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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仅仅是“他的故事”——诺奖女作家与女性主义

为什么历史 ( history ) 是“他的 ( 男人的 ) 故事”( his-story )而不是“她的 (女人的 ) 故事”( her-story )?这是女性主义者经常质疑的一个重要问题。

   女性主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 贝尔·胡克斯从政治意义上把女性主义界定为“一场终结性别压迫的运动”1 而伊莱恩·萧瓦尔特则从文化角度指出:女性主义是一种自觉意识到的对于妇女的独特的价值、信仰、观念和行为的关注和弘扬 (celebration ),或者说,是对传统的妇女特徵的关注和弘扬。2 胡克斯对女性主义的界定采取两性对立的思考模式, 切中肯綮,却过于简略。萧瓦尔特的话,首先有一个思维时空问题。如果以整个人类历史为思维时空,许多社群都有其母系社会的历史,妇女的传统角色在两性中原本是占上风的,在向父权制的过渡中可能有一个两性抗衡的相持阶段。自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妇女就日益沦为男权阴影下的女奴。而女性主义,正是对父权制以来的这种传统角色的挑战、反叛。女性主义者不甘愿做男权社会所规范的角色,要求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从文化角度加以反拨、矫正和拓新。

   百年诺奖的女作家群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男女平分秋色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在文学领域也是阳盛阴衰。回首诺贝尔文学奖百年, 到 1999年为止的九十八位得主中,只有九位女作家,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九点一八。这九位女作家即瑞典小说家拉格诺芙 ( 1909年 )、意大利小说家德勒达 ( 1926 )、挪威小说家温塞特 ( 1928 )、美国小说家赛珍珠( 1938 )、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 ( 1945 )、 从德国流亡瑞典的犹太裔作家萨克斯( 1966 )、南非犹太裔小说家戈迪默 ( 1991),美国黑人小说家托尼·莫里森 (1993 ) 和波兰诗人维斯拉瓦·辛波丝卡 (1996 )。

   拉格诺芙、 德勒达和温塞特的小说基本上与女性主义问题无关。 二十世纪初叶,欧洲“妇女参政运动” ( the Suffragett Movement )开始兴起时,温塞特就在<<妇女参政运动有感 >> 一文中非议具有独立意识的女青年,她强调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基本地位”。 在她看来,“一个妇女没有什么比成为一个好母亲更好,也没有什么比成为一个坏母亲更坏。” 3 而她自己就是一位贤妻良母,只是利用余暇写作而已。在萨克斯和戈迪默那里,民族苦难和种族隔离制度压倒了其他一切方面,女性问题不是她们要处理的特殊问题。戈迪默甚至采取一种与“自由女性主义”相对抗的“反女性主义”立场,因为她认为女性主义把性别差异的问题与种族差异以及阶级差异的问题割裂开来。因此, 在诺奖女作家中,涉及女性主义主题的,主要有赛珍珠、米斯特拉尔、莫里森和辛波丝卡等几位作家。

   诠释中国妇女命运的“他者”

   赛珍珠原名帕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 ( Pearls Sydenstricker Buck ),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的名字给自己取了赛珍珠这个中文名字, 这件事本身就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意识,因为在中国社会, 一个妓女,不管她如何有名、有才有貌乃至有钱,她在男人眼里始终只是一种玩物,在名门闺秀的眼里也是一个被鄙夷的下贱货。 而赛珍珠却没有这种偏见。

   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赛珍珠极为关心妇女、儿童和家庭问题。小说 << 大地 >> ( 1931) 中的一个家庭,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主人公王龙原本是扎根黄土地的原始农民,他花几个钱从一大户人家买来丫头阿兰做老婆, 阿兰被贱卖是为了救自己的父母兄弟的命,因为她长得丑,更成了廉价的商品。王龙成为暴发户后开始纳妾嫖妓,气死了阿兰。时下中国民谚云:“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而赛珍珠早在三十年代就表现了中国男人的这种劣根性。

   赛珍珠的另一部小说 << 母亲 >> ( 1934 ) 中的那个无名无姓的中国“母亲,是中国妇女的传统特性的个性化。较之阿兰,她具有更为勇敢的性格,即使她的儿子参加革命被斩首了,国家暴力也没有击垮她的女性的坚毅。但是,她没有也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她只能在孙子身上找到新的奉献她的全部爱的对象。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社会的女主人公,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不得不承担家庭责任,放弃自身萌动的欲望和朦胧的独立意识,结果往往招致悲剧命运。在诠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方面,赛珍珠也许是“他者”( the Other ) ---- 这一词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方面都很难传达其复杂的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涵, 此外,在英文中,这一词原本无性别差异,在中文中,却打上了男权色彩。笔者在这里借用这一词,仅仅想表明,一方面,赛珍珠对中国妇女命运的观察和描写, 有时的确隔了一层,但另一方面,可以说她即在“此山”中又不在“此山”中,具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眼光,因此,她才能见出“庐山真面目”。

   拉丁美洲的精神皇后

   像赛珍珠一样,米斯特拉尔也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女性。她的走向社会,是在青年时代经历了恋爱悲剧之后。她热恋的一个男子抛弃了她,而他自己后来又自杀了。 从此,米斯特拉尔决定终身不嫁,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改革和诗歌创作。在政治领域,她曾被智利政府任命为驻外代表,在不少国家作过领事,二战之后,还一度出任驻联合国特使,成为著名的和平战士。

   在文学领域,瑞典文学院颁奖给米斯特拉尔时,曾将她誉为“拉丁美洲的精神皇后”。她虽然是政坛的女强人,却不失为诗坛的温柔的抒情诗人,把恋情和母爱表现得极为细腻。她的诗作 << 大树之歌 >> 中的大树的意象,可以说就是“两性同体”的神话:一方面,它“温柔,/ 善良 / 又像女人的心肠。/ 婆娑的枝头 / 怀抱无数生命的子房 ”;另一方面,诗人希望像大树一样“热情,豪放 /,胸怀如此宽广/ 把宇宙容纳包藏”。这种对于雄性美或“阳刚之美”的“内摹仿”,往往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强烈的心理倾向。

   在米斯特拉尔的散文 << 多一些小鹿,少一些神鹰 >> 中, 作者谈到智利国徽上的神鹰和小鹿的图案是“力量和洒脱” 的象征,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两个侧面。诗人认为,小鹿是女性的象征,和平的象征,是智利民族的精神的脉搏,第一位的精神特徵。而神鹰只是智利民族在国难当头时在绝壁上的飞翔,而有时,神鹰在安第斯山上空划一个很大的圈子盘旋,目的仅仅是为了悬崖上的一块腐肉。因此,诗人更强调的不是被人们过多渲染的勇武的神鹰,而是象征女性原则的细心、敏捷和智慧的小鹿。

   作为作家和诗人,赛珍珠和米斯特拉尔都提出了女性所特有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精神价值,但其作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女性主义没有太大的直接联系。在诺奖女作家中, 也许只有莫里森和辛波丝卡是与女性主义密切相关的作家。

   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力下

   莫里森像许多黑人妇女一样曾经遭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双重压力。 从这一方面来看,戈迪默反对孤立地看待女性问题的观点是颇有道理的。黑人的“族群特性” ( Ethnicity )在莫里森身上有明显的体现。族群特性同样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界定。卡洛琳·德纳蒂认为,就其政治内涵来说,族群特性源于多民族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的作用或角色问题,其目的是要终结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对少数民族所施加的社会压迫。就其社会内涵来说,德纳蒂套用萧瓦尔特对女性主义的文化界定,认为族群特性是一种自觉意识到的对于一切种族或民族在社会中各自的价值、信仰、观念和行为的关注或弘扬。4

   与德纳蒂的对族群特性的政治的社会的界定相似,莫里森在接受记者采访和她的不少论文中,不断采用“主导叙述”( master narrative ) 这一意识形态概念来指称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性别和种族所“书写”的社会“文本”。 她的小说往往把边缘地带的黑人女性置于情节中心以吸引读者的注意,从而提供了取代这种“主导叙述”的另类“文本”。

   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 << 最蓝的眼睛 >> ( 1970 )所描写的黑姑娘皮科拉,在学校里是唯一的独自一人坐在双人桌上的女孩子。在她的老师和同学眼里,她仿佛压根儿就不存在。没有人瞥她一眼,老师只有在要求每个学生都作答的情况下才会叫到她的名字。 而在家里,皮科拉也受到虐待和歧视。因此,她常常好几个钟头独对镜子发呆,寻找自己为什么这样丑陋的奥秘。她以为自己只要有一双最蓝的眼睛, 她就能招人喜欢被人尊重。小说深刻地揭示出,对黑人妇女的双重歧视和压迫最有害的因素之一,就是女性美的安格鲁-萨克森标准,一种仿佛永恒不变的审美标准。金发碧眼,被视为女性美及其价值的前提。这种标准,使一切妇女的特长或美德被商品化了,使黑人妇女沦为次等商品。

   中国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白人世界同样有人误以为,女子有容即有德。莫里森痛心地说:“形体美作为一个‘美德’( virtue )的观念,乃是西方世界的最不言自明同时也是最为有害的观念之一,我们将与它无关。形体美与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一概无关。”5 在莫里森看来,更有害的是,黑人社会,甚至黑人妇女,竟然也接受了白人的审美标准,并且用在黑女人身上。小说中的皮科拉就是如此,屈服于所谓“主导叙述”,是社会的牺牲品。

   在非洲神话中,传说黑女人是由焦油变化而来的。今天 “黑焦油女人”( tar women) 在崇尚金发碧眼的白人世界仍然是一种蔑称。

   在 << 最蓝的眼睛 >> 中,莫里森笔下的那些“黑焦油妇女”, “…… 世上的每个人都占有对她们发号施令的地位。白人妇女说“干这个。”白人孩子说“给我这个。”白人男人说“到这里来。”黑人男人说“躺下。”……她们跑到白人的房子里,她们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当白人打她们的男人时,她们擦干男人身上的血污,然后回到家里接受挨打的受害者的虐待。她们用一只手打自己的孩子,用另一只手为他们偷一点东西。把树扳倒的双手也是割断婴儿脐带的那双手; 使劲勒死鸡脖子、屠宰猪喉管的那双手也要催开非洲的紫罗兰;负荷一捆捆、一包包、一袋袋重物的双臂也要摇着孩子入睡。 她们把陶瓷敲成椭圆形的一块块碎片 ---- 用来为死者做寿衣。她们整天犁地,然后回家在她们男人的四肢下像搅拌混凝土的碎石一样垒起栖息的巢穴。她们翻过身来骑在丈夫臀部上的那两条大腿也是骑在骡子背上的那双大腿。”6 “黑焦油女人”就是这样在现实生活中世世代代在那片土地上辛勤劳作、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生生不息。她们像辛勤的蜜蜂一样无暇悲哀,无暇对镜长叹,顾影自怜。

   尽管如此,莫里森展现了年轻一代的另一种追求和反叛。在小说 << 苏拉 >> ( 1973)和 << 黑焦油婴儿 >> ( 1981 )中,苏拉和杰迪妮喊出了反叛的强音。当苏拉离乡背井时,她热望找到一种充实的生活。她发现,唯一能够享受精神自由的黑女人是那些歌星和舞星。她重返故乡小镇,尝试以性自由来打破传统习俗和价值标准。她在别人眼中成了坏女人, 她的反叛招致失败。 杰迪妮比苏拉晚出一辈。 可以说,她是文化意义上的“混血儿”,她有黑人的血统非洲的根,却在欧洲学校接受教育,她力求切断自己的非洲纽带,却同样无法摆脱悲剧性的两难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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