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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世界

傅正明译

    译者按:2001年12月中旬,在诺奖百年庆祝活动期间,瑞典学院特邀纳丁•戈迪默、席慕•希尼、君特•格拉斯和维迪•奈保尔四位诺奖作家参加一次文学座谈会,座谈会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举行,以“作家与世界”为题,由瑞典学院院士和作家帕尔•维斯特伯主持。以下是从电视直播影带翻译的座谈记录。

     帕尔:欢迎你们来到斯德哥尔摩王宫和皇家图书馆。今年庆祝诺贝尔奖颁发一百周年,诺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聚会。我作为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的诺奖评委,代表瑞典学院特邀四位文学奖得主在这里与我们一起座谈。维迪•奈保尔先生是本届诺奖得主,他象征着文学奖的一个新起点,他从特利尼达、英格兰走来,今天已经成为足迹遍及世界的旅行家。来自南非的纳丁•戈迪默,曾经让人们了解到那个种族隔离的恐怖世界,她的小说为反种族隔离斗争勾勒了一个概貌,摆脱了种族隔离的统治之后,现在她还在继续深入研究人性。来自德国的君特•格拉斯,我们早就听到他那敲了四十多年的铁皮鼓了,鼓点铿锵有力,令人鼓舞,使我们铭记我们的时代曾经遭遇的重大问题。爱尔兰大诗人席慕•希尼,他植根于爱尔兰泥土的枝桠已经跨越海洋延伸到北欧,当然,他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北欧。我们真诚地欢迎你们,我们互相之间早就认识了。在这里举行一次非正式的座谈,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诺贝尔在遗嘱中谈到获奖的作品应当给人类带来最大益处。究竟有没有这样的文学作品呢?你们已经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吗?纳丁?

     纳丁:我认为,作家必须把握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在于如何使这个世界更富于人性。尤其是就狭义的解释,就政治影响而言,应当如此。很难说,现代社会有哪个国家的作家对统治阶级的政府产生了什么影响,并且能够为社会的人道化和民主化直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而且,其作用更持久,更潜行默化。当今媒体如此之多,借助新闻报导,人们得知各种事件,也许会有点儿影响。在报刊杂志的栏目上,人们可以得到目前的恐怖危机的背景知识。我认为,作家凭借其想象力和洞察力,可以为世人叙述在这个危机发生之前的事件,可以从长远的观点来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给人类带来益处,靠的是敏锐的思考。这往往要求作家抱着明确的态度,不趋时合流的态度。普罗斯特说:“绝不要害怕走远路,因为真理就在远处”。我认为这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

     帕尔:艺术可以消灭压迫吗?当然,索尔仁尼琴改写了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这是一个特例。西班牙作家罗卡(Lorca)死了,却仍然活着。弗朗哥早就被遗忘了。

     维迪:我们不能只谈压迫。文学之所以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文学所改变的是文化,是人的思维方式。卢梭,几乎在蒙田之后创造了现代世界。巴尔扎克使法国人形成了他们的法国观点,福楼拜延伸了这个观念。当代作家乔德福利(Nirad Chaudhuri)的自传《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的自传》,使印度人对他们自己先前不知道的历史形成了一个观念。因此,人们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把时事撇在一边。人们都认为:作家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于娱乐作用。

     帕尔:你的看法呢,君特?

     君特:文学的功能在于记忆。我们所处的时代,左右其走向的是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但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因此而有可能记住被忘却的故事——那些故事乃是现实的一部分。在文学中,我不叙述胜利者的历史,只叙述失败者的历史。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历了社会生活中进行的一切抗争。政治与文学应当分离开来,人们如是说,但它们却往往扭在一起。如果我们觉得,谈论政治就得小心翼翼,那么,政治就会一口把我们吞噬了。政治家是饥饿的——这是我在战后的体验,作为“燃烧的一代”中的一员体验过的残酷的现实。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也没有忘记魏玛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当时有些作家说,人们应当处身于政治和社会之外。但后来怎样呢?他们被迫移民,一部分人被杀害了。这是我年轻时得到的教训,我懂得这是为什么。

     帕尔:是的,我喜欢多思考。在这信息如雨的时代,我们作为作家必须往回看,必须记住那些故事,回顾那些实实在在奠基在深层的模式,追溯湮没的历史,如维迪所做的那样,如你们大家所做的那样,你们已经深入……。

     君特:深入那些人们不了解的,没有写过的,口头的历史。

     希尼:文学有益于人类,不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有益于每一个个体,有益于人们互相了解,有益于抗衡那种无形的可怕的压倒个体的力量。一幅图画,可以唤起美感或情感,从而通过诉诸个人的感情促使人们追求理想。可惜布罗茨基不能参加我们讨论了,但是他曾经谈到一件奇妙的事:“如果艺术教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的命运乃是某种个人的事情。”这种洞察力是颇有益处的。

     纳丁:我认为,我们是被迫走向个人的领域。写作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况,从本体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角度来研究。你,君特,谈到记忆。历史也是一种记忆。但是,对记忆的研究,唤醒的记忆——我们靠诗人和作家的人格来浇铸而形成的作品,是一种补充。它所补充的是早已存在的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

     希尼:它补充了笔录下来的各个方面吗?

     纳丁: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历史连一半都讲述不了。我们的探索,例如,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探索补充了另一半。我们所见所闻的东西属于表层,但我们更深入了一层。所以我要创作,要效法某些作家。

     维迪:你和君特谈论如何在可怕的处境中写作。而我要写的是使人惊异的事件,不复存在的社会现象。

     君特: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的家乡在但泽,现在那里居住的是另一个民族了。通过文学,借助语言,可以生动地再现那些政治上的失败者。但我也体验到,某些重要方面已经改变了。文学史也是一部检查制度的历史。从一开始,书籍就是被查禁的,后来总是不断受到查禁。但是文学始终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等待。“两百年后我们的禁书将面世。”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一个作家被查禁,像世界各地所发生的那样——监禁作家、处死作家,那么,我们再也不用等它一百年才出书。因为,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人们有可能终结这样的历史。使用全部核武器和一切技术,我们完全可以在地球上抹掉一切生命。但是,我们不能继续采用上个世纪的同样的方法。

     希尼:让我勾勒一幅素描吧。一战期间,我们在德国或英国的战壕里,有人却携带一本《名叫艾内斯特的重要性》(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剧作)。手榴弹爆炸了,人被炸杀了,尸体腐臭了……那种无可挑剔的、幽默的、智慧的艺术品成了陪葬品。艺术所展示的清晰的幻想,对人类是有益处的。它是一种抗衡,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逃避。它也是有趣的,维吉尔的《牧歌》就是如此,它是最为奇妙的诗作之一,是现存最美的田园诗,但是,那里实际上曾经是一片荒原,是满目疮痍的意大利,是涌流不断的难民潮。连维吉尔父亲的庄园都被没收了,但是,维吉尔把一种宁静的环境与荒芜的旷野并置在一起。米沃什的诗作《世界》,写于1943年的华沙。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历史事件化为文字。叶芝说:“我尝试仅仅用思想就能净化现实赢得正义。”多么激昂慷慨!不管怎样,靠恐怖手段我们无法达此目的,我们不能把正义事业委托给恐怖主义。那样的画面太可怕了,人们应当展现的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合乎情理的图画。

     帕尔:我认为君特的主题是重要的。文学的确与记忆有关。一个“真实的委托”挖掘出来的过去的记忆,是很不愉快的记忆。我们,你们,都是见证人。通过艺术创造,你们描绘出完美的图画,同时也把个人的象征手法和全部想象熔于一炉。但是,一个极权国家不允许个人的记忆,不允许个人关系的介入。所以你们的作品受到检查和查禁。维迪呢,你的作品在好些国家都不能免于这样的命运。戈迪默的作品在她自己的祖国被查禁。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生…对此你想说些什么?

     维迪:尽管如此,比起纳丁和君特,我很少想过这些事情……我在挖掘殖民地历史时,写的是过去的事情。但我是自由的。我从来没有被人跟踪,也没有人要求我修改某些部分。因此,我没有感到那种强制性的不得已的痛苦,也没有感到很大的危险,尽管我的写作是极为严肃的。但我没有深入思考人的命运,也没有想过我的作品的价值。我仅仅致力于观察现实,并且描绘一幅完整的图画。我只是纵笔写来。假如一位作家努力在脚下奠定一种稳定的意义,他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

     希尼:你当然不想站在一块朽木板上随着它垮掉。

     维迪:说得好!绝妙的比喻!

     纳丁:但是,如果我们过于严肃就可能受到责难。维迪,我不同意你所做的区分。人在充满冲突的关系中有其自身的根源,这是一个与创作相关的问题。但是,要创作就顾不得陷在纠葛中的处境。普罗斯特的“不要怕走远路”的告诫,甚至适合于人的内心世界。是的,我们是由我们的社会塑造的。但是人的不可思议的个性也是隐埋着地雷的一个标志。

     维迪:是的。

     纳丁:我们描绘这个标志。维迪,我赞扬你的获奖演说,真心赞赏。无可置疑,我们的内在见证,不但赋予我们自身以某种意义,而且也赋予世界以意义。可是,你却说你是非政治的,实际上,你作为殖民地的一个孩子,光这一点就已经属于政治范畴了。是政治塑造了你。

     维迪:的确如此,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特别地非政治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点,我想承认的是:原因在于,像纳拉扬(R•Narayan)一样,像这位比我年长的刚去世的印度作家一样,我们长期处在与权力疏远的状态。我认为,在一场赌博中,我们只是筹码而已,我们失去了能够改变环境的主动感。

     纳丁:可是,你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你自己的感触,你承当了表现这种感触的责任,并且说:“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想的。”“这取决于我,取决于我所表现的内容”。

     帕尔:我要补充的是,维迪,你小看了你自己,因为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你已经充当了那些发不出声音的被压迫者的代言人,只要通过倾听并且让他们的声音在你的书籍中占据一些篇幅,就能做到这一点。《大河湾》或《在信仰者中间》,无不如此。倾听别人的声音,就是一种功德。这是你们的共同之处。希尼,我想问问你的想法,你提到数年前的获奖者米沃什,他也是布罗茨基的好朋友,他说:“假如诗歌不为民族或人民服务的话,那算什么诗呢?”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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