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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怀疑—— 犹太裔诺奖作家的文学主题(下)

傅正明

   

   

四、改宗的两难

   

    犹太人的信仰的动摇早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就日益发生了,因为他们难免同样卷入新思想和科学发现的浪潮。族群认同已经不那么重要,他们日益改宗基督教,力求成为所在民族国家的公民。实际上,许多犹太人已经不懂希伯莱文了,他们在世界各地操着上百种不同的语言。他们古老的宗教已经成了一曲沉重的空灵的哀歌。

   

    在凯尔泰斯的 《 没有命运的人》 中,我们可以看到,科维斯小时候听他叔叔拉约斯说,向上帝祷告必须用希伯莱语,可科维斯不懂他自己的祖先的语言,他跟着叔叔去祷告时,只得仔细观察叔叔的嘴唇的开合。因此,信仰在这个孩子的心中,除了他叔叔的嘴唇的开合的记忆以外,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换言之,科维斯从小就已经完全被缺乏信仰的世俗社会同化了。2001年,凯尔泰斯在接受马德里的一家报纸的采访时,他坦诚地说,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犹太人。可他是被当作犹太人驱赶到奥斯维辛的,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呆在死亡营里,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在一个严重排犹的社会里。他我总是感到自己是被迫成为犹太人的。

   

    在欧洲,大屠杀之前犹太改宗者大有人在,在美国同样如此。早在 1825年,查尔斯顿的犹太人就组织了“以色列改革会”( the Reformed Society of Israilites )。他们口号是:“美国就是我们的锡安山,华盛顿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 这种美国化的故事, 直到二十世纪,仍然是犹太人在这个新世界的文学创作的重大主题。贝娄是“犹太作家集团”的代表者,俄国犹太移民的后代,生于加拿大魁北克。他后来曾长期在美国各地读书任教和写作。他的流浪汉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美国犹太人的边缘状态和思想经历。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属于犹太文化,也不属于美国文化,他们有时也把改宗视为一种自我背叛,因此而承受心理压力和精神苦闷。欧文·豪在 1946年的一篇文章写道:“我所写到的这些当代知识分子,做犹太人难,不做犹太人也难。由于他的社会与他的传统、他的地位与他的愿望互相发生冲突,他陷入紧张状态,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犹太人而受难。”17

   

    辛格尔是在纳粹的恐怖下移民美国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戈拉的魔鬼 》 ( 1934 ),以十七世纪的一个犹太人村庄为背景,小说中哥萨克人对犹太人的残酷的劫掠和屠杀,暗示了一种文化的崩溃,预示了犹太人面临的法西斯种族清洗的厄运,同时表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辛格尔的《 莫斯卡特家族 》 ( 1950 )、《 庄园 》 ( 1967 ) 和 《 农庄 》 ( 1969 )等小说,都是从不同侧面再现波兰的犹太社会在现代文明和排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的解体过程。在他的《 卢布林的魔术师 》 ( 1960 ) 中,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叶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的魔术大师,本来有个安宁的家,忠贞的妻子,由于情欲的驱使,不仅抛弃了家庭,而且抛弃了犹太教,改宗天主教,最后铤而走险。在他的悲剧性的失败之后才良心发现而终日忏悔。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出生在列尼格勒一个犹太人家庭里的布罗茨基,年仅七岁就有了本能的改宗倾向。在学校里,别人问到他的民族时,他撒谎说不知道,可全班同学很快就知道他是犹太人,从此,后来的这位杰出俄罗斯诗人,在青少年时代饱受凌辱和欺侮。

   

    一般来说,纳粹上台之前的排犹,主要是在心理层面,导致犹太人的自卑感,有些人甚至把一切与犹太有关的物件视为消极的和劣等的,拒绝认祖归宗。海涅和卡夫卡都曾愿意被德意志同化,却仍然不被承认,这种永恒的痛苦煎熬着他们。犹太人的改宗,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即使捐了门槛让千人踩万人踏,可鲁四老爷还是不准她碰“祝福” 的祭品。 仿佛犹太人的出生罪永远洗不干净,身上的耻辱的胎记无法抹掉。相反,改宗者要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精神压力,他们既得不到非犹太社会的认同,又要承受来自自己的同胞和整个犹太社会的压力。

   

    希特勒上台之后,排犹被提升到政治层面,剥夺犹太人的德意志认同的手段是血腥的暴力。犹太民族苦难成了犹太作家的主要题材,而这一时代,也正是犹太作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在德国,女诗人萨克斯一家,实际上是德意志化了犹太家庭,萨克斯从小就把自己看作德国人,她的犹太教信仰与成为德国公民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人格分裂。如她在散文 《 生活在威胁下 》 ( 1956) 中所写到的那样:“生活在威胁下:在敞开的坟茔里腐烂而不死。”这种求生无门,求死不得现实状态,是犹太人命运的真实写照。萨克斯最后被迫流亡瑞典。

   

    在法国,萨特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犹太人必须在“真存在”与“伪存在”之间作出选择,“真存在”绝不能离开反犹主义而存在,否则就是“伪存在”。犹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生于罪恶。萨特为那些准备选择“真存在”的犹太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欢迎他们成为法国人。

   

    某些见风使舵,迅速改宗的犹太知识分子,却并未因此而逃过劫难。他们原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可是一旦他们成名之后,就“改宗 ”权贵,为王者谋。用德国人的一个更为精妙的比喻,他们像骑自行车上坡的人,对上低头弯腰且驼背,对下两脚狠心死命踩。

   

    可是,法国的柏格森却表现了一个哲人的道德风范。柏格森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英国人,因此,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市政府曾“宽宏大量”,不把他看作犹太人,“恩准”他豁免受排犹法案的约束。但是,柏格森断然拒绝恩赐,他认定自己就是犹太人。八十二岁高龄时,柏格森已经名满天下,但他仍然风雨无阻,抱病在犹太人的长龙中排队等候登记受辱的犹太人户口。从他那谦卑而高贵的神态,人们仿佛可以看到一种沉默的抗议。今天,谁能说柏格森的存在是一种 “伪存在 ”? 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曾吸引了柏格森的宗教倾向。他认为各种别的宗教都可以从基督教吸取爱和创造的灵感。在 1937年的遗嘱中,柏格森承认天主教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看到排犹的恐怖潮水即将卷起狂浪,甚至感到排犹狂潮大有摧毁整个世界的势头,柏格森表示,他决定仍旧留在这些即将遭受迫害的人们中间。在当时的情况下,柏格森依然不屈地站在弱者立场上的。

   

    作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柏格森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子。凯尔泰斯同样如此:既然你要把犹太人的烙印打在我的脸上,我就永远站在这被凌辱的群体中间并为之代言,为之抗争。更有意义的是,如瑞典学院的颁奖公报所指出的那样,对凯尔泰斯的这一强加的归宿,反而把他引向对人性及其时代的深刻认识。

   

五、改宗革命的悲剧

   

    一方面,革命思想往往是在贫困、苦难和压迫中酿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尽管犹太人热爱和平,尽管犹太经典从未出现革命的概念,但犹太教比较容易导致革命思想。与基督教相比,犹太教徒期待弥赛亚即救世主的到来,并且积极地以遵守上帝律法和多行善事尽快迎来弥赛亚。他们大都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历史上有人甚至认为领导反罗马统治的犹太起义领袖巴尔·科赫巴 ( Bar Kokhba ) 就是弥赛亚。出于犹太人的平等观念和求解放的渴望,他们相信人间乐园可以在现世建立起来;而基督徒则相信,要等到世人死后耶稣基督重临才能建立起天国。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投身革命的不乏其人。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使得原本早就没有祖国的犹太人不胜神往。走向无神论也就成了犹太人改宗的一大形式。

   

    保尔·海塞的 《 安德雷亚·德尔芬》 ( 1859 ),虽然是以十八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的革命为题材,却反映了作者对 1840年欧洲革命以来 不少犹太人改宗革命的思考。作者让小说 主人公、革命者安德雷亚因为误杀无辜而无法逃避 在上帝面前的自我审判, 最后以投海自杀否定了革命的暴力。

   

    二十世纪初叶,俄国革命卷入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革命的七巨头中,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斯维尔德洛夫和布法林等五人都是犹太人,甚至据说列宁也有犹太人血统。而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也有不少犹太裔作家。俄罗斯出身的卡巴克 ( Kabak ),于 1905年,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年代, 出版了小说 《 孤独》,考察了犹太复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

   

    在德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从普法战争以后,德国就日益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18 这也是德国不少犹太人改宗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富于反讽意味的是, 不少犹太人卷入的反对资本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在犹太人那里发现了最大的资本家,即革命的阶级敌人。

   

    在美国,阿伦·古特曼在《 犹太人的改宗 》 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我们的历史上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插曲;我们都在等待,据说是等待戈多而不是等待 ' 左派 '。但小说家和诗人继续在发表异议。”接着,作者指出,包括贝娄在内的许多犹太作家都在支持社会主义期刊。古特曼认为,犹太社群的继续存在的真正威胁,乃是“现代世界的乖戾反常的世俗化 ( secularism )。” 19 也就是说,各种宗教实际上都受到现代社会的挑战,许多人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却还要求犹太人改宗,由此可见世界的荒诞。因此,改宗革命也就成了一种难免的选择。在威塞尔的《 夜 》 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信仰延缓了在集中营里可能突然爆发的革命。不少年轻的犹太人感到,与其像羔羊一样就戮于屠夫,不如抗争而死!在奥斯维辛之后,犹太人更有了充足的理由去否定上帝,去高唱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去否定任何神圣的事物。因此,革命不革命,对于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来说,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如威塞尔对他的同胞所作的心理分析:

   

    “去感谢上帝吗?不,去否定他!去告诉他,听着,作为微不足道的必有一死的人,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夺取武器,可以在每一个场合每一条路上每一个车站运用暴力--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但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因此放弃了这种权利;我们选择--是的,选择仍然做一个人,选择宽容。”20

   

    就这样,在奥斯维辛之后,犹太人又一次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发生了一次分化。在威塞尔的《森林之门 》 中,就可以看到一支顽强抵抗的犹太人游击队。他的另一部小说 《 黎明 》 ( 1961 ),以英军控制的巴勒斯坦为背景,被集中营的恶梦所纠缠的青年艾利沙,成了以色列自由斗士。作者让他面对了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应不应执行上级的命令,为了 “正义 ”而杀人--枪杀一个被俘的英国军官 ?他要充当一个恐怖分子的角色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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