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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与千禧年 )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十八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新科学》中认为:古代人类大多具有以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诗性智慧”。维科多次提到龙在中国文化中意义。一般认为西方龙都是象征恶的可怕的怪兽,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古希腊的龙就可以视为例外。维科将中国古代帝王旌旗上的龙徽章与古希腊雅典法律的“龙”(Draco)标志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些古老的民族都是用“诗性智慧”来思考和表达自己,用诗来书写并完成他们最早的文明历史。

     但是,中国龙与希腊龙之间的相异之处,维科未能进行深入分析。在希腊神话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以龙为象征的法律就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根本保证,替父复仇而杀死亲身母亲的俄瑞斯忒斯最后在雅典最高法庭接受审判时,陪审团由诸神组成,最后判决由他们投票决定。由于智慧女神雅典娜投了关键的一票,才使得俄瑞斯忒斯被无罪开释。恩格斯在《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中,将此视为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胜利。撇开这一案例的审判究竟公正与否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其审判程序就标志着古希腊社会的法制的胜利。尽管公元五世纪的雅典民主制是一种奴隶主民主制,雅典民主政府由于判处苏格拉底的死刑而在西方历史上蒙羞,但不可否定,希腊文化精神为后来的罗马法和罗马共和国奠定了法制和民主的基础,并且成为支撑现代西方民主理念的传统柱石。

     相比之下,中国的“诗性智慧”,天马行空,无法可循。重人治而轻法制,使得中国龙成了无法无天的象征。在上古传说中,青龙、朱雀、勾陈、腾蛇、白虎、玄武,并称“六神“,其中腾蛇是能云游九霄的神蛇,居无定所,主妖怪、主不详,主喧争。民间测字口诀云:“腾蛇遇者主虚惊,家宅逢之尽不宁,出入官谋宜慎取,免叫仆马有灾形”。据说“毛”字就属腾蛇,可见毛泽东并非“真龙天子”,而只是一条腾蛇而已。《晋书》曰:“唐琮宗梦蛇缠身,遂效其形,作草蛇之书。”毛泽东的书法也是腾蛇舞凤,穿云裂石,目无法度而自成一家。在政治生涯中,毛泽东更明目张胆自称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拿中国民间关于毛泽东的传说以及现代中国政治与雅典神话相比,已经相隔了几千年,而在法治精神上却仍然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在龙的政治文化中,最霸道的就是所谓“逆鳞”罪。《说文•十一》说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韩非子》打比方说,人主身上有“逆鳞”,献言进谏的人应当知道回避,也就是说,不要谈论统治者所敏感、所忌讳的话题,只说顺耳之言,否则,触及“逆鳞”,甚至有意“批逆鳞”,惹得“龙”性发作,“龙颜大怒”,那就“臣罪当诛”。历代君主帝王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威压人。龙身上的鳞,逆不得,可是鱼身上的鳞,却可以“千刀万刮”,即所谓“以我为刀俎,以民为鱼肉”。两汉君主皆以“逆鳞”杀人。汉武帝任用酷吏,杀人之多及其“腹诽之法”,残酷远胜暴秦。参与假龙形以造神的司马迁,也因李陵案而无辜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魏晋南北朝昏君暴主的“逆鳞”之毒更甚于前朝,宋后“废帝”刘显杀人成性,甚至喜欢亲自操刀。中国历史上的“逆鳞”的文字狱,尤以明清为甚,罄竹难书。

     “逆鳞”之罪的现代形式就是“恶攻”。“龙颜大怒”,江河横溢,卷走了多少开国功臣和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生命,使无数无辜的人沦为鱼鳖。

     元曲中睢景臣的名作《〔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与《史记》中相关叙述相较,可以见出作者的全新视角。在作为叙述人的村民的眼里,迎驾刘邦的队伍、仪仗和扈从,乃至皇帝本人,都是滑稽可笑的,在那俨然不可侵犯的仪仗队中,在用以“明制度、示威等”的各色旗帜中,蟠龙旗被描绘成“蛇缠葫芦”,君临天下的皇帝,原来就是他当年熟悉的大无赖刘三。在中国历史上,自古皇帝多无赖,一部帝王史,就是无赖的权术史。

⊙ 求雨和拆庙

     对于玩弄权术的人,中国老百姓无可奈何,向来不耻于下跪求拜。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J.G.Frazer)在他的巨著《金枝》第四章专论“气候的魔法控制”时认为,中国龙是与希腊的风云之神爱俄洛斯(Aeolus)一样的具有魔力的人格神,前者可以为云为雨,后者也可以起风集云,而且可以将阴云搜罗藏匿于山洞以展现丽日晴空。弗雷泽指出:“中国人是精于借风暴来掌握天国之艺术的人。因此,当他们希望天雨时便制作一巨大的纸龙或木龙以代表雨神,并抬着这一偶像游行;倘若无雨,龙的模型便会遭到诅咒而捣烂撕碎。他们或恐吓或殴打,或公开将他从神位上废黜。另一方面,倘若天从人愿,皇上便会下一道‘圣旨’将他抬到更高的位置。”接着,弗雷泽提到:清代1710年南京府的一个岛屿久旱无雨,老百姓焚香敬拜龙王爷,日久无效,南京府都督便放话说,倘若某日之前无雨,便会将龙王爷驱逐出城,将龙王庙夷为平地。威胁仍然无效,天无片云滴雨。都督下令禁止老百姓继续供献,并关门封庙。结果风雨大作,龙王爷再度被奉上神位。    权势者拥有权力和地位,却尸位素餐,龙王也不为老百姓普降甘霖,因为如俗语所言:“天旱三年,饿不死火头军”,当然也饿不死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大水冲不走龙王庙,也淹不了紫禁城。弗雷泽在这里所讲的龙王,实际上已经从一种自然神转化为社会神。这一传说生动地表明,对于权势者,光靠下跪请愿,是不能奏效的。社会上的弱势团体和正义之士,必须形成一种压力,必须对龙王“逼宫”,才能迫使其顺应民心民意。

⊙ 屠龙和舞龙

     在历史上,对于那种已经失去了其女性美德,而只具有男性霸气的恶龙暴君,除了“逼宫”之外,也常有正义的征伐。

     这种正义的征伐,在西方民俗文化中被誉为“屠龙之德”(the virtue of slaying),也就是说,在民间文学的“屠龙主题”(dragon-slayingtheme)中,屠龙者是保护人类免于恶龙伤害的英雄。在基督教文明中,屠龙精神同样得到褒扬。北欧有个民间故事说,基督徒骑士圣约兰游侠到丹麦,解救了即将成为恶龙之美食的公主的性命,因此使得全国皈依了基督教。西方传说中的圣乔治屠龙的故事,英格兰民族史诗《贝奥武甫》中的主人公屠龙的故事,均属于同一主题。

     在中国民间文学中,降龙伏虎,原本英雄本色。周处斩蛟龙而改过自新,二郎神李冰斩蛟龙化身的江神,均寄托了为民除害的正义理想。陈胜、吴广早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作为一种革命神话,其原初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正义性,也不能完全否定。同时,由于龙蛇并称,斩蛇与屠龙当属同一类型,如后羿斩吞象的“巴蛇”于洞庭,少年英雄李寄斩蛇,等等。

     在中国龙文化中,屠龙与舞龙,是反叛强权的两种貌离神合的英雄行为。因为悲剧精神与喜剧精神原本是相通的。舞龙,其实与民间的耍蛇无异。舞龙很可能起源于耍蛇。炎帝一脉的后裔,传说中追日的夸父,两条黄蛇挂耳边,手上还把着两条黄蛇耍弄。在舞龙活动中,龙既是被崇拜的对象,又是被耍弄的对象。人们既把龙奉于神龛之上,又把它玩弄于股掌之中,在幻想中加以征服。龙舟竞渡,作为端午节的一种民俗,实际上在屈原之前早就有了。古籍《岁时记》载:“越地传云,竞渡起源于越王勾践”,可见也是与帝王沾边的事情。作为一种体育活动,龙舟竞渡像舞龙一样带有游戏性质,同样体现了中国人的喜剧精神。

⊙ 中国龙文化与基督教文明

     在某些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缺乏屠龙精神的,因为佛道的隐逸倾向冲淡了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剧意识,表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神义论”有些距离。据某些学者的阐释,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龙”,就是指中国人。十八世纪英国有本《君子杂志》,其中一篇匿名文章说“中国”(China)这个字,如用希腊文字母拼写,就等于《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八节所说的“六百六十六”之数。且看有关描写: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其头七角,其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托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权柄,都给了它。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兽;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根据这段经文,这位匿名作者认为中国人是“敌视基督的人”。与这种观点不同的是,利马窦以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傅圣铎、郭中傅、马若塞等索引派(Figuristes)人物,均力求借助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证明中西文化的相关性。白晋通过繁琐的考证,指出《诗经•大雅•生民》所记载的“厥初生民,时维姜源”的姜源就是圣母玛丽亚,后稷就是耶稣,伏羲实际上是亚当长子该隐的儿子埃诺克。通过这些论证,白晋认为中国人早在远古时代就领悟了基督教的全部真理,并且记录在古籍中,后来由于历史沧桑而将基督教“遗忘”了。

     笔者对这些索引不感兴趣,但是,如果说基督教的要义是千禧年主义,是“神义论”以及后来引发出的“人义论”,是上帝的人类之爱和怜悯,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甚至在龙文化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精神,只是原本就没有浓重的色彩,又被中国人自己摧毁了,冲淡了,湮没了。因此,中国人寻找精神资源,除了借鉴西方优秀文化遗产,吸取西学东渐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传统之外,还需要返璞归真,认祖归宗。

⊙ 龙文化的复兴

     一场龙文化的文艺复兴,首先要扬弃秦汉以来假龙形的造神运动的糟粕。

     龙潭虎穴,险象环生,因此,周易八卦之极是“飞龙在天”之后的“亢龙有悔”。那种认为中国会震荡世界,“飞龙在天”的日子已经不远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专制的阴影下,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一种畸形的思维。“飞龙在天”之象,象征的是举世瞻仰的圣明的元首伟大的领袖,属于极权主义的范畴。物极必反,强权纵然有一时的得意,也不能持久,终必有悔悟之事,反思之时。弃恶从善,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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