长一封信中说:“我今年不算家庭人口,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三口人。一家三口、三亩地,上缴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一年之内能出多少钱?除去上缴能落多少?能否维持生活?能否稳定种田人的积极性?赌(斗)胆地在县长目(面)前说句直话,三亩地除去上缴剩下的还不如一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厂(敞)开供应,不端(担)心什么”。经记者调查,发现该村1995年人均上缴费用326.55元。1997年5月,四川遂宁市2164户农民控告县政府。该镇1996年农民年收入只有1023元,农药、化肥、种子、水电等生产性开支花去665元,上缴款300元,最后剩下58元。这58元要支付一个农民一年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孩子书杂费,还要交县、镇各种集资、入股、摊派。河南开封农民统计,1990年,他们要交费的项达97个!
   三、可恶的计划生育政策
   其次让农民痛恨的是残酷的计划生育。1991年底,川东一位七十多岁老农对我说:“历朝历代从没有禁止人民生娃娃的,我家在这里已经快三百年,我不能让我孙子绝后。谁拉我孙媳妇结扎,我就和谁拼命!”。这位老头说到做到,整天拿着一把猎枪,坐在屋外头,看护着肚子大起来的孙媳。他孙媳妇生了一个女孩,又怀孕,他们三代独传,要一个男孩。以后我不知道这老汉是否成功守护了他的孙媳。
   中国农民对中共计划生育政策愤怒的原因主要是:最先中共拼命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人多好办事”,接着又自己打自己耳光,强迫人民只生一个孩子。在农村传宗接代传统习俗中,只生一个女孩的人被人咒为“绝户头”,是比“绿帽子”更耻辱的事情。其次是计划生育干部的残酷节育手段,他们满村抓人,将抓到的人绑在车上、自制担架上抬到医院强行流产、结扎、上环,弄得大人小孩哭声遍野,其情惨不忍睹。再次是医院设备简陋,医护人员不负责任,流产、结扎、上环者留下许多后遗症,有的因此丧失劳动力,有的甚至死亡。还有是不公平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权有势的人可以生二胎、三胎,甚至四胎,而无权无势的则不行。最后是超生者罚款制,有钱不怕罚,没钱的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甚至连房子也扒掉。中国农民又有计划生育这种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迫害。
   四、残酷的暴力压迫
   如果说前面所述中共对农民迫害还不是农民武装革命的直接原因,那么中共乡镇干部的暴行至人伤亡则是逼使农民武装革命最直接的原因。1990年我在北京工作时,我的一位老乡来见我,这位腿有些残疾的19岁大学生满脸悲哀地告诉我,他在乡村的父亲被乡干部捆走,吊在乡政府大院内,因为交不起提留摊派费。可怜的农民要抚养一个大学生,哪能再交得起那些沉重的名目繁多的收费呢?我除了悲哀、愤怒外,只能试着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为他父亲求情。
   中共乡村干部滥用暴力已经是普遍的情况,那些交不起提留摊派、反抗计划生育或得罪地方官员的人都会面临暴力惩罚。至于假治安违法而迫害农民的则更普遍。1999年,湖南中部某县干部强行抢走交不起提留费农民家中东西,并打伤农民,致使这个农民自杀。这类事件普遍存在,而中共当局为保自身官位则层层扣押消息。
   1998年,广西来宾县石牙乡工作队将交不起提留费的余祖斗、叶金困、余荣让等村民房子烧掉,并将余祖斗的大儿子关进拘留所。湖南柳州计划生育队将超生的弟弟和哥哥连同他们合居的房子一起烧掉,并在附近墙上写着“谁破坏计划生育叫谁倾家荡产!”。湖北随州市万和镇沙河办事处主任余万新组织一个13至20人的“清收工作队”,带着三轮车、麻袋、绳子、铐子,挨村挨户搜抢,搬粮食、牵猪、赶牛、抬电视、捆人铐人。农民一见他们便大喊“鬼子进村了,赶紧回家挖地洞”。冷岗村农民蔡守国被“清收队”逼得服毒自杀。湖北潜江市鱼洋镇委书记袁作振带队将三户欠款农民的房屋内墙拆掉,将农民煮饭的铁锅砸烂,然后警告村民说,谁要作欠款典型户,就要这样被整治。正如《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伍浩芳所报导的“农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饥饿的折磨,或者居住在漆黑的陋室里,真正痛苦的折磨是骑着发亮摩托的征税队的到来。”1999年6月13日,甘肃省庄阳地区宁县良平乡农民雷进元因欠款被逼喝农药自杀。1992年,四川某县有17个农民因欠款被逼自杀或毒打致死,16人重伤。仅1994年底至1995年,公开暴光的枪杀农民、逼死农民的血案就有1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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