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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喻智官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

   

   傅正明

   

     六十年前以奥斯维辛为象征的反犹大屠杀,今天仍然是许多西方文学名著的源泉。

   可是,在习惯遗忘的麻木中国,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已被不少人宣布为过时的话题。就文学作品而言,也有人说,文革题材已经写烂了。是的,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芙蓉镇》、《绿化树》、《晚霞消失的时候》、《大墙下的红玉兰》、《血色黄昏》等涉及文革的 “伤痕小说”,以及随后出现的描述红卫兵运动的小说, 如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胡月伟的《疯狂的上海》等。然而,这类作品仅能折射文革浩劫之皮毛一斑。由于作者不敢突破毛泽东与文革关系的禁区,它们根本不可能深入文革内在的骨髓,更无法触及没穿衣服的皇帝及其专制政体的症结,甚至荒谬地给红卫兵运动廉价和矫情地披上理想主义外衣,赞美红卫兵对领袖毛泽东的忠诚,有美化文革之嫌。

   就在文革题材尚未展开却被有些人认为已经写尽的时候,作者喻智官推出了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这部迟来的文革小说,以上海某公寓为背景展开故事,用生动的情节叙述小人物的命运,以滴水折射全中国文革狂澜的开阔视野,艺术地再现了文革的历史真实,把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公寓“楼上”和“楼下”的对垒

   小说以主人公吴国福的第一人称,娓娓讲述文革时发生在“福民公寓”周遭的故事。

   为了全景式展现上海普通市民在文革中的生死沉浮,作者写了近四十个有名有姓的主要人物,并把他们大部分集中在这座公寓中,以便于扣人心弦地表现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小说艺术匠心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利用福民公寓这座解放前属于法租界高级公寓的建筑特色,即楼上的豪宅和汽车间改成的底层普通民宅的对比,自然地摆开了文革中“楼上”“楼下”激烈的争斗战场,可是,到头来,无论是“楼上”的有产阶级还是“楼下”的底层居民,都难免受到现代皇权的人权迫害。

   在楼上居民中,有大资本家白灵光和南荃裕;有曾留学日本的研究所图书馆员严易真;有解放前以卖笑为生的舞女;有留学英国的天主教徒楼思礼医生……,因此,用北京来上海点火的红卫兵的话来说,“福民里委住着不少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是资产阶级集中的老巢”。但是,革命队伍无孔不入,除了楼下的工人南老爷和姚大桶,区委普通办事员吴东旭等人物之外,早在解放初期,军队干部方长舟就在转业后搬进公寓,享受着住在楼上的特权,长期担任区委领导。他的妻子、人称古大姐的古月琴,担任福民里委党支书和主任。他们俨然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表。

   以解放为界,《福民公寓》楼上楼下的贫富差距,和两者政治地位的倒置,形成巨大的对峙张力。这种社会冲突的暗流,借文革的政治浪潮决堤而出,在文革初期刮起抄家批斗的红色台风。当里委主任古月琴组织专政队时,楼下的吴国庆等人积极参加,向楼上名存实亡的资产阶级挥宣战。福民公寓这个戏台,不仅揭示了大上海惨不忍睹的悲剧,也是全中国文革真相的缩影。

   记述文革牺牲品的受难

   为了再现文革的历史真实,《福民公寓》以近乎记实的笔墨和大量细节,原汁原味地还原文革现场,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体味那段难忘的炼狱岁月。

   小说从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开始,一幕幕地展示文革中一切反人类文明的行径:摧毁教堂庙宇,焚烧圣经佛经、古籍和外文书籍,查禁电影戏剧,蹂躏一代明星……。

   在福民公寓里,“反动资本家”南荃裕被抄家游斗;右派分子南守坤被逼跳楼自杀未遂;在农村疗养精神病的南荃裕大媳妇,在乡下不堪游斗服农药身亡;日本“汉奸”

   严易真承受不了儿子划清界限的反叛死在批斗台上;天主教徒楼思礼因在家做圣诞弥撒被押上批斗台;严轲因“收听敌台”被判七年徒刑;严母为此上吊自缢;舞女向户籍警卖弄色相自保,被判定腐蚀公安干部挨斗;里委专政队队长古月琴起先领导抄家批斗地富反坏资本家,不料一年后,因丈夫方长舟被划入刘少奇线上的人而双双被押上审判台;主持批斗古月琴的治保主任冯大姐,文革后遭到古月琴的反攻倒算,最后也没逃脱被清算的命运;连文革初期的造反先锋上海红卫兵领袖吴国平,在文革结束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因反中央文革而被隔离审查。

   斗人者最后自己被斗,一个都没逃脱。

   揭示文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但是,《福民公寓》并非罗列事件的记实作品,作者同时以虚构来推进情节的发展,深刻揭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内涵,描绘各式人物的复杂心理,刻画人物丰满的性格。

   在批斗资本家南荃裕、右派分子南守坤时,专政队长古大姐利用南守坤的妻子乔玉珊和公公南荃裕的家庭纠纷,故意让她上台揭发。“她(乔玉珊)知道古大姐的歹毒用心,她撕下面皮批南荃裕,批到底,自己也一钱不值;不批,就和反动资本家沆瀣一气,等于飞蛾扑火。为了不殃及(女儿)延清,她沿着古大姐催逼的目光一步一步走上台。”这种心理描写充分揭示了人物在一个大悲剧时代的两难之境,及其遭受的比皮肉之苦更惨烈的心灵煎熬。在另一个批斗会上,严轲为争取成为毛主席的一名红卫兵,决定当众宣布和严易真脱离父子关系。当“ 大义灭亲” 的严轲站到被捆绑的父亲严易真面前时,尽管感到一阵栗然,却不得不在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威逼的目光下进行揭发:“……他虽然是我的生身父亲,但他给我的所谓生命,不过是一只臭皮囊,里面没有最基本的人格和尊严。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从小学起,我就受尽同学们的白眼和歧视,最后被大学拒之门外。……我当了社会青年后,他硬逼我学日语,妄图让我继承他的反动衣钵,做日本人的忠实走狗。……“这里与其说是揭发父亲,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控诉社会,因为出身”汉奸“,严轲从小受尽了人格的侮辱,可悲的是,他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的父亲,并把父亲逼上了死路。再回眸”引章“中严轲小时候在父亲面前撒娇的细节,可以见出,自从解放到文革,共产党如何一步步唆使中国人抹杀人伦亲情直至灭绝最基本的人性。

   《福民公寓》同时注意挖掘乱哄哄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多层次地展示各种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纠葛,以此探讨文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比如,同样是造反,红卫兵吴国平和他的战友的出发点是批判学校的官僚主义;而副区长方长舟为弥补自己没紧跟毛主席的失算,便指挥妻子古大姐在里委组织专政队攻击地富反坏资本家,因为“他们是负孽鬼,斗得再凶也有功无过”;吴国庆因为家里没钱供她上高中心生怨气,借文革之机加入专政队去斗有钱人;工人姚大桶不仅趁抄家批斗的混乱顺手牵羊偷东西,还领着红卫兵儿子去抢占资本家的房子,被专政队长古月琴制止后怀恨在心,当古月琴遭批斗时他上台揭发批判;治保主任冯大姐文革前在古月琴手下受气,在古月琴倒台之时以百倍的凶狠回报她;而吴家的表叔虽然只是小业主,因住在贫民区,所在的里委没有够格的资本家,专政队就把他提拔成“剥削分子”抄家批斗;最令人深思的是,楼医生因救过副区长方长舟儿子的命,文革时得到网开一面免于挨斗的关照;而外来红卫兵查抄退休教师华侨林基山时,里委专政队员吴国庆不仅不配合,还出面挡驾保护了林公公,因为林公公过去一直喜欢吴家兄妹。

   如此花样百出的造反众生相,是已有和将有的文革理论难以分类和归纳的,《福民公寓》就此留下了一幅立体生动的文革画卷。

   寻找导致文革的历史渊源

   毛泽东的那句狂言“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触及产生文革的深层根由。文革前夜,楼医生与南守坤谈话时,引用了顾炎武 “ 弥天成夏网,画地类秦坑”的诗句,暗喻如今号称的社会主义,其实是现代皇权时代,南守坤进而挑明,今天的文字狱更甚于封建时代。小说意味深长地写到熟读《大明英烈传》的南老爷给后生讲历史故事,说到红巾军起义,朱元璋暗害小明王的情节时,引起了听故事的后生“当时也有红军”的疑问,或“毛主席也打倒过一个王明”的联想。这里告示人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搞所谓路线斗争排除异己,到最后为了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不过是朱元璋火烧庆功楼诛杀开国元勋的翻版。小说中偶尔出现的留声机播放的京剧《海瑞上疏》的段子:“都是为大明朝日渐腐朽” ,揭示了专制与腐败的必然联系,暗示文革之火被点燃的社会基础。

   小说写了一个从北京到上海来串联的红卫兵,他在串联期间奸污了资本家的孙女南延泠,为了逃避自己的罪孽,离开前他给南延泠留下一个假姓名“毛文革”和假住址:“天安门一号”,这个看似讽喻的描述,把毛泽东掀起文革强奸民意的罪孽钉在历史耻辱拄上。

   但是,小说并没有简单地把文革罪责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进一步反思,为什么毛泽东能够一呼百应。在福民公寓中,方长舟和古大姐、冯大姐、吴家和南家彼此都是邻居,之所以一夜间翻脸不认人地厮斗,有其历史的恩怨。作者这样构思《福民公寓》中的两个对立主角:一个是出身平民的吴国福,一个是出身资本家的南延清,文革中吴家参与批斗南家。但追溯到他们两家的祖先,则正好相反,吴家的祖先是大地主,不幸被一场遭人暗算的大火烧的败落下来,而南家的祖先原来是平农,靠计谋掠夺了一个豪富的财产而发家。文革期间,像吴家的子女那样凭“红五类”出身参加红卫兵和造反队,不分青红皂白去批斗南家那样的“黑八类”,奉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分论,都是封建时代抱蔓摘瓜株连九族的重演。

   由此可见,互相恶斗的文革发生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种民族劣根性在剥夺人权的社会主义歪树上长出的毒瓜。

   从“新中国”的历史来看,资本家白灵光和南荃裕的工厂在1955年的公私合营中就被没收了,南荃裕的大儿子南守乾坤受不了这个刺激跳楼自杀,他的妻子随后发疯;工人南老爷的妻子在农村中的几亩地充公了,还差点被划进富农,在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她想来上海却不可自由迁徙了;南荃裕的小儿子南守坤被打成了右派;解放前为日本公司工作过的严易真禁若寒蝉地生活着;区委办事员吴东旭十几年没加过工资,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在倒退,由此积蓄了各种不满和矛盾。

   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思考和分析来进行历史总结,深刻指出:四九年后共产党禁止其他党派活动,压制民众言路,中国如堵塞了源头的一潭死水。如今领袖翻江搅海,抑郁者呐喊了,受压者反抗了,混合着斯巴达克斯砸碎枷锁的狂愤和梁山泊好汉替天行道的勇武。红卫兵领袖吴国平在大字报中分析文革原因时,同样认识到,“除了领袖个人的号召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特权阶级与广大人民矛盾的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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