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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放逐中的写作——写于国际贡布罗维奇年和马赛高行健年


   (瑞典)傅正明
     为纪念伟大的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WitoldGombrowicz,1904-1969)冥诞百年,由波兰下议院提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推动的2004年“国际贡布罗维奇年”,已在波兰、法国、瑞典以及欧美文坛和剧坛展开了一系列纪念活动。1939年,纳粹入侵波兰引发二战炮火之时,旅游南美的贡氏被迫滞留阿根廷,此后长期自我放逐,直到1963年折回欧洲,终生未能重返祖国。贡氏生前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69年在法国逝世。米兰。昆德拉将贡氏视为现代文学中可以与乔伊斯、普鲁斯特媲美的巨匠。着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狄克(John Updike)将贡氏誉为“后现代造诣最深的人物之一”,着名女作家和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也在今年推出了她的贡氏剧作新译本,将他誉为才华横溢的作家。
     与此同时,法国古城马赛2004年的“高行健年”的演出活动早已开台。在一篇关於《灵山》的文论中,高行健曾谈到:“流亡作家中,我欣赏康布罗维奇,他独立於潮流之外,且不管什么主义,对时髦由衷厌恶,不制造新闻,也不求轰动,径直做自己的事情。”1在2001年2月访问台湾期间,高行健再次表示:康布罗维奇在哪里,波兰文化就在哪里。言下之意是,同样,他高行健在哪里,中国文化也就在哪里。
     高行健所推崇的康布罗维奇,无疑是笔者要比较谈论的贡氏。高行健虽然比贡氏晚出,但他与贡氏所处的时代潮流,“特立独行”的思想倾向和文学创作,尤其是他们在自我放逐中的写作状态,可比的方面甚多。
     就思想倾向而言,出身贵族的贡氏曾经是共产主义思潮的真正的同情者。高行健也曾加入共产党,但是很难说他真诚地信仰过共产主义。在史达林主义极权本质暴露以后,波兰作家和知识份子,大致来说是两派分流,一派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或转向存在主义,同时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思想中吸取营养;另一派对共产主义彻底幻灭之后,以犬儒主义对共产主义并且对自我进行解嘲,甚而消极沈沦。在这两种主要思潮中,长期流亡的贡氏的确特立独行,属於继续关心波兰命运的有良知的一流作家。
     中国作家和知识份子,遭受了比波兰远为严酷的政治迫害,今天,政治上的恐惧症、冷漠感日益严重,不再相信精神价值的犬儒病蔓延神州;继续为人权、自由和正义而抗争的中国作家和知识份子,已经为数不多。而在这两种主要的思想倾向中,高行健属於犬儒病严重的中文作家。
     在文学创作方面,贡氏打破了十九世纪以小说为“人生明镜”的写实传统,大胆革新了戏剧舞台,许多作品很难绳之以规矩方圆。他的三卷本《日记》(1953-1969),熔短篇小说、散文、游记、政论、文论於一炉,令人耳目一新。长篇小说《菲提杜克》(1937)充满魔幻色彩。六十年代,贡氏剧作《伊沃娜,柏甘达的公主》和《婚礼》首演之后,被批评家归入荒诞派戏剧,可是,两剧实际上分别写於1935年和1946年,比尤奈斯库和贝克特的戏剧还要早出。贡氏以独特的前卫风格为西方荒诞派开了先声。细读贡氏的绝命书《一种遗嘱》(1968),更可以发现贡氏是如何“独立於潮流之外”。
     由於高行健深受贡氏影响,他们在某些方面确有貌似之处。高行健在小说形式方面的探索有其一定的意义。在戏剧创作中,高行健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窠臼,他的戏剧从贡氏那里学到一点东西,常以插科打浑逗乐观众,有时还无所顾忌把裸体搬上舞台。但大体来说,无论是高行健的《车站》还是《逃亡》,都是步西方荒诞派戏剧和后现代的后尘,多效颦之处。
     无可讳言,像高行健这类中文作家借鉴西方文学,无论是学前卫荒诞还是现代后现代,大多学皮毛易,学精神难。下面笔者将就高行健与贡氏的貌合神离进行比较论述。
   一、比较接近的童年家庭环境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作家的童年时代对他或她日后的创作往往有深刻的影响。高行健和贡氏的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是比较接近的。
     据作家陈军的一篇访谈录2,高行健有一个愉快的童年。他出生在赣南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他爸在一家银行工作,工资比较高,母亲是抗日剧团的演员。在抗战期间的逃难中诞生,逃难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带着钢琴逃难,很快活,很安全。在家庭环境中,高行健喜欢客厅。因为,“那时候,我觉得父亲的朋友都谈吐文雅,西装革履的;母亲受的是教会式的教育,所以我们家算是个中产阶级了。父母亲家以前也是大家族,后来虽然败落了,但是他们身上那种遗风尚在。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唱西方歌曲,唱歌剧,太太们留学后来以后拿着洋嗓子唱花腔,生活很好玩。”至於那个“旧社会”,高行健说,“我却没有看见多少苦难,那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这对於一位作家来说,不知是高行健的有幸还是不幸。
     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儿子,贡氏出生於一个拥有庄园的贵族家庭,教育良好,却从小同情下层。在《一种遗嘱》3中,贡氏回顾童年时代,谈到年仅十岁那年,他就为他的家庭所过的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一种“羞耻”:“是的,我曾讨厌那间客厅。我私下里极为喜爱食品室、厨房、马厩,看牛娃娃和农家姑娘……我曾经是一个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啊!我早期勃发的性本能,是由战争、武力、军歌和汗水滋养起来的。我把我自己捆绑在辛勤的劳工身上。降格屈尊成了我永恒的理想。假如说我崇拜任何人,那就是崇拜奴隶。但我那时并没有认识到,通过崇拜奴隶我就能成为贵族……”(页32-33)。
     贡氏这里所说的“贵族”,显然已经不是指纯粹的经济财产上的贵族,而是精神上的高贵者,或精神贵族。与高行健不同,贡氏把性本能真正昇华到了哲学、文学和艺术这些高贵的精神领域。
   二、不同的“个人的声音”
     高行健一再强调,文学“只能是个人的声音”。在诺奖获奖演说中,高行健说:“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借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他声称他的《灵山》的写作“纯然为了派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高行健的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在《一种遗嘱》中,贡氏早就说过:文学“无论如何都是个人的声音。它是一项宏伟的壮丽的事业,一枝笔一张纸足够为一位作家铺写他所喜欢的,以他自己的名义,为他自己的目的,为他自己的满足,无需服从任何准则,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或限制。”(页146)《婚礼》的主人公亨利是二战中的一个士兵,他的一段“没有主义”(withoutdoctrine)独白,颇像高行健的“没有主义”的个人主义宣言:“我拒绝任何一种秩序,任何一种观念,我不相信任何一种抽象,任何一种主义,我既不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
     这些神们够了!给我一个人!“
     在亨利的荒诞梦中,他回到家园,父亲成了一个酒鬼,未婚妻成了一个妓女。梦醒之后,他只崇拜自我,他希望成为他自己的上帝。
     打开贡氏《日记》4,第一页跃入读者眼帘的是:星期一我自己星期二我自己星期三我自己星期四我自己从星期五开始,作者才开始书写他的心声,作为他自己的“灵魂的忠实走狗”。
     在贡氏那里,“崇拜自我”与上文提到的“崇拜奴隶”构成了一种悖论。没有悖论的哲学往往是肤浅的哲学。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借来贡氏的“崇拜自我”作为全书题旨和“文眼”,近乎一种肤浅的利己主义说教。因为,贡氏的“个人的声音”,并非与世隔绝的独白。他说,“尽管我给了人们象牙塔中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印象,但愿我我已经成功地显示出:在何种程度上我是我的时代的一个儿子。”(《一种遗嘱》,页122)因此,贡氏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的个人主义,是把每一个人视为等价的功能成分,用他的存在主义的话语来说,用他对妻子丽塔的一句话来说:“我是宇宙的中心,但你也是。”一个宇宙怎么能有无数个中心,怎么能人人都是中心呢?这又是一个深刻的悖论。
     高行健把文学视为“纯然”的“个人的声音”,这同样是缺乏悖论的美学观。自言自语的“个人的声音”,要能成为傑出的文学作品,必须是那些能够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的声音,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这种声音可能是他人想到了却没有能够说出来或说不好的话,尤其是他们不敢说的话。因此,对於一个伟大的有良知的作家来说,文学的“个人的声音”与一定程度上的为他人“代言”,尤其是充当被欺淩被侮辱者的“喉舌”,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如贡氏所言:“哲学、文学和艺术必须服务於那些被打落了门牙的人们,那些眼睛变得藜黑的人们,那些两颚被折断了的人们。”(《日记》卷三,页13)换言之,文学的“个人的声音”的高贵属性,在於它与卑贱者的血肉联系。
   三、“高贵的热血”与“冷的文学”
     就贡氏的美学思想而言,他主张一种纯艺术。在《一种遗嘱》中,谈到艺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贡氏指出:我们不能期待莫札特的交响乐发出愤怒抗议,也不指望蒙娜。丽莎提出有色人种问题。艺术家原本就是幻想家、做梦的人,他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在这方面,文学与艺术当然有相通之处,贡氏也常常把文学当作一种游戏。但是,贡氏认为,文学与艺术毕竟有所不同。作家没有资格把自己称为蒙娜。丽莎或莫札特,因为,“文学乃是一种不纯的艺术形式。”(页146)文学的独立性,在一个压制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立性的社会里,实际上是一种虚幻。因此,作家必然会有自己的政治观点。
     就贡氏本人而言,一方面,他赞成革命和抗争;另一方面,他又没有直接“介入”。但是,他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介入”:“艺术之翺翔必须在正常生活的领域发现其对应物,正如雄鹰把影子投射在地面。”(《日记》卷一,页61)
     贡氏把自己喻为一只垂挂着镇重物的飘飞的气球;一根连着地面延伸的天线。他看重文学的间接“介入”:“它需要高贵的热血。艺术与反叛往往是同一的。我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同时是一个革命者,我是千百年来的链条中产生的一环,闪烁着诸如拉伯雷、蒙田、洛特阿蒙(Lauteamont)或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名字的这一链条,是一个从未中断的激发反叛的历史进程……不是在於无声处的酝酿时期,就是在大声呐喊的爆发时期。我步入文坛是在反叛和鼓动的信号的召唤之下,我充分懂得,写作必须是热情洋溢的……”。(同上,页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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